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第一部历史小说。
一群海盗，一位奥斯曼国的帕夏，一个东方文明中的占星师，共同演绎一则东西方认同的寓言。
年轻的威尼斯学者被俘虏到伊斯坦布尔，成为土耳其人霍加的奴隶。二人竟然外貌神似。时间久了，他们甚至比对方更熟悉对方的生命历程和生活习惯。他们联手对付了席卷土耳其本土的一场瘟疫，霍加晋升为皇宫的占星师，威尼斯人则成了苏丹的倾诉对象。他们还为苏丹发明了一件用来对抗波兰与其西方盟军的战争武器。武器在围攻“白色城堡”时上阵，当然，他们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此时，两人在城堡的身影底下，浓浓大雾中，霍加选择了逃离，奔向他的想像城市威尼斯，威尼斯人则作为替身留了下来继续霍加的生活……
《白色城堡》是一本充满想象力的著作，探讨了身分认同与文化差异的观念，东方与西方的接触，以及土耳其在世界版图上有时显然未知的部分。
作者简介
奥尔罕·帕慕克（OrhanPamuk）（1952-）
帕慕克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是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学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于2005年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200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已经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其中，《白色城堡》是帕慕克1985年出版第一本历史小说，这本小说让他享誉全球。本书荣获1990年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
相关评论
一部恰如其分且充满异国情调的作品。它卓越地调和了帕慕克先生认为的太有主见的西方与太过随俗的中东。一瞬间，双方相遇。
——《纽约时报》
《白色城堡》是一部杰作，不是因为它唤起时代，而是对个人神话的探究，还因为帕慕克以如此简单的故事含括了这样的深思。
——《卫报》
天空中冷空气跟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里寒流和暖流交汇的地方会繁衍鱼类；人类社会中多种文化碰撞，总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
——莫言
“与卡尔维诺、艾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一样出色。”
——《观察家报》
“《白色城堡》是一部杰作，不是因为它唤起时代，而是对个人神话的探究，还因为帕慕克以如此简单的故事含括了这样的深思。”
——《卫报》
“探讨自省的痛楚，一部恰如其分且充满异国情调的作品。而就一部小说的篇幅来说，它卓越地调和了帕慕克先生认为的太有主见的西方与太过随俗的中东。一瞬间，双方相遇。”
——《纽约时报》
“奥罕·帕慕克探讨外国影响的一部杰出小说……针对文化融合的结果，提供我们一种冷静而优雅的角度。对卡尔维诺有所仿效，但以技巧和观点来说，他最接近的作家是石黑一雄。”
——《独立报》
“东方崛起了一颗新星—奥罕·帕慕克。《白色城堡》是少数臻至完整与自给自足的世界，并洋溢独特才华的小说……〔他〕是个拥有如同《一千零一夜》雪赫拉莎德般机智和叙述活力的说故事能手。”
——《纽约时报》
“优雅且具影响力……与卡夫卡、卡尔维诺相提并论也不为过；他们的严肃、优雅和敏锐，处处明显可见。”
——《独立报》
前言
每年夏天，我总会到附属于盖布泽县长办公室的那间被人遗忘的“档案室”，花上一星期时间翻寻文件。一九八二年时，在一只塞满大量皇室法令、地契、庭审纪录与税务卷宗的尘封柜子底部，我发现了这份手稿。它梦幻般的蓝色精致大理石纹封面与清晰可辨的字迹，在褪色的政府文件中闪耀，因而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仿佛要更进一步激起我的兴趣似地，别人又在书本的扉页题上了书名《被褥匠的继子》。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标题。书页的边缘与空白处满是小孩画的人物画，头儿小小，身着钉上钮扣的服装。我带着无限喜悦，立刻读起了这本书。我很欣喜，但又懒得缮写这份手稿，所以从这间连年轻县长都不敢称之为“档案室”的储藏室偷了它。守卫对我非常恭敬而未在旁监看，我利用了这样的信任，一眨眼将它顺势放进了我的手提箱。
刚开始，除了反复阅读之外，我不是很清楚如何处理这本书。那时，我对历史仍有深深的怀疑，只想单纯专注于故事本身，而不是手稿中的科学、文化、人类学或是“历史”价值。这也就使我深受作者本身的吸引。自从被迫和友人离开大学，我便从事祖父的工作，担任百科全书编纂者。也就在此时，我有了一个想法，要在负责的名人百科全书历史部分，加入该作家的条目。
就这样，我把编纂百科全书与饮酒之外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这项任务上。当我查阅那段时期的基本原始资料时，立刻发现故事描述的一些事件和史实不太相符：例如，柯普鲁吕担任大宰相那五年期间，伊斯坦布尔曾遭大火蹂躏，却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当时曾爆发值得一提的疾病，更别说书中所提的那种瘟疫流行。一些那段时期的高官名字也拼错了，有些是彼此混淆，有些则根本就是换了名字。而那些皇室星相家的名字也不符合皇家纪录，但我认为这种矛盾在这个故事中有特别的作用，所以并未多予追究。另一方面，我们的历史“知识”大多证实了该书所讲述的事件。有时，我甚至在小细节上看到了这种“真实”：例如，皇室星相家侯赛因大人被处死的情形，以及穆罕默德四世在米拉贺宫的狩兔，都和历史学家奈伊玛的描述相似。可以看出，这名作家显然喜爱阅读与幻想。于是，我想到，他可能相当熟悉这类资料及其他许多书籍并从中拾穗，写成了他的故事。他声称认识艾夫利亚·却勒比，但可能只是看过他的书。想到可能如其他例子所示，与此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属实，我便努力使自己不要失望，继续追查故事作者的踪迹。但是，在伊斯坦布尔各图书馆作的调查探究，粉碎了我大部分的希望。不管是在托普卡匹宫的图书馆，或者其它我觉得可能从那儿流落散佚的公、私立图书馆，我都找不到任何文中所提到的那些在一六五二年至一六八○年间，呈交穆罕默德四世的文章和书籍。我只找到了一个线索：这些图书馆收藏了书中所提“左撇子誊写员”的其他作品。我搜寻翻看了一段时间，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曾给意大利大学的诸多大学写了无数的信，而此时，他们也给我寄来了令人失望的答复。我徘徊在盖布泽、占尼特希萨尔和于斯库达尔墓园的墓石间，希望找到作者的名字（虽然书名页未提，书中却曾提及），仍徒劳无功。我放弃了依循可能的线索，仅根据故事本身写下百科全书的条目。如同我所担心的那样，他们并未刊出这个条目内容，不是因为它缺乏科学证据，而是他们认为这个人物不够有名。
或许是这个缘故，更加深了我对这个故事的着迷。我甚至想过辞职抗议，但我喜欢这份工作和朋友。有一段时间，我逢人就说这个故事，热烈得仿佛那是我写的，而不是我发现的。为了让故事听起来更有意思，我谈及它的象征价值、与当代事实的基本关联、我如何经由这个故事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等等。当我说出这些主张，那些关注政治、暴力、东西方关系或民主等主题的好奇的年轻人对此颇有兴趣，但他们和我的酒友们一样，很快就忘了我的故事。在我的坚持下，一名教授友人翻阅了这份手稿。归还文稿时，他说伊斯坦布尔街巷的木房子里，有着数以万计充斥这类故事的手稿。住在这些屋子里的无知的人们，不是把这此书当成《古兰经》而将它们放在碗橱顶端的神圣位置，就是把它们一页页撕下来点燃炉火了。
所以，在一位戴眼镜且烟不离手的女孩鼓励下，我决定出版这个我一次又一次重新阅读的故事。读者们会发现，我把这本书修订为现代土耳其文时，并未刻意去追求行文的风格：看了几句这份放在桌上的手稿后，我会来到另一个房间的桌前，努力以当今的文字来描述心中体悟的文稿意含。选择这个书名的人不是我，而是同意印刷出版的出版社。看到前面献词的读者可能会问，其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存在。我想，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从这个通病，出版了这个故事。
法鲁克·达尔温奥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