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惊痫夜啼，是肝热生风，又为痰湿所痼而阳不得伸，是以入夜弥甚。僵蚕劫痰湿而散肝风，故主之。至男子阴疡、女子崩中赤白产后余痛，无非厥阴之风湿为患，无他奥义。
邹氏谓蚕食桑而有津液留于中，又解之为释泥淖塞漏卮，不特于僵蚕燥湿去风之义背，据其所言，亦不免自相矛盾。
水蛭：水蛭、虻虫，同为吮血之品，能逐瘀破结。而仲圣抵当汤、抵当丸，必二味并用；桃核承气汤、下瘀血汤，又二味并不用。其所以然之故，有可得而言焉。成氏云∶咸胜血，血蓄于下，胜血者必以咸为主，故以水蛭为君。苦走血，血结不行，破血者必以苦为助，故以虻虫为臣。张隐庵、张令韶云∶虻虫水蛭，一飞一潜。在上之热，随经而入，飞者抵之；在下之血，为热所瘀，潜者当之。按此论水蛭虻虫精矣。而抵当汤所佐之大黄桃仁，亦非泛而不切。盖四物皆血药，而桃为肺果，桃仁气微向表，协虻虫为走表逐瘀；大黄涤热下行，协水蛭为走里破结；而同归于抵少腹下血。抵当丸之证，与抵当汤尽同，惟少腹满，则尚不至于硬矣。小便本不利而今反利，则蓄血必暂而未久矣。用汤方减少其数，又捣丸煮服者，以随经之热留于表分者多，用峻药轻取之法，使热邪尽入网罗，而瘀不复聚，正不少伤也。若桃核承气汤证，则与抵当悬绝矣。太阳病不解至下者愈为一截，言蓄血而血自下者不必攻也，血自下者亦自愈也。其外不解者至当先解外为一截，言血不自下则宜攻，然太阳传本有表邪未罢者，当先解其外，未可以下有蓄血而遂攻之也。
外解已至宜桃核承气汤为一截，外解曰已，少腹急结曰但，可见表证已无，不必顾表；少腹急结而非硬满，其人亦不如狂，洄溪所谓瘀血将结之时也。桃核承气汤，即调胃承气汤加桃仁桂枝，加桃仁桂枝而仍名承气，明示此证之有关于阳明。盖太阳病汗解之后，原有阳明腑实之虑，今不腑实而少腹急结，未始非肠胃之热下迫膀胱，以桃仁协调胃承气，则下逐膀胱之血瘀，亦上清阳明之热迫。加桂枝者，膀胱寒水之腑，热结初萌，骤以黄硝折之，气必先郁，故以桂枝化膀胱之气。且桂枝协甘草，能散结缓急，又为少腹急结之要药。观桂枝茯苓丸之下症，温经汤之瘀血在少腹不去，土瓜根散之少腹满痛，皆用桂枝，即可知此之非为解表矣。彼用桂枝敛以芍药，此用桂枝引以黄硝，桂枝所以能抵少腹也。下瘀血汤，瘀血在脐下不在少腹，不曰蓄而曰着，是其血瘀未久，腹痛亦新着之故。况在产后，岂宜峻攻。既服枳实芍药散而不愈，其为血被热灼而不行无疑矣。治以大黄桃仁涤热逐瘀，
虫导血通络，蜜丸和药而不伤液，酒煮行药而不疾下，合之则共成脐下去着之功。此与抵当汤丸之用虻蛭，顾可以同年语乎。
桃核承气汤之治，愚既辨之详矣，惟此条热结膀胱四字，前人多看作太阳传本之公共语，谓热邪随经入于膀胱，有水结，有血结，五苓散所以治水结，桃核承气汤抵当汤丸所以治血结。不知热结膀胱，但有血结，并无水结。盖膀胱为津液之腑，气化则能出，故小便不利，是气病非血病。按巢氏病源，淋病至于热甚则变尿血，何尝非膀胱之热由气入血。而外台治血淋诸方，无用桃仁虻蛭者，以尿血而非蓄血也。血不蓄，则热可谓之盛，不可谓之结。且五苓散之不治膀胱热结，固显有可证者。观仲圣用五苓散诸证，不曰脉浮微热，则曰水逆。
须末服而又多饮暖水出汗，是欲使邪从表解。若热结膀胱，何能逆挽而出。其所以渴与小便不利者，太阳之标，为寒邪所迫。热将传本，遂与少阴水脏均不得施化，即三焦之水道亦滞而不鬯，于是上不济以肾阴而渴，下则水欲泄而不利，服五苓散而诸弊俱祛，以热不在膀胱也。且五苓之利小便，乌得与滑石乱发白鱼戎盐瞿麦之属，等量齐观。为问桂枝利小便乎？
而桂枝非四两不利小便，今只半两。桂枝茯苓合而利小便乎？而防己茯苓汤桂苓并用，则治水气在皮肤。桂枝茯苓泽泻合而利小便乎？而茯苓泽泻汤桂苓泽泻并用，则治胃反吐。茯苓猪苓白术合而利小便乎？而猪苓散二苓白术并用，则治思水呕吐。白术泽泻合而利小便乎？
而泽泻汤术泻并用，则治支饮苦冒眩。善夫柯氏之论五苓散也，曰重在脉浮微热，不重在小便不利，真得仲圣立方之旨矣。
蛴螬：蛴螬生于粪壤，粪壤犹人身之恶血；迨其变蝉，则吸风饮露，最为清洁，犹人身之目不容纤尘。故其破瘀血，则蛴螬之出于粪壤也。主目中淫肤青翳白膜，则蛴之变蝉，化秽浊为清洁也。仲景
虫丸，正以其两目黯黑而用之，然虚劳而非有血瘀者不宜。
龙骨：龙骨非无真者，特不易得耳。药肆所售，乃龙蛰土中，至春启蛰上腾。其所伏处，土遂粘埴似石而形似龙，故其用与真龙为近。
龙为东方之神而骨粘舌，其用在心肝二经为多。能收敛浮越之正气，安魂魄，镇惊痫。
至徐氏谓龙骨敛正气而不敛邪气，故伤寒邪气未尽者亦用之。邹氏谓龙骨牡蛎，推挽空灵之阴阳，与他发敛着物之阴阳者异。故桂枝柴胡两汤，可以会合成剂，龙骨摄阳以归土，牡蛎据阴以召阳。二说皆极精。
、龙齿：龙骨以白者为上，齿以苍者为优。生则微黑，之则如翡翠色可爱，较白者功用更捷。
许叔微云∶肝脏魂能变化，故游魂不定者，治之以龙齿。古方如远志丸、龙齿清魂散、平补镇心丸，皆收摄肝气之剂也。
鲮鲤甲：其可惊啼之邪，无论五脏何邪，自属非分之来，难以骤当，而后发为惊啼；由惊啼而悲伤，邪则乘肺虚而并之。此时通气道之留阻而先解其邪，斯则穿山甲所克任者。若调其偏驳，安其神志，则更有他药，宜酌剂以善其后也。
后人用穿山甲，多见于疮疟两门。盖疟必有风痰湿浊痹其经络，疮则肌腠壅滞，非性锐善穿之物，不能疏排而发之。若疟涉于虚，疮至溃后，则非其所能为矣。
乌贼、鱼骨：乌贼鱼由寒乌入水而化，其骨白，骨为肾之合，而色白则属肺，是为摄气入血，故能化血中之气。肉腴润而骨独燥，又能燥血中之湿。血闭症瘕、惊气入腹、腹痛环脐者，血为气郁也。漏下赤白、阴蚀、肿痛、疮多脓汁者，血为湿乱也。治以乌贼鱼骨，如磁石之引针，琥珀之拾芥矣。
再以惊气入腹之旨绎之，惊则气乱，入腹则气下趋而靡所止。乌贼鱼能于水中下碇粘石，又何患惊气之不止哉。
龟甲：水族离水则僵，陆虫没水辄毙。惟龟常湛于水固生，终令居陆亦生，所以能治水火相啮之病。轻狡者迟重则殆，迟重者不能轻狡，惟龟腹背自迟重，首尾四肢自轻狡，所以能治中外不相应之病。衷甲者，以其坚为蔽，以其裹为卫，惟龟虽有甲，而纵横成理，片片可。
虽可
而上下紧裹，无少罅隙，所以能治当开不开、当阖不阖、并开阖参争之病。漏下赤白、小儿囟不合，非不阖乎。症瘕非不开乎。疟非开阖之参争乎。五痔、阴蚀、小儿头疮难燥，非水火之相啮乎。湿痹四肢重弱，非中外之不相应乎。盖人之一身，无不以水火为枢机。水与火相违，则气张而体不随之张，气翕而体不随之翕，此能助之张助之翕。火无水养者，此能滋其水；水为火格者，此能熄其火。以至水停幽隐而火之途径难通，火善萌动而水之滋溉不及，均借此以增损维系之。此邹氏之论，自来注家无此精当，为略更数字而存之。
龟甲所治之水，非流动之水；所治之火，非披猖之火。邹氏所论之水火，正须善会。张氏云∶龟甲能引阳气下归，复通阴气上行。可与邹说并参。惟阴阳以理言，水火以证言耳。
凡人静则明生，龟居四灵之一而静镇不扰，故能收摄嚣浮而灵明自浚。诸家谓为滋，原非不是，要不如别录资智二字品题之妙。
鳖甲、牡蛎：鳖甲牡蛎之用，其显然有异者，自不致混于所施。惟其清热
坚，人每视为一例，漫无区分。不知此正当明辨而不容忽者。甲介属金，金主攻利，气味咸寒则入阴，此二物之所同，清热
坚之所以并擅；而其理各具，其用亦因而分。鳖有雌无雄，其甲四围有肉裙，以肉裹甲，是为柔中有刚，阴中有阳。蛎有雄无雌，
相连如房，房内有肉，是为刚中有柔，阳中有阴。鳖介属而卵生色青，则入肝而气沉向里。蛎介属而化生色白，且南生东向，得春木之气，则入肝而气浮向外。向里则下连肾，向外则上连胆。本经于鳖甲主心腹症瘕坚积，于牡蛎主惊恚怒气拘缓。仲圣用鳖甲于鳖甲煎丸，所以破症瘕。加牡蛎于小柴胡汤，所以除胁满。所谓向里连肾向外连胆者，正即此可推其
坚不能无钝之差，清热亦大有深浅之别也。
由斯以观，凡鳖甲之主阴蚀、痔核、骨蒸者，岂能代以牡蛎。牡蛎之主盗汗、消渴、瘰
颈核者，岂能代以鳖甲。鳖甲去恶肉而亦敛溃痈者，以阴既益而阳遂和也。牡蛎治惊恚而又止遗泄者，以阳既戢而阴即固也。
文蛤：考仲圣文蛤散、文蛤汤，渴不用栝蒌之属，有表邪不用桂枝之属，而独用文蛤，几莫明其故。迨即所治之三证细究之，而后知宜文蛤不宜他药者，固自有至精至切之义焉。蛤者雀所化，具自外飞入水之概。壳有文彩，又其精气所注。用在壳而味咸，则为由表以入里；气寒性燥，则能清热而胜湿。其清里热，只清上焦心肺之热；以咸平无深入之能，气复走表，又分其势也。活人书治血结胸，李防御治痰嗽面肿，皆治在心肺之明征。而仲圣又有精者焉。
病在阳，应汗解而不汗解，则热邪遗留于表。以冷水
之灌之，内心烦而外粟起，则其寒为外附之寒，不必治寒而只须治热治湿，文蛤治表间热湿，恰与证合。若不瘥，必热已退而咸寒不克任之。与五苓散者，取其淡辛化气而表邪得尽也。吐后渴欲得水而贪饮，贪饮由心肺热炽，渴饮在于吐后，必表间尚有余邪。故以麻杏发汗，即以文蛤协石膏清热，甘草和之于中，姜枣调之于表，麻杏只三两而蛤膏各用至五两，意自在于清热。麻杏力微，故兼主微风，此汤实非为风寒设也。至渴欲饮水不止，亦主以文蛤散。不止即贪饮之谓，而无吐后之余邪，则止其热渴，已足疗病。文蛤治表热不必有渴，治心肺之里热，则正能止渴。盖其渴非津亏与小便不利也。
鸡矢白、鸡子白、鸡子黄：鸡属酉金，又为巽木，具金木之气，本有伐土之长。用其水谷所化之矢白，则尤能化滞消积，领浊下趋。故脾土职复，则鼓胀以消；风木气平，则转筋自止。利小便并止遗溺者，以遗溺故小便不利也。用白者，取其得金气多，无白亦可不拘。
圣惠方用原蚕沙治霍乱转筋，是从鸡矢白散脱胎，亦以蚕沙能胜风去湿，领浊下趋耳。
卵白为阳黄为阴，白气轻而黄气重，故白能解散浮阳，疗目热赤痛，与咽中生疮。黄能涵育真阴，主心中烦不得卧，与百合病吐后，孩子热疮，妊娠胎漏。
本经卵白止小儿下泄一语，最宜体会。小儿热泄，只以气清微寒之卵白治之即效。若丈夫则宜于苦寒矣。今人治泄，不知有热壅经隧，水谷不能化赤而直趋大肠一证，概从事于淡渗温燥，读此能无惘然。
猪胆汁：伤寒论∶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是胆汁明为干呕烦而加。干呕烦者，少阳木火上冲心胃所致。若但寒，则不烦不干呕也。霍乱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吐已下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于四肢拘急下又益之曰不解，必已依法治之而犹不解也。以白通加猪胆汁汤之例推之，其所先与，当即为通脉四逆汤，服之而汗出肢厥如故，更见拘急不解，脉微欲绝，非治之不得其当也。盖四肢为诸阳之本，阴邪充斥于四肢，则阳被阴缚，欲伸不得，投以姜附热药，则阳拒于内，阴争于外，拘急何自而解。
夫拘急乃筋脉之收引，筋属肝，肝与胆为表里，其姜附之不任受者，胆为之也。相火不治，君火何能独治。故或为呕烦，或为拘急，此猪胆汁所以并加之也。胆汁苦寒，施于垂绝之微阳，岂尚能堪此。不知其阴中之火，愤而思竞，正非胆汁不靖，故从治亦即正治。抑仲圣用此为至慎矣。少阴寒邪直中，乃阳气暴虚非本虚，且内寓元阳，故当其下利而呕烦，可加胆汁。霍乱亦吐亦下，正中气散乱之际，胆汁甚忌，故必拘急不解，并吐已下断而后加之。且不解者，如故之谓。拘急之始，何尝不宜胆汁，而仲圣不遽用者，又有可旁通以见之者焉。
在桂枝加附子汤曰四肢微急，在四逆汤曰内拘急、曰四肢拘急，在芍药甘草汤曰微拘急，皆不用胆汁；独拘急而至不解则用之，非以其苦寒伤正而慎之乎。乃张隐庵谓胆汁能起肾脏之汁，资心主之血。果尔，则仲圣方当不止一二见矣。何不察之甚哉。
胆脏肝叶，病每相连，医家亦多连称。否则偏注于肝，动云肝气肝阳，鲜有别之为胆病者。然肝为阴经，胆为阳经；肝为风木，胆为相火。凡见上升与火之证，肝必挟胆，或竟属胆病。李濒湖谓猪胆去肝胆之火，此即余从治亦正治之说，第与肝并举之耳。成无己则谓通脉四逆加胆汁，是补肝而和阴，又称肝而不及胆。以两说权之，李自较胜于成。刘潜江却扬成而抑李。曰∶予见一医治或泻或止，每以猪胆汁炒黄连柴胡和他药用之遂止，不以胆汁炒则不应。若不有以补肝，令血和而风静，仅如时珍所云平肝胆之火，则黄连辈何以鲜功。甚矣刘氏之暗也！胆汁与姜附并用，语人以胆汁是正治胆火，人固未必肯信。今以胆汁与柴连偶，去胆汁即不应，则不啻胆汁自表其功矣。何则？胆汁苦寒而滑，极利大便。若是肝泻，自应加胆汁而泻作，何以无胆汁则泻反不止，非所谓肝病挟胆者欤。治肝以连，是以寒胜热，以苦燥湿也。治胆以胆，则平胆中壮火以扶生气，不使随肝下走也。治肝而不治胆，所以无效。况柴胡为少阳药，显系相协以挽少阳之气。成氏之说，凿空无据，刘氏辄从而和之，医道诚难言尔。
猪肤：少阴之热，上为咽痛，以少阴同气之物而留连于上以除热，非猪肤莫任。故医家多用此取效，而仲圣猪肤汤实开其先，今试以鄙说备一解焉。下利、咽痛、心烦，皆少阴病，惟胸满疑涉少阳，不知少阴脉之支别，从肺出络心注胸中。下利既泄其肾阴，其虚阳之上乘者，遂得因中土无权，纷扰于经气所到之处，而致咽痛与胸满心烦。以其虚而非实，故胸满不至于痛，不必用攻陷之剂。此时伏邪初发，尚未由血及气，亦无事于苦寒伤正。猪水畜而肤甘寒轻浮，自能从上引下而客热以平。然下利非湿也，非加白蜜，不足以润燥益阴。患见于上下则宜建中，非加白粉熬香，不足以悦脾振困。此证无与于少阳固矣，而邹氏更以痉病用大承气汤有胸满字，为涉阳明之据，又岂足为训欤。
羊肉：羊之为物，古说至赜，或谓火畜（礼月令及周官庖人注），或谓土畜（淮南子时则训及吕览孟春注），或谓西方之性（牲子胎教篇），或谓土木之母（淮南子时则训），五行已占其四；而自愚思之，即谓之水畜亦何恧焉。羊以西北方产者为美，有长髯可当长髯主簿之目（古今注）。又好登历山崖倾仄处，略无怖意，其肾气之充固，非他畜比。惟于五行咸具中，以得火土之气为尤多。故仲圣用治寒疝腹痛与产后腹中
痛，取其气热味甘，足以温脾缓中。
而药之能温脾缓中者尚有之，兹何以非羊肉不可，则以证不独在脾，羊肉正不独治脾也。素问病名心疝，少腹当有形，又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寒疝即七疝之一，何能于肾无与，即仲圣之大乌头煎、抵当乌头桂枝汤，皆治寒疝腹痛，皆用乌头。乌头者，外驱寒湿，内温肾阳者也。外台乌头汤，且以治寒疝发作时令人阴缩。况胁痛里急，明是寒袭厥阴，产后血虚，无不下寒。小建中汤虽治腹痛，岂能愈此大证。兑为羊，兑卦二阳在下，一阴居上，羊盖具刚很之性（易大壮疏），而能于阴中化阳者。寒疝乃肝肾之阴，同受寒累。羊肉温脾缓中，而肝肾之虚寒，亦得其温补之益，故用之是证，最为切当。其必与归姜协力以成功者，羊肉能于阴中化阳，不能散阴中之寒邪，此归姜辛温之能事，谓为羊肉之前驱可也。
阿胶：阿胶为补血圣药，不论何经，悉其所任。味浓为阴，阿胶之味最浓，用必以补，不宜补者勿用。白头翁汤加阿胶，则曰下利虚极。内补当归汤，则曰去血过多加阿胶。仲圣、孙真人皆有明训。然非填补比，不得与熟地山药同论也。阿胶以济水黑驴皮煎炼而成，性易下行，且滑大肠，于下利非宜。何以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治下利？不知此乃滞下之热痢，正借其滑利之功。故张洁古加减平胃散治热痢，以脓多而用之。渴者非热烁其液，即下焦阴液不上朝。
阿胶不能清热而性下行，何能止渴；乃猪苓汤治发热而渴，又治下利而渴，证不宜阿胶而偏佐以阿胶。不知此皆因热而渴而利，水畜于中而热与水得，液既大伤，更与以猪苓辈淡渗燥劫之物，液不几涸矣乎。佐阿胶所以润液而救猪苓辈之偏，非治其渴与利也。推之黄土汤燥湿，鳖甲煎丸破结，温经汤行瘀，大黄甘遂汤下血逐水，亦断非滋柔浊腻之阿胶所能为力。
盖其补血润液而下行，不致掣燥湿、破结、行瘀、下血、逐水之肘，且能辅其不逮，故有需于阿胶。若执黄土汤诸方，而以燥湿各事责阿胶，则何异扪烛扣之见矣。
犀角：犀角一物，或谓胃药，或谓心药，或谓性升，或谓性降，或谓取汗最捷，或谓治血与经旨不合。夫毒物入土即化，牛属土而犀角黑中有黄花，黄中有黑花，虽水畜未尝不秉土德，谓为胃药无愧。释名∶心纤也，所识纤微无不贯也。犀角中有白星彻端，夜视光明，谓为心药无愧。其角长而且锐，空而通气气味苦酸而兼咸寒，故能至极上极下，亦能至极内极外，其实非升非降，不发汗，不逐实，心胃药而不专走心胃，血药而不泛治血证。观千金、外台两书，用犀角之证，在上者有之，在中在下者有之，在表者有之，在里者有之，无分于上下表里，而总惟血热而有毒者宜之。诸家之说，不免皆有所偏。
论犀角之精者，必首推邹氏。然谓用犀角必外有表证而兼肌肤有故，乃其所引外台诸证，则并无表证。夫表证者，有表邪宜发汗之谓，犀角与麻黄并用有之，不能专任以发汗。邹氏又以金匮升麻鳖甲汤无犀角为无表证，外台治喉痛有犀角为有表证，而升麻鳖甲汤证非无喉痛，不解何以疏舛若是。
邹氏引魏培之犀角是倒大黄之戏语，鬯发大黄治火之自中及下，犀角治火之自下及上，义至精矣，而犹有未尽者。本经大黄主下瘀血，犀角主解百毒，就此绎之，大黄除血分之热结，是逐而下之。犀角除血分之热毒，是解而散之。大黄不言解毒，是热结于虚处，致用多在肠胃。犀角不言下瘀，是热淫于实处，致用多在肌肤。大黄之味至苦，色至黄，性复猛厉，自能逐物而下。犀角灵异之品，无论何处，遇毒辄赴，谓其自上而降，自下而升，则誉之不当矣。
陆九芝世补斋医书犀角升麻辨，看似精详，细核之则疏舛殊甚。升麻代犀角，孙真人千金方已有此语，不始于朱奉议活人书。二物皆中空通气入阳明经，味苦能发，故本经皆主解百毒。然升麻主气，犀角主血。升麻升阳气而解毒，犀角清血热而解毒。原有不同，似未可以相代。不知孙真人用犀角之方不一，独于伤寒杂治门木香汤，则云热毒盛者加犀角，无犀角以升麻代之。盖其所治疮烦疼，是阳气为阴邪所郁，故方中用木香等辛温宣阳之药，热盛则有毒。升麻能解毒而升阳亦无所妨，故可以代犀角。朱奉议以此法施于犀角地黄汤等方，固宜见讥于陆，而陆实亦不能无误。提邪外出引邪内陷之说，由来已久，愚何敢辟以臆见；独是仲圣伤寒金匮两书，发表攻里，分别甚严。即在阴经而用汗法，非兼见太阳脉证，则必邪在于表在于上。若邪离本经入他经，则治以他经之药，邪得药而自解，非提出之，使他徙而后解也。其邪虽不在里而不得用汗法者，仲圣又常反复叮咛以致意，此皆凿凿可证者。
陆氏亦知提邪外出之非发汗不外出乎，可以发汗之邪，邪本在表在上，未闻有从里从下提而出之以发其汗者。或谓升麻之名，以升得之，自属以升为治。不知所谓升麻者，为能升阳气于至阴之下也。周慎斋云∶凡生病处，皆为阴为火，为阳气不到。升麻升阳气以愈病，非提邪气以离病，不得并为一谈。至于引邪内陷，只可谓之致，不可谓之引。凡无病之处，先为药伤，邪因乘虚而入，是为药误所致，非如物交物之得以相引。若寒药治寒病，热药治热病，可谓邪为药引矣。然此是滋蔓以益其本病，非陷入而别有变病。陆引喻氏论赵某室人，误用犀角领邪攻心一案，以明犀角非胃药之据。夫犀角误用，为祸诚烈。谓犀角非胃药，则其测犀角何浅。又以犀角治热入血室，为能从至幽至隐拔邪外出，故谓之升。微论犀角之治邪，非拔邪也。从至幽至隐以升拔其邪，亦无此治理。仲圣治热入血室用小柴胡汤，似乎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