斯基泰艺术,斯基泰人在公元前7世纪时向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亚的进攻，以及对亚述帝国的大举入侵并不只是政治历史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别忘了，斯基泰人与亚述王国曾经结成过100多年的同盟，他们之间的亲密接触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草原艺术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依据。毫无疑问，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驰骋于西亚时就已经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我们还应当在此加以说明，斯基泰艺术的初期也曾受到过克勒特－多瑙河区域霍尔斯塔特的铸铁技术的影响（霍尔斯塔特文化存在于公元前1000或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500或公元前450年间，斯基泰文化存在于公元前700年到前200年间），但主要的是高加索和米底亚国罗尔斯坦地方，由于有各族人民在公元前7世纪的骚动，便与斯基泰人发生了很亲密的关系。弗兰兹·罕撒尔先生同意其在维也纳的同事柯尼格的意见，明确认为在高加索的库班的一大部分青铜古物和在古代米底亚西南部的罗尔斯坦的一部分青铜古物都应该是属于公元前7世纪的。在罕撒尔先生看来，库班和罗尔斯坦的青铜器中有一部分应是属于息姆米里人的。很明显，这两种青铜文化与斯基泰艺术的初期有关系，斯基泰人和息姆米里人的侵略军的骑兵队曾经在这个时期对这些地区进行过骚扰。关于亚述－巴比伦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对于斯基泰艺术的初期作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我们有一个无可非议的证据，就是在库班克勒梅斯城出土的金铁合制手斧，据考证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物品。在这个手斧上装饰着古代亚述－巴比伦（及罗尔斯坦）古老的画题，两个野山羊站在一棵生命树的旁边，附近还有一只美丽的鹿；这种形象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它也很明显地也受了亚述王国动物象形艺术的影响，但已突出地表现出它是斯基泰式的，是为了装饰目的而制造的。
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斯基泰人的动物象形艺术曾经把人们称之为亚述人（或希腊人）的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艺术改变为以装饰为目的的艺术。这种艺术的正式建立表现在那些同样存在于库班地区的科斯特罗姆斯卡雅坟墓中的金质动物上，这些无疑也是公元前6世纪的东西，而且金鹿的角具有螺旋式的风格。所以，草原上的美学曾在俄罗斯南部流行了好几百年，它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向东方发展，一直到达蒙古及中国。最初，草原美学有两种趋势出现：一种是写实主义的趋势，毫无疑问，它一方面受到亚述－阿契美尼德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受到希腊方面的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另一种是装饰主义的趋势，正如我们前面刚刚提到的，它曾把前一种趋势歪曲，改变形式，以达到纯装饰的目的。最终，这个驯马和打猎民族从来就不忽视的所谓动物形象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是装饰风格化的一种支持和借口。
这种艺术趋势可以用游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来说明，不论西方的斯基泰－萨尔马特人还是东方的匈奴人，他们都没有固定的聚居地，也没有奢侈的建筑物，塑像、浮雕及绘画是现实主义的表现物，但他们对这些东西却是门外汉。他们的一切奢侈都仅仅表现在衣冠、金首饰、驾具及马具上。这些物件，比如钩子、腰带牌子、马具牌子、剑环、马具环、驾具装饰品、各种柄子，更不要说地毯，似乎必定要加以美化，甚至使徽章图形化。此外，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论他们是伊朗人种的斯基泰人，还是突厥－蒙古人种的匈奴人，都是在马背上度过他们的一生，草原上的生活主要是追逐野鹿或野驴群，或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观看狼追逐野羊。这是很自然的，由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嗜好奢侈的个性所致。他们在受到亚述－巴比伦的影响后所能够记在心中的只是对徽章图形和动物争斗图的考究。最后，安德生还注意到，草原上的这些狩猎者们的动物形象艺术里很明显地夹杂着巫术，这与法国古代的马德林人在骨头上雕刻图画一样。
希腊－斯基泰的金饰品是希腊艺术家们的创作，只在主题上是斯基泰的，这些艺术家们为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希腊籍移民工作，或者直接为草原上的君主们工作。如果把这些金饰品除外，那么我们在斯基泰艺术中处处可以发现他们所刻绘的动物都是些用于装饰的几何图形。根据谢福尔德的研究，我们在科斯特罗姆斯卡雅及伊丽沙维托夫斯卡雅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的艺术，在克里米亚半岛库勒－奥巴发现了公元前450～前350年间的艺术，在“彼得大帝宝藏”里发现了来自西伯利亚西部萨尔马特时代（公元前1世纪）的艺术，在外贝加尔省的乌丁斯克发现公元元年前后的匈奴艺术。在这些艺术里可以看到鹿角、马的鬃毛以至于野猫的爪子，被雕绘成环形和螺旋形，有时会把动物的身高增加一倍。在西伯利亚西部的斯基泰－萨儿马特艺术及在鄂尔多斯的匈奴人的艺术中也含有同样意味的作品，马的上唇反卷成蜗牛形。有时对动物的仿效是如此全面，它们之间的互相穿插和组合非常巧妙，尽管还存着现实主义，但要把这些鹿、马、熊或虎的头从装饰图中区分出来是很困难的。动物的角和尾巴好像树叶似的在顶点展开。于是，动物形象艺术的现实主义终于迷失于充满着装饰意味的图案中。
草原上的艺术和与其邻近的定居者的艺术是不相同的，例如斯基泰艺术与亚述－阿契美尼德艺术、匈奴艺术与中国艺术之间，但从他们刻绘的内容看却有些相似之处，尤其在描绘猎狩及野兽的争斗场面方面。亚述－阿契美尼德式的或中国汉朝时代的动物形象艺术是古典派的，线条明快简洁。草原艺术则着重于轮廓，层层涂色，与古典派大不相同。亚述人及阿契美尼德人同中国汉朝人一样，他们所刻绘的动物是行走状态的，多是在一个简单清晰的布景内互相追逐或互相恫吓。草原上的艺术家们，不论是斯基泰人还是匈奴人都常常将正在互相搏斗的动物刻画得如同缠绕在一起的藤蔓。他们刻绘的内容多倾向于动物四肢受到损伤，时常以野猫、熊、鹫或鹰和被它们咬住的马或鹿的扭曲身体作为刻绘的艺术内容。在这里没有任何速度，没有任何逃避。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有的是耐心和有步骤的互相厮杀，似乎牺牲者常常是要同凶手同归于尽。相反地，尽管有这种“缓慢”，内在的生命力很快就成为悲剧的巨大动力，如果是灿烂耀眼的风格扰乱并繁荣了艺术形式的话，那么它便抹去了通常以屠杀为题材的现实主义。
草原艺术不同的组成部分和发展趋势，极不均衡地分散在从敖德萨到满洲及黄河之间的广大区域内。草原的斯基泰艺术曾经发展到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带，对喀山附近的阿纳尼诺文化（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也有影响。毫无疑问，这种文化是属于匈奴人种的，因为在那里的一个藏品丰富的古冢内找到了尖头斧和普通的青铜匕首，其上有一些斯基泰式的动物刻绘，特别是些有卷曲形走兽的题材，但表现手法相当简单和贫乏。不过，根据塔尔格伦的研究，斯基泰人的动物形象艺术只是部分地被阿纳尼诺文化所采用，因为它的基本装饰还是依照以前所固有的几何图案形的。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却不完全是这样，阿尔泰地区这个重要的冶金业中心，在青铜时代（公元前4～前3世纪）还在继续出产仅刻有几何图形的有孔手斧，例如克拉斯诺雅尔斯尔克的“尖角式”的刻绘。但这一时代也有过一种风格简单和质朴的动物形铜器，与其他地方出土的风格复杂的铜器不同。波罗夫卡曾在米努辛斯克寻找过草原艺术在地图上及年代学上的起源，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他曾经认为黑海与北直隶湾（今渤海湾）之间的米努辛斯克实际上就是草原几何形艺术的所在地，在那里阿尔泰地区的老冶金工们用他们的锤子制造了最早的简单动物形象艺术品；到后来这种艺术流传至西南方，斯基泰人便利用亚述－阿契美尼德人的艺术也把它丰富化了；流传至东南方时，则又被匈奴人利用中国人的艺术把它也丰富化了，这是真的吗？或者相反，如同罗斯托弗泽夫所设想的，米努辛斯克艺术中动物形象的贫乏是由于斯基泰艺术在传往西伯利亚森林地带的途中贫乏化了，犹如阿纳尼诺艺术形式是由于斯基泰艺术在传往白姆森林的途中贫乏化了一样，但这又是真的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所谓阿纳尼诺文化及米努辛斯克文化只不过是俄罗斯草原上的一种衰弱的回声而已。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只能证明在俄罗斯南部初期文化中，即自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时，仍然是很质朴的动物形象艺术风格为主，例如，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及库勒－奥巴冢中的铜器（公元前5～前4世纪时的物品），库班的“七兄弟”、克勒梅斯、乌尔斯基及科斯罗姆斯卡雅，在基辅附近的契吉林等地出土的铜器。在公元前5～前4世纪时，草原艺术的风格化似乎变得更为复杂了，如在亚速海岸米利托波耳附近索洛喀出土的文物，在那里我们看到在一个上面刻绘着斯基泰艺术题材的美丽的希腊金器旁边，有动物雕刻家刻下的有特殊色彩穿插和点缀的旋涡状装饰；在亚速海附近的伊丽沙维托夫斯卡雅也发现过同样的古物，在那里镂雕的铜器本身就是雕琢出的花纹和枝叶穿插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