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蒙古帝国的国家与军队
尽管除掉了萨满阔阔出，新兴的蒙古帝国仍保留了以萨满教为基础的古突厥－蒙古人的万物有灵论，其中多少杂有袄教和中国文化的成份。该宗教认为大汗就是腾格里，是被神化了的或者说是从天神中分化出来的，这一看法受伊朗人的上帝观的影响，同汉人对天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因此，成吉思汗的继承人们，无论是远东地区的还没有被完全汉化以前，还是在突厥斯坦、波斯及俄罗斯地区还没有完全伊斯兰化以前，他们自认为就是腾格里的化身，他们的命令就是腾格里的命令，对他们的反叛就等于对腾格里的背叛。
成吉思汗自己也表现出了一种对神的无限虔诚，他认为这个神居住在鄂河发源地的不儿罕合勒敦山（即现在的肯特山）上。在成吉思汗创业时期，由于马跑得快，他才得以在篾儿乞人的追赶下逃脱，来到肯特山上避难，那些人只抢走了他的妻子孛儿帖。不久，成吉思汗便上山去朝拜。他按照蒙古人的风俗，做了一种对神表示崇敬的姿势后，摘下帽子，并将腰带解下来搭在肩膀上，然后跪在地上拜九下，最后将一种蒙古人在游牧中常饮的马奶子酒洒在地上以祭神灵。又过了很长时间，在对北京的金国发动“民族”大战之前，成吉思汗又次登上不儿罕山朝拜天神。他依然把腰带搭在肩膀上，用一种哀求的语调说：“长生不老的腾格里啊！我已经武装起来了，我要为我的祖先们报仇，他们是被金国人侮辱而死的。如果你同意我的做法，就请把你的力量借给我。”拉施特·哀丁的记载与我们上面的描述是一样的。根据其他史料记载，就在这次出征前夕，成吉思汗自闭在营帐里整整三天，只与神灵在一起。他的臣民则在他的帐篷周围边走边向上天祈祷，“腾格里啊！腾格里啊！”第四天，感觉浑身充满了天神力量的成吉思汗终于走出了营帐，他宣布：“腾格里已经将胜利许诺给了我。”
穆斯林作家们像基督教传教士那样，对这种古老的拜物教，以及信徒们对山峰和泉水的崇拜进行了记载，人们为了能离腾格里更近一些，便登上圣山的顶峰，向天神召唤，好像它就在大汗的面前；人们脱下帽子，将腰带解下搭在肩膀上向神表示敬意，如果空中有雷鸣声，即说明腾格里在发怒，那么祈求的人就应该主动躲藏起来；如果他再留在泉水中或者在流水中洗身体，会使圣洁的水变得污浊，因为神灵就居住在那里（由于穆斯林忠实于沐浴礼，这一点后来使他们同穆斯林社会产生了隔阂）。
我们知道，蒙古人对天和巫术充满着迷信与敬畏，因此他们认为各种信仰最好能够和平共处，这些信仰中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萨满教，而且有代表神灵的其他形式，像克烈部与汪古部的佛教、中国的道教、西藏的喇嘛教、圣方济各会的教派等，也就是说一切具有超自然威力的教派。只有对这些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实行优遇，才能保证他们对腾格里的敬畏。正是这种对宗教信仰的普遍性的顾虑使这个民族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容忍。只有在突厥斯坦与波斯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后代们不再畏惧鬼神时，他们才变得心胸狭窄起来。
在这些宗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蒙古国家，从回纥突厥人那里引入了文明的工具——字体与官方语言。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公元1204年乃蛮王国失败时，成吉思汗将已故塔阳的掌印官回纥人塔塔统阿收留下来，令其为他服务。塔塔统阿负责教会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用回纥字体写蒙古文，同时，还要教会他们使用皇帝的印玺签署公文，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务衙门的雏形。自公元1206年起，成吉思汗封失吉忽秃忽为大审判官。失吉忽秃忽也是个塔塔儿人，成吉思汗和妻子孛儿帖从小就收养了他，并将他抚养成人。失吉忽秃忽的任务是，从事司法方面的审议与判决，并将蒙古居民分配情况登记在“青册”上，这种“青册”同时被当作判案的依据和法典，伯希和将其解释为“一种蒙古的逐条法规”。当然，一切工作都与用回纥字体书写蒙古语言分不开。
“扎撒黑”原意为“规章”，是成吉思汗时代的通用法典。公元1206年的忽邻勒塔大会上，蒙古国通过了它的第一个扎撒黑。扎撒黑是指通过具有“天的威力”的大汗强加给他的人民与军队的一种天命，即严格的纪律。这是一个严酷的法典，规定了犯有杀人、严重的盗窃、合谋的欺骗、通奸、鸡奸、诅咒术、窝藏等罪行的人要判处死刑。在判决例案的时候，还要有成吉思汗的敕令作为补充。今天，这种敕令连同扎撒黑法典都已经遗失了。
这一蒙古法典所产生的后果曾令西方的旅行家们大为惊讶。公元1206年的那次大会之后过了大约40年，圣方济各会传教士卜兰迦宾从蒙古归来后有过这样一段记述，“世界上对领袖最服从的民族就是鞑靼人（蒙古人），就像我们的教徒们服从我们的长老一样。他们对领袖的服从是无条件的，更不会对他们的领袖讲哪怕一句假话。在这些人中间，绝对不会发生争吵、不和甚至是人命案，只是偶尔会发生一些小偷小摸的盗窃行为。假使有人丢了几只牛羊的话，捡到的人也绝对不会据为己有，通常会把它们归还给原来的主人。那里的女人把贞洁看得很重要，即使在享乐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把这段描写和成吉思汗统一之前蒙古地区的无政府状态及蒙古人民的精神状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成吉思汗制订的扎撒黑，在当时曾经对整个蒙古社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成吉思汗的家族被称作“黄金家族”，占据着蒙古上层建筑的最高层。成吉思汗作为首领被尊称为大汗，他的儿子们也就成了王子。此时，这个家族征服并占有了广阔的疆域，而他们的祖先当初只占有故乡草原的一个角落。于是，成吉思汗把他拥有的牧场分给了四个儿子，这反倒成了未来的可汗们争权夺利的诱饵。我们看到，成吉思汗曾经将阿尔泰地区的许多突厥部落征服，并将其蒙古化，因此蒙古社会应该更准确地称作突厥－蒙古社会。台托尔德与符拉基米佐夫认为这是一个古老的“草原贵族阶级”，并为其做了详细的阶级划分，由勇士们与首领们构成的贵族阶级，掌握并继续控制着社会上从自由人到平民再到奴隶等各个不同的阶级；战士或拥护者是最高级的自由人；平民，即指普通人；最底层的奴隶原则上指非蒙古族人。符拉基米佐夫通过分析认为，这个社会已经具备了一个封建社会所应具备的所有要素，联系各阶层的是各阶层之间那种世袭的对上级的忠诚。
在军队里也是如此，由不同军衔构成的各个级别之间完全靠一种封建关系维持。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关系，军队被分成了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而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都是从那颜的贵族阶层中产生的。在他们的下面，是由自由人和小贵族阶级组成的军队的骨干，这些自由人都有着古老的突厥称号“达干”，所以，他们享有保留战利品和享用狩猎中所获野兽的特权，许多达干如果立了功还可以晋升为那颜。
符拉基米佐夫还写道，大汗的护卫军正是这些“贵族阶级组织起来的”精锐部队。护卫军由一万多人组成，护卫军的兵士通常被分作日班与夜班两部分。此外，还有被称作“箭筒士”的弓箭手。“宿卫从800人增加到1000人，箭筒士也从400人增加到了1000人，散班人数则为1000，护卫军实际人数将增至1万人”。只有贵族或高级自由人才能够进入护卫军的营帐。护卫军中的一个普通兵士就可以充当其他军队中的千户长，而成吉思汗的大多数将领正是从这些护卫军中挑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