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会稽郡上虞县人，字仲任。他的祖先籍贯在魏郡元城，又姓孙。祖上几代曾从军立有军功，被封为会稽郡的阳亭侯。才一年因变乱而失去了爵位和封地，于是就在那里落了户，以种地养蚕为业。曾祖父王勇好意气用事，结果跟很多人都合不来。灾荒年头，拦路杀伤过人，因此仇人众多。又赶上兵荒马乱，怕被仇人捉住，于是祖父王泛领着全家肩挑车载家当，准备到会稽郡城去安家，但中途在钱唐县留了下来，以经商为业。祖父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蒙，次子叫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王家祖祖辈辈好讲义气，到了王蒙、王诵就更厉害了，所以王蒙、王诵在钱唐县又仗恃自己的勇力欺凌别人。后来，又与土豪丁伯等人结下了怨仇，只好全家又搬到上虞县居住。建武三年，王充出生。王充小时候，跟同辈的伙伴一起玩，不喜欢随便打闹。小伙伴们都喜欢捉鸟、捕蝉、猜钱、爬树，只有王充不愿玩这些，王诵对此感到很惊奇。王充六岁时，家里就教他认字写字，王充恭厚友爱孝顺，很懂礼貌，庄重寡言，有成年人的气派。父亲没有打过他，母亲没有责备过他，乡邻没有指责过他。
八岁进书馆学习，书馆里的小孩子有一百多人，都因为有过失而脱去衣服受责打，或者因为字写得难看而被鞭打。只有王充的书法日见进步，又没有什么过失。学完了识字书写课程，就离开了教写字的老师，去学习《论语》和《尚书》，每天能背诵一千字。读通了经书，品德也修养好了，就又辞别经师而去自己专门研究，王充一写出文章，就得到许多人的好评。所读的书也一天比一天多。王充才能虽高但不喜欢随便写作，口才很好可是不好与人谈论对答。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他可以整天不说话。他的言论初听时似乎很古怪，与众不同，直到把他的话听完了，大家才认为说得很正确。王充写文章也是如此，行事为人和侍奉尊长也是如此。王充在县里的职位是掾功曹，在都尉府的职位也是掾功曹，在太守府任五官掾，兼管功曹的事务，最后到州里做过从事史。王充不图在社会上出名，不为个人的利害去求见长官。经常说别人的长处，很少说别人的缺点。专爱推荐没有作官的读书人，给已经当了官的人开脱过错。自己认为不好的人，也不会去称赞他，人家有了过失，即使不为他开脱，也不会再去陷害他。能够原谅别人的大错，也惋惜别人细小的过失。喜欢隐蔽自己的才能，不好自我炫耀。尽力把修养操行作为做人的根本，而羞于靠才能来沽名钓誉。众人聚会坐在一起，不问到自己便不说话，被长官接见时，不问到自己就不作声。在乡里闲居时，仰慕蘧伯玉的气节；在朝廷做官时，就崇拜史子鱼的操行。
受到污蔑中伤也不愿自我辩解，官位不升迁也不怀恨。穷得连蔽身的简陋住宅都没有，但心情比王公大人还要舒畅；卑贱得连斗石的俸禄都没有，而心情却与吃万钟俸禄的人差不多。做了官不格外高兴，丢了官也不特别悔恨。处在逸乐之中时不放纵自己的欲望；处在贫若的时候也不降低自己的气节。爱广泛地阅读古书，喜欢听不同于流俗的言论。当时流行的书籍和世俗传说，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于是就深居简出，考查论证世书俗说的虚实真伪。王充为人清高稳重，结交朋友很注意选择，从不随便与人结交。结识的人地位虽卑微，年纪虽轻，但只要他的品行不同于世俗，就一定和他交朋友。王充好结交一些有才能有道德的人，不喜欢滥交一些庸俗之辈。因此，有些庸俗之辈，就抓住王充一些微小的过失，匿名攻击陷害他，但王充始终不去辩白，也并不因此而怨恨那些人。有人说：“你既然有很好的才干和出奇的文才，又是无罪而被陷害，为什么不自己申辩呢？过去像羊胜那样的人，鼓动唇舌，使邹阳下了狱，邹阳自己上书申诉，结果就获得了释放。如果自己真有完美的德行，那就不该被人攻击；既然能够替自己申诉，那就更不该被人冤枉。”
王充回答说：不清洁的东西就不存在被污染的问题，地位不高就不会被人危害，面积不宽就不会被削减，装得不满就不会被损耗。有才能的人受到各种攻击诽谤，被人所陷害，大概也是理所当然的。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才去自我表白，怕丢官的人才去自我申辩。我既不想往上爬又不怕丢官，所以就沉默不言。羊胜说坏话，是有某种力量促使着他；邹阳免于祸难，是有某种力量解救了他。孔子是讲命的，孟子是讲天的，吉凶和安危，都不是人所能及的。古人明白这些道理，所以把它们归之于天命，归之于时运，就能胸怀宽广，内心宁静。什么也不埋怨。有了福，不认为是靠自己得来的；有了祸，也不认为是自己招来的。所以偶尔升了官也并不因此而特别得意，偶尔降了职也并不因此而格外丧气。不因嫌弃贫贱而去追求富贵，不愿回避凶险而去寻求平安，不卖弄聪明以取得禄位，不用假意辞官来骗取名声，不因贪图升官而表白自己，也不因怕丢官而怨恨别人。把安与危、死和生看成是一样的，把吉与凶、成和败看成是同样的，这样就是遇到十个羊胜，也无妨害。我把一切都归结于天，所以不去表白自己。王充的性情淡泊，不贪图富贵。当被上司了解，破格提拔的时候，不因官大而高兴；当不被上司了解，被降职罢官受压抑的时候，也不因职位低而怨恨。几次被任为县里的小吏，也没有挑选而不愿干。有人说：“你心胸那么高而行为却一般，专门交结气味相投的人，做官也不计较地位，这岂不是玷污了你的节操败坏了你的品行吗？叫人家向你学习什么呢？”王充回答说：值得人们学习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孔子。孔子做官，是最不挑选的人。
当他做乘田、委吏的时候，没有不高兴的心情；当他做司空、相国的时候，也没有欢乐的表现。舜在历山耕种，就像将要那样过一辈子；等到他继承了尧的天下，又像是本来就该这样似的。人所担忧的应该是德行上的不足，而不担心自己的爵位低；人们感到耻辱的应该是名声不清白，而不该耻于官职得不到提升。垂棘之玉同瓦片放在一个匣子里，明月之珠同碎石装在一条口袋里，如果有这两种宝珠的品质，是不怕被世人与瓦片和碎石混同看待的。世人如果能识别什么是好人，那么好人即使处于卑贱的地位，也仍然是尊贵的；世人如果不能辨别好坏，那么即使你地位再高，也仍然是耻辱的。如果能做到地位低和地位高的时候操行一样，身分低贱和身分尊贵的时候品德相同，这就可以了。社会上一般人的情性都是好向上爬而不愿向下降，专门巴结那些得势的而背弃那些失势的。当王充被提拔做官的时候，许多人像蚂蚁一样依附在他身边；当王充被免职，贫困家居的时候，连原来的朋友也背离而去。王充为了记述俗人的忘恩负义，所以在家闲居的时候写成了《讥俗节义》十二篇。希望俗人读到这本书以后能有所觉悟，因此文章的主旨很明显，并且掺杂了很通俗的语言。有人指责我的文章浅薄。王充回答说：拿圣人的经典给小孩子看，把高雅的言论说给山野的人听，他们不会明白其中的内容，因此没有不被顶回来的。所以苏秦用精深的学说去赵国游说，结果李兑听了不高兴；商鞅起初用王道去游说秦孝公，而秦孝公却不愿采纳。
凡是不符合人们内心所追求的东西，即使你说的尽是尧舜之言，那也如同用酒饮牛，用肉喂马一样无用。所以那种华丽深奥的言辞，适用于大人君子而不适用于小人庸夫。人们不得已而勉强来听，能听进心中的人是很少的。孔子在野外丢失了马，被人家扣留了，子贡用美妙的言辞去劝说反而使对方更加愤怒，后来孔子的马夫用幽默诙谐的话去劝说，对方却认为讲得很好心里高兴。一般人只懂得浅显的话语，勉强用高深鸿大的文章让他们读，就如同用仙丹妙药去治疗鼻塞咳嗽，穿着貂皮狐皮做的衣服去砍柴挖野菜一样。况且礼节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要讲究的，有些事情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这样做。判决罪证明显的人，不一定要皋陶才行；烹调葵韭一类的菜蔬，也不一定要等狄牙来做才行。民间作乐，不一定用《韶》曲、《武》曲；乡村里祭祀土地神，也用不着三牲齐备的供品。既有不必要的问题，又有不适宜的问题。用宰牛刀杀鸡，用长戟挖野菜，用大斧削筷子，用盆罐当酒杯，这些都是大小失当，认为这种做法适当的人很少。怎样才算口才好呢？能用通俗的语言进明深奥的道理就算好。怎样才算才智高呢？能用容易懂的语言说明难懂的问题就算才智高。贤圣能衡量读者对象的才能大小，所以能写出适合他们程度的、深浅不同的文章。
王充憎恨俗人的性情，因而写了《讥俗节义》；又忧虑君王治理国家，只是想统治老百姓，而没有合适的治理方法，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尽管愁思苦想，但是看不出应该走的道路，为此写了《政务》这本书。王充又痛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伪书俗文，内容大多不实事求是，所以又写了《论衡》这本书。自从圣贤死后，他们所讲的道理就发生了分歧，长期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学者自立门户各成一派，就是博古通今的人读了他们的书，也不能断定是非真假。这些伪书俗文都是久远听闻代代相传的东西，有用笔记下的，有用耳听来的，都是些上百年的东西。经过的时间越是久远，认为都是过去古代的事情，所说的大都是对的，对这些东西信得刻骨铭心，而不能自拔出来，因此我写了《论衡》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丰富，对问题的辩论很激烈，对于一切浮华虚伪的言论，无不加以澄清订正。目的是要消除那些华而不实的文章，保存敦厚朴素的本质，矫正当时流行的不良风俗，恢复伏羲时代那种纯朴的习俗。王充的书浅显易懂。有人说：“善辩的人讲出来的话很深刻，擅长写文章的人他写出的文章就深刻含蓄。考察一下经典上的文章，圣贤的言论，都博大精深，优美文雅，很难一下子就看明白，现在阅读它的人，必须依靠注解才能读得下去。这大概是由于圣贤的才智博大，所以他们说话，写文章就跟普通人不一样。美玉隐藏在石头里，珍珠蕴藏在鱼腹中，不靠玉工和珠师，谁也没法采到。因为宝贵的东西都是隐蔽而不外露的，所以考辩真伪的言论也应该深奥难懂。《讥俗节义》这本书，是想使俗人觉悟，所以它的主旨清楚，是些通俗易懂的文章。而《论衡》这本书，为什么也是这样呢？莫非是你的才能浅薄到了极点，根本写不出含蓄深刻的东西来吗？不然你的文章那么浅显，和那些经典截然不同呢？王充回答说：美玉本来隐藏在石头里面，珍珠本来蕴藏在鱼腹之中，所以都隐而不露。
等到美玉从石头中剖出来，珍珠从鱼腹中取出来，难道它们还隐蔽着吗？当我的文章没有写在简札上，还隐藏在内心的时候，就像美玉隐藏在石头里珍珠蕴藏在鱼腹中一样。等到文章一经出于胸中展露在外，就如同美玉从石头里剖出珍珠从鱼腹中取出一样了！它的光辉像天上的日月星辰一般灿烂，条理像地上的山脉河流一样清楚，凡是不清楚不明白的问题，全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况且事物的名目一旦表示清楚了，所论述的事情也就确定无疑了。《论衡》这本书，就是衡量言论是非的标准。开口说话就要力求把话说明白，动笔写文章就应该力求把文章写清楚。才高学富的人文章写得优美，就在于他用的词语没有人读不懂，文章的主旨没人看不明白。读了这种文章的人，就像瞎子睁开了眼睛，聋子听到了声音。瞎了三年的孩子，一旦看到父母，如果不看得一清二楚，怎么会欢喜呢？路边的大树，河边的长沟，由于明显存在，所以没有谁会看不见。
如果树不大而且又隐蔽着，沟不长而又隐藏着，指着它们让人看，即使是尧、舜恐怕也会看不清楚。人脸上有颜色的部位据说有七十多个，如果脸颊肌肤明净清洁，各种颜色都很清晰，那么即使是很细微的忧喜情绪，都可以看得清楚，给他相面的人，十个不会弄错一个。如果脸面黝黑丑陋，泥垢老厚而遮盖了脸上的各个部位，给他相面的人，十个有九个要弄错。写文章如同说话一样，有的通俗易懂条理清楚，有的深奥曲折隐晦不明，哪一种属于善辩的人呢？说话是为了表达人的思想，说过的话恐怕遗忘消失，所以就用文字记录下来。文字与说话是同一个目的，为什么写文章要把宗旨隐蔽起来呢？狱吏审理疑难案件，廷尉处理有疑问的事情，有的含糊不清，和那办得清楚明白的相比，哪一个是好法官呢？说话以明白流畅为精妙，写文章以宗旨清楚为畅通，公文以明白准确为优秀。深奥隐晦，使人难以明白其宗旨的，只有像“赋”、“颂”这类文体。经传上的文章，圣贤的语言之所以不容易懂，是由于古今的语言不一样，各地的方言不相同的缘故。古人说话论事的时候，并不是竭力要让人难懂，把含意隐蔽起来。后人看不懂古人的文章，是由于时代相距太远了，这只能说是语言不同，不能称古人才智博大。内容肤浅的文章如果叫人难于读懂，这叫做笨拙，不能称为才智高明。秦始皇读了韩非的书，赞叹说：“我怎么偏偏不能和这个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呢！”正是由于韩非的文章可以使人读懂，所以他讲的事情才能引人深思。如果韩非的文章深奥难懂，必须有老师指导才能读懂，那么秦始皇就会把它扔在地上，还有什么赞叹可言呢？写文章的人，应该力求作品读起来通俗易懂而写的时候却很费力，不应该推崇那种读起来晦涩难懂而写的时候却不费力的文章；口头论述要力求解释明白，使人可以听懂，而不能为了追求深奥曲折，使人难于听懂。
孟子看一个人贤与不贤，是以瞳人清亮与否作为标准，同样，考察文章好坏，要以道理明白与否作为标准。王充的着作与世俗见解相对立。有人说：“写文章贵在符合大众的心意，不违背人们的心愿，应该做到百人读了不批评，千人听了不指责。所以《管子》上说‘在屋子里讲论，全屋的人听了都满意，在厅堂里讲话，全厅堂的人听了都赞同。’现在大概你的学说与世人的见解不同，所以你的文章违反俗情，不合众人的心愿。”王充回答说：议论问题贵在内容正确而不应追求辞藻华丽，记述事情讲究符合实际而不应注重迎合别人。论文是用来分辨正确与错误的，它怎么能不违背世俗人的心理，让人们听了不顺耳呢？众人的意见是错的就不能听从，所以我才排除和贬斥那些虚伪的东西，保存和肯定那些真实的东西。如果要求一切都应当顺从众人的心意，那就完全按照旧常规办就行了，还辩论什么呢？孔子陪鲁哀公闲坐，鲁哀公把桃和黍赐给孔子，孔子先吃了黍然后才吃桃，可以说是完全符合进食的顺序的，但是当时左右的人都捂着嘴笑他，这是由于习惯于这种习俗时间太久的缘故。我现在实际上与孔子当时按顺序进食的情形相似，世俗的人反对我，就像当时鲁哀公左右的人捂着嘴笑孔子一样。庙堂上用的雅歌，郑国人认为不好听；典礼上用的舞蹈，赵国人认为不好看。《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春秋五霸不肯看；孔子、墨子的书，季孙氏和孟孙氏不愿读。可以使国家转危为安的计谋，被一般老百姓所贬低；治理国家的言论，会受到一般人的诋毁。有美味在这里，俗人不爱吃，但狄牙却爱吃；有宝玉在这里，俗人会抛弃它，但卞和却佩带它。谁对谁不对呢？可以相信的是谁呢？礼仪和世俗相违背，哪个时代不是如此呢？鲁文公违反祭祖顺序，有三个臣子离开了；鲁定公按顺序祭祖，反而有五个臣子离开了。有独到见解的话，高明的人不会舍弃，世俗的人不会喜欢；能感动众人的书籍，贤人高兴地称颂它，而愚昧的人却躲开它。王充的着作不可能完美无缺。于是有人说：“嘴里不该讲让人挑剔的话，下笔不该有让人挑剔的文辞。文章要华丽美好，讲话要雄辩巧妙。话讲得动听，所说的事情才能使人在心里再三玩味；文章值得一读，那样的着作才让人爱不释手。
所以雄辩的议论，人们没有不爱听的；华丽的文章，人们没有不争相传抄的。现在你着的《论衡》既然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发议论，对世俗的批评就不合常情，又写得不漂亮，读起来很不舒服。师旷所奏的乐曲，没有不优美动听的；狄牙做的饭菜，没有味道不好的。通今博古的人写的书，就没有什么缺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两部书，曾悬赏在城门上，观读它的人，没有说过“不”字。现在你的书没有那两本书好，文章虽然又多又长，仍然要遭到不少人的谴责和反对。”王充回答说：养植果实就不注重养育花，修养品行就不在言辞上下功夫。茂盛的草丛中往往有许多落花，茂密的树林中必然会有许多枯枝。我写文章是想公开表明我的目的用意，怎能使自己的文章不遭受谴责和诋毁呢？忙着救火或救落水者的时候，顾不上讲究自己的仪表；辩论是非的时候，也顾不上言辞的美好。下水追捕乌龟，顾不得调整自己的步伐；入深渊中捉蛟，顾不得考虑使用哪只手。我的文章言辞直截了当，但思想内容却很深远；有些文章虽然言辞甜美文笔尖刻，但思想内容却很浅薄无聊。千钟稻谷，糠皮就要占一大半；上亿的铜钱，坏了钱孔的会有成千上万。祭祀用的太羹必然淡而无味，最珍贵的宝石也必然有杂质；书籍文章难免出差错，良工巧匠也会有不精巧之处。用此，再雄辩的言论也会有说理不周密的地方，再博古通今的文章也还会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有的人的话像金子一般是因为它出自权贵之口，有的人的文章像粪土一样是因为它出自平民之手。《淮南子》、《吕氏春秋》没有一再受到攻击责备，那是因为它们出自有钱有势的人家。因为有势，所以才能把书挂在城门上；因为有钱，所以才能以千金为赏格。看到这种书的人，个个惶恐畏忌，即使见有不合理之处，谁又敢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王充的书写成以后，有人拿它与古人的书核对，认为它不同于古人的着作。于是有人就说：“说你是在卖弄辞藻吧，你的文章却又有的直截了当，有的迂回曲折；有的拐弯抹角，有的平铺直叙。
说你是在论述大道理吧，讲的又都是些琐碎的事情，文章中尽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对照经书既不符合，与传书对比也不相称，和司马迁的着作比不适当，和扬雄的着作归为一类也格格不入。文章不与前人的相似，怎么说得上好，称得上巧呢？”王充回答说：修饰容貌强求与别人类似，便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修辞造句力求与前人相似，便损害了自己原来要表达的意思。众人的儿子，是不同的父母，不同的族类所生的，他们不一定长得一样，他们各自承受了父母的精气，形成了各自的长处。如果文章必须与前人雷同才能称为好文章，这就是说只有代替好木匠去砍削木柴而不会伤手的人，然后才能称为技艺高明了。文人所做的事，各有各的路子，有人善于雕琢辞句使得文章很精妙，有人爱好辨别真伪以证论事情的真相。如果认为文章的构思必须与前人相同，文章的辞句必须互相沿袭，那就等于要求五帝做同样的事情，三王建立同样的功业。貌美的人面孔长得并不一样，看起来都很漂亮；动人的歌声音不相同，听起来都很悦耳；普通的酒和甜酒的气味不同，喝起来都会醉人；各种粮食的味道不同，吃了都可填饱肚子。如果认为写文章都必须和前人一个样，那就等于说舜的眉毛也应该是八采，禹的眼睛也该是有两个瞳人了。王充的着作篇幅多份量大。有人说：“文章以字句简练主题明确为好，说话以语言简要思想清楚为高，长于辩论的人，他的话必然扼要周到；善于写文章的人，他的文辞必然简洁鲜明。现在你所着的新书，超出了万言，繁琐而不省略，读者没有耐心读完；篇幅太多，注释者不能一一领会。你所以落了个“躁人”的名声，是因为文章写得过多就不好。说话简短容易说好，文章长了就不容易写得恰当。玉少石头多，多的就不珍贵；龙少鱼多，少的就必然神奇。”王充回答说：确有这样的说法。内容充实的文章再多也不嫌多，华而不实的文章，再少也不算好。
只要对社会有用，即使写一百篇也没有害处；如果对社会无用，即使只写一篇也没有补益。如果全都对社会有用，那么就越多越好，少了就不好。积累了千金，和只有百金的相比，谁是富者呢？所以文章多胜过文章少，钱财多胜过钱财少。世人拿不出一卷，而我有百篇；别人没有写一个字，我却写了上万字，哪一个好呢？现在有人不说我的文章有什么不对，而说我的文章太多；不说世人不喜欢好文章，却说他们不能接受我的文章，这正是我写的书不能简略的原因。房屋多，占地就不能小；人口多，户口册就不能少。现在失实的事情多，华而不实的言论多，那么指明真实情况判断是非，进行争辩的言辞，怎么能够简短呢？韩非的书，只有一个中心思想而无变化，篇数却要以十为单位来排列，文字要以万数来计。体形大，衣服就不能瘦小；事情多，文章就不能简短。事情多文章就多，水大鱼就多；都城粮食多，街市人就很多。我的书虽然篇幅多，但讨论的问题有上百个。考察一下古代的太公望，近代的董仲舒，他们写的书都在百篇以上，我写的书也才超过一百篇，有人就说太多了，这是因为作者地位低，所以读我书的人，不能不指责我啊！黄河之水波涛滚滚，比起其它河流，究竟谁大呢？重厚的蚕茧，称一下它所出的丝，与轻薄的茧相比哪个多呢？王充做官屡屡不得志，只能着书表明自己的思想。有人嘲笑他说：“有大材的人之所以可贵，就贵在官运享通，本身被重用主张受采纳，能干出事业建立功名，这才算得上高贵。现在你处世如此潦倒，做官屡遭贬斥。你的才干并没有在事业上表现出来，你的力量也没有在你担负的职务中充分显示，所以只能冥思苦想，写文章着书，言辞再美妙对你自身又有什么好处呢？文章写得再多想以此达到什么目的呢？”王充回答说：才智鸿富没有能超过孔子的了。
孔子的才智不为当世所容，在鲁国遭贬斥，在宋国树下司礼，树被砍掉，在齐国带着刚淘好的米逃跑，在匡地被包围，在卫国被铲掉车迹，在陈蔡被困饿，学生们个个面带菜色。现在我的才智不及孔子，不受重用的厄运，与孔子不相同，为什么偏要因此轻视我呢？况且官运享通的人未必就聪明，卑贱穷困的人未必就愚蠢。碰巧有人赏识就能富贵，没有人赏识就失意。所以禄命好的人，即使是庸人也会尊贵显达；禄命不好的人，即使是奇俊之才也会不得志。如果一定要以是否得志和受重用来衡量一个人的才能品德，那些做官吃俸禄的人，才智就都胜过孔子、墨子了。身份高贵而名声很坏，说话清高而行事污浊，享受千钟俸禄，而毫无一点优良品德，这种人才是应该嘲笑的。至于品德高尚名声清白，官职低而俸禄少，这不能归过于他们的才能，也不能算作是他们的缺陷。读书人都愿与原宪同往一间房子，不愿同子贡同坐一辆车子；愿跟伯夷同行，不愿跟盗跖走一条路。高洁之士所看重的事情，与一般人的看法不同，所以他们的名声也就不同。他们的身体虽然和草木一样地腐烂了，但他们的名声却同日月一样光辉灿烂，行迹像孔子那样穷困不得志，文章却能与扬雄比美，我以此为荣。有的人身虽显达但才智贫乏，官位虽高但德行渺小，对他们来说认为是光荣，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欠缺。
靠献媚讨好，即使做了高官得了享受，可是百年以后，就和其他生物一样死去了，名声传不到一代，文章留不下一篇，这样的人即使俸禄很多，可是文才和德行都很浅薄，这不是我所赞赏的。有些人德行高尚美好，智慧深厚鸿富，下笔如急雨一样倾注，谈论像喷泉一样滔滔不绝，他们才能卓越智慧超群，行为高尚而志气不凡，尽管也只活了一辈子，可是名声却流传千古，这才是我所认为的杰出。王充出身于寒微的家族孤独的门户。有人嘲笑他说：“你的祖辈没有善良美好的根基，又没有一篇文章遗留下来，你虽然写了这种大部头着作，但却没有什么师承渊源，终究算不上高明。气不是逐渐发展而是突然发生这就叫“变”，物没有种类而胡乱产生这就叫“异”，不常有的东西而忽然出现这就叫“妖”，违反众人的意向而突然出现这就叫“怪”。你的祖上是什么样的人呢？你那先辈的名姓不见载于史传。何况你未曾学过墨家的学说，出入于儒家之门，现在忽然写出成千上万字的着作，这该算是一种妖变，怎么能珍视这类文章而加以推崇赞美呢？”王充回答说：鸟类没有世代相传的凤凰，兽类没有种系相传的麒麟，人没有世代相传的圣贤，物没有经常出现的珍宝。才能高超受到压抑，这是遭遇时运造成的。人才高贵所以才单独出现，物品高贵因此才单独产生。如果文章的成熟总是要对贤人有所仿效，这就等于说醴泉必然出自旧源，嘉禾必然发自老根。杰出人才的出现，卓越文章的产生，风度与世俗不同，俗人因此不能对它加以衡量。所以罕见的事迹，被记载于史书上，少见的东西，常被刻在钟鼎上。五帝不是在一个时代中兴起的，伊尹、太公望也不是出生在同一个家庭。地区相隔千里，事迹各不相同，时代相距几百年，情况也不一样。士人贵在有高尚的才智而不轻易往上爬，不靠出身高贵来取得显赫的地位。
母牛黄黑杂色生的小牛纯赤色，并不妨害用小牛来做祭品；祖辈不高尚而后代优秀，并不妨碍后代成为杰出的人才。鲧是恶人而禹却是圣人，瞽叟很坏而舜却神圣。伯牛患恶疾，而仲弓却健康清洁。颜路庸俗笨拙，而颜回却才能超群。孔子、墨子的祖上平凡愚昧，而孔丘、墨翟却是圣贤。扬家家族不显贵，却出了才能卓绝的扬子云；桓家上辈官运不通，却出了桓谭这样杰出的人。这是由于重新禀受了元气而生的人，所以能写出好文章。元和三年，王充被征召，全家迁往扬州部的丹阳、九江，庐江等地，后来到州里任治中从事史。才能低而责任重大，主管的是检举弹劾，着书的念头，中断多年了。章和二年，辞去州里官职回家闲居。年纪已近七十岁，已经到了告老退休的时候。做官的门路已经断绝，志愿无法实现无可奈何。凡事总有顺利或不顺利的时候，身体也时好时坏。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日子一天天的逝去，同辈的朋友越来越少，可以依靠的人很少了。生活贫困，得不到供养，心情很不愉快。光阴慢慢过去，又到了庚年、辛年交替之际，虽然害怕死去，但我心里充满活力，于是写了《养性》这本书，总共有十六篇。养育精气保护身体，适量吃饭节制饮酒，闭目塞耳不问世事，爱护精力注重保养，还适当地辅以药物，作作健身操，希望寿命可以延长，短时间内不会老死。既然已经到了晚年无法返老还童，因此只能着书传给后人看。人的寿命，长短有一定的期限，人也和虫物一样，生死有一定的时间。历年写下的东西，托付给谁将它们流传下去呢？
最终将进入坟墓，化作灰土。上自黄帝、唐尧，下至秦汉以来，我都以圣人之道为准则，以博古通今的人分析事物的方法，对它们一一进行了评论，像秤一样公平，像镜子一样明亮，一切老幼生死古今的问题，没有一样不包括在内。寿命已经不长了，真令人叹息伤心哪！附录《论衡》佚文武王伐纣，升舟，阳侯波起，疾风逆流。武王操黄钺而麾之，风波毕除。中流，白鱼入于舟。燔以告天，与八百诸侯咸同此盟。《尚书》所谓“不谋同辞”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书》所谓“东至于孟津”者也。（见《水经注》河水注卷五，《感虚篇》文略同。）幽居而静处，恬澹自守。（见《文选》卷二十五，谢灵运《酬从弟惠连》“幽居犹郁陶”句注。观《石门新营所住诗》注。疑出《纪妖篇》。）呼于坑谷之中，响立应。（见《文选》卷五十九，王简栖《头陀寺碑文》注。疑出《招致篇》。）孟尝君叛出秦关，鸡未鸣，关不开。下座贱客鼓臂为鸡鸣，而群鸡和之，乃得出关。夫牛马以同类相应，而鸡人亦以殊音相和，应和之验，未足以效同类也。（见《艺文类聚》卷九一。疑出《乱龙篇》。《定贤篇》文略同。）对曰：“见一匹练，前有生蓝。”孔子曰：“噫！此白马芦刍。”使人视之，果然。（见《艺文类聚》卷九三。疑出《书虚篇》。）兔在水中则死。夫兔，月气也。（见《艺文类聚》卷九五。疑出《说日篇》。）天门在西北，地户在东南。地最下者，杨、兖二州。洪水之时，二土最被水害。（见《意林》卷三、《太平御览》卷三六。疑出《谈天篇》。）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地理上向，天文下向，天地合气，而万物生焉。
天地，夫妇也。（见《意林》卷三。疑出《说日篇》。）亡猎犬于山林，大呼犬名，则号呼而应。（《太平御览》卷九○五引作“其犬则鸣号而应其主。”）人犬异类而相应者，识其主也。（见《意林》卷三。疑出《招致篇》。）将有赦，狱钥动，感应也。（《初学记》二十引作“赦令将至，系室龠动，狱中人当出，故其感应令龠动也。”）（见《意林》卷三。疑出《招致篇》。）蚕合丝而商弦易，新谷登而旧谷缺。按子生而父母气衰。（《太平御览》引作“按子生而父气衰，新丝既登，故体者自坏耳。”（见《意林》卷三。疑出《乱龙篇》。）伯夷叔齐为庶兄夺国，饿死首阳山。非让国与庶兄也，岂得称贤人乎？（见《意林》卷三。疑出《定贤篇》。）农夫力耕得谷多，商贾远行得利深。（见《意林》卷三。疑出《效力篇》。）人命系于国，物命系于人。（见《意林》卷三。疑出《命义篇》）龙若遁逃在树中，为天所取，则非神也。若必有神，则不应有龙肝豹胎。（见《意林》卷三。疑出《龙虚篇》。）鳌必长大，则女娲不能杀之，必被其杀，何能补天？（见《意林》卷三。疑出《谈天篇》。）按酒味从酸，东方木，其味酸，故酒湛溢。
（见《意林》卷三。疑出《乱龙篇》。）土龙之事，何得不能致雨？刘子骏、董仲舒说龙不尽，乱龙者，乱有终也。（见《意林》卷三。疑出《乱龙篇》。）讳举五月子，言不利父母。按田文不害田婴。（见《意林》卷三。疑出《四讳篇》。）堂尽南向，何不择也？（见《意林》卷三。疑出《诘术篇》。）雷震百里，制以万国，故雷声为诸侯之政教。（见《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一。）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毛落尽，得仙。（见《酉阳杂俎》卷十《异物》。）雷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则万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则万物入。入则除害，出则兴利，人君之象也。（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合璧事类》卷三。疑出《变动篇》。）桓子《新论》曰：“关东语曰：‘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见《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一。）日月五星随天而西移，行迟天耳。譬若磑石之行蚁，蚁行迟，磑转疾。内虽异行，外犹俱转。（见《太平御览》卷二。《事类赋》卷一。疑出《说日篇》。）桀无道，两日并照，在东者将起，在西者将灭。费昌问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冯夷曰：“西，夏也；东，殷也。”于是费昌徙族归殷。殷果克隆。（见《太平御览》卷四、《事类赋·日部》、《博物志》卷七。疑出《是应篇》。《路史·后纪》十三注引作“对日并出，东者焰，西者沉。
费昌问，冯夷答云：‘东者为商，西为夏。’乃徙族之商。）周公时，雨不破块，风不鸣条。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丘陵高下皆熟。（见《太平御览》卷十一。疑出《是应篇》。《治期篇》文略同，《盐铁论·水旱篇》亦有此文。）甘露味如饴，王者太平之应则降。（见《太平御览》卷十二。疑出《是应篇》。）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刚好勇，亲涉卫难，结缨而死。孔子闻而覆醢。每闻雷鸣，乃中心恻恒，亦复如之。故后人忌焉，以为常也。（见《太平御览》卷十三，《事类赋》卷三。疑出《四讳篇》，《四讳篇》有“作酱恶闻雷”语。）阳气动于下，而阴气应之也。（见《太平御览》卷二十七引《风俗通》注。疑出《自然篇》。）燧之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天地之间，巧历所不能与其数乎！然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固相动也。（见《太平御览》卷五十九。《淮南子·览冥训》亦有此文。）其智如倾，其德如山。智能之人须三寸之舌，一尺之笔，乃能自通。（见《太平御览》卷四三二。疑出《效力篇》。）宋臣有公孙吕者，长七尺，面长三尺，广三寸（一作尺），名震天下。若此之状，盖远代而求，非一世之异也。使形殊于外，道合于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语云：“无忧而戚，忧必及之；无庆而欢，乐必还之。”此心有先动，而神有先知，则色有先见也。故扁鹊见桓公，知其将亡；申叔见巫臣，知其窃妻而逃也。荀子以为天不知人事邪？则周公有风雷之灾，宋景有三次之福。知人事乎？则楚昭有弗刲之应，邾文无延期之报。由是言之，则天道之与相占，可知而疑，不可无也。（见《太平御览》卷七三一。疑出《变动篇》。）当风鼓箑，向日燃炉，而天终不为冬夏易气。（见《太平御览》卷七五七。疑出《寒温篇》。）舂者以杵捣臼，杵臼鼓动地，动地临池水，河水震荡。（见《太平御览》卷七六二。
疑出《招致篇》。）夫臼杵，木也。水与木、土，三者殊类而相应，首相叩动，其势然也。（见《太平御览》卷七六二。疑出《招致篇》。）芝草一年三华，食之令人眉寿庆世，盖仙人所食。（见《太平御览》卷八七三、《合璧事类》卷十。疑出《验符篇》。）儒者说麟为圣王来，此言妄也。章帝之时，麒麟五十一至，章帝岂圣人哉？（见《太平御览》卷八八九。疑出《指瑞篇》。）蝉生于复育，开背而出，必因雨而蜕，如蛇之蜕皮云。近蒲州人家，拆草屋，于栋上得龙骨一丈许，宛然皆俱。（见《太平广记》卷四一八。载《感应经》引文）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见《路史》后记卷十二注。疑出《变动篇》。）人五藏，以心为主。心发智慧，而四藏从之。肝为之喜，肺为之怒，肾为之哀，脾为之乐。故圣人节之，恐伤性也。（见《五行大义》卷四《论情性》。疑出《本性篇》。）芝英，紫色之芝也，其栽如豆。（见刘赓《稽瑞》，疑出《初禀篇》。）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见《事类赋》卷一。张衡《灵宪》、《淮南子·览冥训》亦有此文。）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体小而名高者。于圣则否。是以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参漏，文王四乳。然则世亦有四乳者，此则驽马一毛似骥耳。
（见《太平御览七三一。《长短经》卷一《察相》第六亦见此文。《艺文类聚》卷七五引作陈王曹植《相论》。）杨璇为零陵太守时，桂阳贼起。璇乃制马车数十乘，以囊盛石灰于车上。及会战，从风扬灰向贼阵，因鸣鼓击贼，大破之。（见《艺文类聚》卷九三。按：此事见《后汉书》本传及谢承《后汉书》，并为灵帝时事，则王充不及见，《艺文类聚》误。《北堂书钞》卷一三九、《太平御览》卷四四八皆引。）二、王充年谱东汉光武建武三年（公元27年），充生于上虞。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后汉书·王充传》。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商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徒处上虞。建武三年，充生。《自纪篇》。按：《汉书·元后传》：“陈完犇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三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文、景间，安孙遂，字伯纪，处东平陵，生贺，字翁孺。为武帝绣衣御史，以奉使不称免。既免，而与东平陵终氏为怨，乃徙魏郡元城。”
《王莽传》：“姚、妫、陈、田、王氏，其今天下上此五姓名藉于秩宗，皆以为宗室，世世复，无有所与。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别族理亲焉。”仲任特着“其先本魏郡元城”，其明为王翁孺之支庶欤？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一姓”疑为“王姓”之讹。“元城王姓”，以别于其他族望也。又按：诸子类幽称仲任为“宛委子”，未见所据。盖因会稽宛委山而名，然亦太臆造矣。《书林清话》称明人刊书，喜改旧目，信然。光武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充二岁。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充三岁。光武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充四岁。光武建武七年（公元31年），充五岁。光武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充六岁。是岁大水。《后汉书·光武纪》。光武建武九年（公元33年），充七岁。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自纪篇》。按：《御览》三八五引《会稽典录》云：“七岁教书数。”与《自纪篇》差一年。光武建武十年（公元34年），充八岁。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自纪篇》。光武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充九岁。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自纪篇》。按：八岁出于学馆，手书之成，尚须时日。受《论语》、《尚书》，当为隔年事，故志于此。光武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充十岁。光武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充十一岁。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
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奇之。《自纪篇》。充少孤，乡里称孝。《后汉书·王充传》。谢承《后汉书》同。按：充六岁时，父母尚存，则其父殁，当在此数年间，故志于此。光武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充十二岁。会稽大疫，死者万数。《后汉书·光武纪》、《后汉书·钟离意传》。光武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充十三岁。光武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充十四岁。始行五铢钱。《光武纪》。光武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充十五岁。道士刘春，荧惑楚王英。《雷虚篇》。按：《后汉书·楚王英传》，建武十七年，英为楚王。光武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充十六岁。罢州牧，置刺史。《光武纪》。光武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充十七岁。光武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充十八岁。班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后汉书》（《后汉书·班固传》注。）司马彪《续汉书》（《书抄》六二引。）王仲任抚班固背曰：“此儿必为天下知名。”《抱朴子》（马总《意林》卷四引）。按：班固生于建武八年（公元32年），固年十三，则为建武二十年，时仲任十八岁，长孟坚五岁，据理，不得以“儿”，称固。且是时仲任仍在乡里，未与彪晤，此不足信。光武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充十九岁。光武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充二十岁。光禄大夫刘琨，前为弘农太守。《初禀篇》。按：《后汉书·儒林传·刘昆传》，建武二十二年，昆为光禄勋。
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充二十一岁。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充二十二岁。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自纪篇》。按：许慎《说文序》：“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后汉书·百官志》：“郡太守、郡丞、县令若长、县丞、县尉，各置诸曹掾史。”是仲任为掾功曹，当在十七岁以后，二十一二以前。因二十三四以后，已诣洛阳，则其得为功曹，当在此数年中，故志于此。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后汉书·王充传》。按：此二句，叙在“后归乡里，屏居教授”后，盖并前事言之，非归乡里后，才为郡功曹也。《论衡》起草于明帝初年，据《自纪篇》、《讥俗》、《政务》之书作于《论衡》之前，而《讥俗》书又为废退穷居而作。其废退穷居，当即指罢功曹也。故知为功曹，必在此时。废退穷居，旧故叛去，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故作《政务》之书。《自纪篇》。光武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充二十三岁。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充二十四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充二十五岁。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充二十六岁。光武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充二十七岁。光武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充二十八岁。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读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后汉书·王充传》。谢承《后汉书》略同。充幼聪明，诣太学。袁山松《后汉书》。按：《后汉书·班彪传》：“光武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彪复辟司徒玉况府。”《光武纪》：“建武二十三年，玉况为司徒。”则叔皮于建武二十三年已在洛。但其时，仲任方二十一二，穷居乡里。《班彪传》又云：“后察司徒廉，为望都长，吏民爱之，建武三十年卒官。”是叔皮晚年，已离洛之官，则仲任师事叔皮，必在其二十三四以后，二十七八以前。又按《水经·谷水》注：汉顺帝阳嘉元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学。”则仲任入太学师事叔皮，必在此数年。但《光武纪》：“建武五年，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与阳嘉元年碑说异，存之俟考。光武建武三十一年（公元55年），充二十九岁。蝗起太山郡，西南过陈留、河南。《商虫篇》。按《后汉书·光武纪》：“三十一年夏蝗。”《古今注》：“建武三十一年，郡国大蝗。”（《后汉书·五行志注》。）陈留雨谷，谷下蔽地。《感虚篇》。
光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充三十岁。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无云。《宣汉篇》。按：《光武纪》：“中元元年二月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袁山松《后汉书》：“光武封泰山，云气成宫阙。”（《初学记》五、《御览》三十九。）《汉光武封禅仪》曰：“建武三十二年，封泰山，时天清和无云。”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充三十一岁。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充三十二岁。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袁山松《后汉书》。按：《光武纪》，中元元年冬，起明堂辟雍。《明帝纪》，永平元年冬十月，幸辟雍。《翟辅传》，辅上言：“光武初兴，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熹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据此，则辟雍起于光武，成于明帝，则此“观天子临辟雍”，当为明帝时事，故志于此。东海相宗叔庠广召幽隐。《程材篇》。按：《后汉书·宗均传》，永平之年，迁东海相。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充三十三岁。后归乡里，屏居教授。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实理。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后汉书·王充传》。王充于宅内门户墙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着《论衡》八十五篇。谢承《后汉书》（据汪文台揖本）。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篇》。按：《讲瑞篇》云：“此论草于永平之初。”
《会稽典录》云：“《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盖永平初，已属草，时辍时作，至永平末，方专精一志也。又《须颂篇》云：“《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与本传谓仲任归乡里作《论衡》相合。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充三十四岁。京师及郡国七，大水。《明帝纪》。夏旱。《后汉书·钟离意传》。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充三十五岁。比来水旱饥馑，加有军旅。司马彪《续汉书》（《御览》九二），载永平四年诏。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充三十六岁。班固为尚书郎。《别通篇》、《超奇篇》、《案书篇》。按：谢承《后汉书》（《御览》四八四），永平五年，班固被召诣校书。范晔《后汉书·班超传》同。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充三十七岁。鼎见。《宣汉篇》。按《明帝纪》，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充三十八岁。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充三十九岁。虞廷为司徒公。《吉验篇》。按《虞廷传》，事在永平八年。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充四十岁。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充四十一岁。广陵王荆迷于……巫，孝明三宥，王吞药。《恢国篇》。按《明帝纪》，永平十年春二月，广陵王荆有罪自杀，国除。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充四十二岁。庐江皖侯国际有湖出金。太守遣吏收取，遣门下掾奉献。《验符篇》。明帝致麟、醴泉、白雉、嘉禾。金出。《宣汉篇》。按《明帝纪》，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黄金。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充四十三岁。永昌郡有金。《验符篇》。按《明帝纪》，永昌郡，永平十二年置。《郡国志》注云：“二年”误。杨子山为上计吏，见三府作《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佚文篇》。按：《明帝纪》：“永平十二年，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西南夷传》曰：“罢益州西部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置哀牢、博南二县。”《郡国志》：“永昌郡哀牢县，永平中置，故牢王国。”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充四十四岁。明帝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充四十五岁。帝立广陵王荆子。《恢国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四年封故广陵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楚王英惑于侠客，王吞病。《恢国篇》。按：《明帝纪》，永平十四年四月，楚王英卒。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充四十六岁。蝗虫起泰山郡，流徙郡国，荐食五谷，弥衍兖、豫，过阵留、寿张界，飞逝不集。谢承《后汉书》（《后汉书·虞延传》注、《书抄》三十五）。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充四十七岁。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充四十八岁。永平中，神雀群集，百官颂上。《佚文篇》。按：《东观汉记》十八《贾逵传》曰：“永平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采，翔集京师，奉觞上寿。上召逵，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范晔《后汉书·贾逵传》亦云：“永平中”。明帝时，致甘露、神雀、紫芝，离木复合。《宣汉篇》。按：《明帝纪》：“永平十七年正月，甘露于甘陵。是岁，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师。”《东观汉记》：“明帝永平十七年正月，夜梦见先帝太后，觉悲不能寐。明日上陵，树叶有甘露，上令百官采之。”（《类聚》九十八）。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充四十九岁。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充五十岁。建初孟年，北州连旱。《明雩篇》。建初孟年，无妄气至。《恢国篇》、《须颂篇》。岁遭气运，谷颇不登。《宣汉篇》。按：《章帝纪》：“永平十八年，是岁牛疫，京师及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槀。其以见谷赈给贫民。”又建初元年丙寅诏曰：“比年牛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地动。《恢国篇》。按：《章帝纪》，事在建初元年三月。第五司空，股肱国维。《恢国篇》。按：《章帝纪》，永平十八年八月即帝位，十一月第五伦为司空。隐强侯傅，县书市里，诽谤圣政，今上海恩，犯夺爵土。《恢国篇》。按：《后汉纪》十一云：“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傅坐骄溢，免为庶人。”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充五十一岁。元二之间，嘉德流布。《恢国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
《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对作篇》。按：《章帝纪》，建初二年三月辛丑诏曰：“比年阴阳不调，饥馑屡臻。”《后汉纪》十一，建初二年夏四月，太后诏曰：“今水旱连年，民流满道，至有饿馁者。”帝立楚王英子。《恢国篇》。按：《楚王英传》，建初二年，封英子为楚侯。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充五十二岁。零陵生芝草五本。《恢国篇》、《验符篇》。按：《章帝纪》，建初三年，零陵献芝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充五十三岁。夏六月，雷击杀羊五头，皆死。《雷虚篇》。甘露降五县。《恢国篇》、《验符篇》。按：《章帝纪》，建初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充五十四岁。芝草复生泉陵六本。黄龙见，大小凡八。《验符篇》、《恢国篇》。按：《章帝纪》，建初五年，零陵献芝草。有八黄龙见于泉陵。章帝建初六年（公元81年），充五十五岁。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充五十六岁。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充五十七岁。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充五十八岁。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充五十九岁。元和二年，始用四分历，时待诏张盛、京房、鲍业等以四分历请，与待诏杨岑等共课岁余。盛等所中多，四分之历，始颇施行。见《后汉书·章帝纪》及注引《续汉书》。《后汉书·律历志》云，在永平五年。章帝时，麒麟五十一至。《御览》八八九引《论衡》佚文。按：《东观汉记》，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麒麟五十一至。元和、章和之际，此篇（谓《讲瑞篇》）已成。《讲瑞篇》。按：《会稽典录》云：“《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故至元和、章和之际，《讲瑞篇》稿已成。《论衡》各篇，据其征引史实，而可推定其造作先后者：《恢国篇》、《验符篇》言章帝建初六年事（芝草生六本，黄龙见）。《齐世篇》云：“方今圣朝，承光武，袭孝明。”《佚文篇》云：“孝明文雄会聚，今上即命，诏求亡失。”又云：“杨子山见三府作《哀牢传》不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
哀牢内属，在永平十二年。既云“孝明”，又称“今上”、“圣朝”，则《齐世篇》、《佚文篇》亦于章帝时作。《须颂篇》言章帝建初元二年灾。《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治期篇》、《齐世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须颂篇》、《佚文篇》并为宣汉恢国而作，故并定为章帝时所撰。《谴告篇》避明帝讳，称楚庄王为严王；《明雩篇》言章帝建初元二年灾；《遭虎篇》言楚王英死，按英死于永平十四年，则《遭虎篇》当作于明帝永平十四年以后。《商虫篇》言蝗起太山郡，事在建武三十一年。《自然》、《感类》、《寒温》、《谴告》、《变动》、《明雩》、《顺鼓》、《乱龙》、《遭虎》、《商曰》等篇皆属于为汉应变论灾之作，则可据《遣告》、《明雩》等篇定为章帝时作品也。《程材篇》言宗均为东海相，事在永平元年，则《程材篇》必作于永平以后；《别通篇》称孝明；《超奇篇》言孟坚为尚书郎，事在永平五年，则《超奇篇》必作于明帝永平五年以后；《别通篇》作于明帝后，章帝时也。《答佞》、《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等篇，俱为校量贤佞知操之作，当属于一时，则并定为章帝时作。《实知篇》避明帝讳称庄襄王为严襄王，则亦为章帝时作。《实知》、《知实》、《定贤》三篇同一旨趣，当属于一时之作。
九虚、三增、《谈天》、《说日》、《问孔》、《刺孟》盖属一时。《雷虚篇》，雷击杀羊五头，事在建初四年，则诸篇同为建初前后之作。《正说》、《书解》、《案书》、《对作》又属一类。《案书篇》言班固为尚书郎，事在明帝永平五年，《对作篇》载建初二年奏记郡守事，则此诸篇作于章帝建初前后。《逢遇》、《初禀》等篇，盖当为一时之作。《吉验篇》言虞延为司徒，事在永平八年，则《吉验篇》必作于明帝永平以后。《初禀篇》目见《恢国篇》，《恢国篇》作于章帝元和中，则知《逢遇》诸篇当作于永平以后，元和以前。唯《论死》、《祭意》等篇为祛迷讥术之作；无以推定。通览全书，可知其先后顺序之例。如《初禀》、《寒温》、《谴告》等篇属稿在先，则居于《自然》、《恢国》等篇之前。（《初禀篇》目见《恢国篇》，《初禀》第十二，《恢国》第五十八。《寒温篇》目见《自然篇》，《寒温》第四十一，《自然》第五十四，可证。）据此，则《论死》以下等篇，必成于《宣汉》、《验符》诸篇之后。总上所考。则知《论衡》大半作于章帝时。《讲瑞篇》云：“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和帝永元中，还改定旧稿。则仲任于此书致力前后凡三十年，亦云勤矣。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充六十岁。
徙家辟难，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自纪篇》。入州为从事。《自纪篇》。刺史董勤辟为从事。《后汉书·王充传》。按：《自纪篇》“入州为从事”句，次于“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句下，乃通前后事言之，非为从事、为功曹并一时事也。“入州为从事”，即本传所云“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自纪篇》云“后入为治中”，即本传“转治中”。王充明言“徙家辟难，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则“入州为从事”当在此时也。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充六十一岁。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自纪篇》。转治中。《后汉书·王充传》。按：云“历年寝废”，则“转治中”与“为州从事”当隔一年，故志于此。元和章和之际，嘉瑞奇物，同时俱应。凤皇麒麟，连出并见。《讲瑞篇》。永平以来，讫于章和，甘露常降。《讲瑞篇》。按：《后汉记》十二：“元和二年二月，凤皇集于肥。五月丙戌诏曰：‘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神雀、甘露降自京都。’”《东观汉记》：“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凤皇三十九见郡国，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龙三十四，青龙、黄鹄、鸾鸟、神马、神雀、九尾狐、三足乌、赤乌、白兔、白鹿、白燕、白鹊、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华苹、朱草、连理，实日月不绝，载于史官，不可胜纪。”《古今注》：“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乌集沛国，麒麟见陈，一角，端如葱叶，色赤黄，芝生沛，如人冠。”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充六十二岁。罢州家居。《自纪篇》。自免还家。《后汉书·王充传》。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章帝）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后汉书·王充传》。谢夷吾荐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荀，近世扬雄、刘向、司马迁，不通过也。”谢承《后汉书》（范晔《后汉书》本传注）。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充六十三岁。续《讲瑞篇》稿。按：《讲瑞篇》云：“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则其续稿，已在章殁后，故志于此。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充六十四岁。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自纪篇》。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后汉书·王充传》。
按：臧琳《经义杂记》四曰：《后汉书·王充传》：“充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载节嗜欲，颐神自守。”案充所着《论衡》八十五篇，今本无缺，而《养性书》失传，隋、唐志亦无着录。《论衡》末有《自纪》云：“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作《养性》之书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以上疑用十六篇之目），庶冀性命可延，期须不老。既晚无还，垂书示后。惟人性命，长短有期，人亦虫物，生死一时。年历但记，孰使留之？犹入黄泉，消为土灰。上自黄、唐，下臻泰、汉而来，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命以不延，吁叹悲哉！”读此，可想见其书之仿佛。年渐七十，乃作《养生》之书，凡十六篇。《会稽典录》。昔王充着述，制《养气》之篇，验已而作，岂虚语哉？《文心雕龙·养气篇》。年七十余，乃作《养性》一十六篇。韩愈《后汉三贤传》。按：《会稽典录》作“养生”，“性”、“生”字通。《文心雕龙·养气篇》作“养气”，盖《养气篇》为《养性书》之目。“年渐七十”与“七十余”义异，韩氏失之。王充年在顺耳，道穷望绝，惧声名之偕灭，故《自纪》终篇。《抱朴子自序》。按：六十耳顺，云“六十”者，举成数也。仲任六十二罢州家居，年渐七十，作《养性书》，而《养性书》目，已见《自纪篇》，则其《自纪篇》非六十岁时作也。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充六十五岁。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充六十六岁。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充六十七岁。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充六十八岁。和帝永元七年（公元95年），充六十九岁。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充七十岁。永元中，病卒于家。《后汉书·王充传》。按：永元共十六年，其云“永元中”，故志于此。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推定仲任为八十岁。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表》因之，并未考也。又按：清唐煦春《上虞县志》二十五下：“汉郡功曹王充墓，在县西南十四都乌石山（据《万历志》），嘉庆十二年，邑人林鉴修治（据《嘉庆志》），咸丰五年，林鼎臣、谢简廷重修立石。”
（录自黄晖《论衡校释》）三、《论衡》版本卷帙着录《论衡》一书，在王充死后五六十年就逐渐流传开来。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进士杨昌文把当时的通行本与史馆藏本对照合校，并为之作序刊刻。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会稽太守洪适（kuò阔）又重刊杨刻本。目前保存下来的宋本只有残卷或经过后来修补的印本。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的宋版《论衡》残卷（卷一至卷二十五），是宋代的刷印本。抗日战争前，国立历史博物馆藏的宋版《论衡》残卷一册，（卷十四至卷十七），是元代用牍背纸印的宋刻本，今下落不明。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宋本《论衡》，由于元、明两朝多次补修，版框高低不一，字体和版口的格式各异。其中一小部分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至二十一字，版心顶端载本页字数，下端有刻工姓名，与日本宫内厅所藏的宋版《论衡》残卷相同。一部分是元代补刻的，绝大部分是明代补刻的。明刻部分版心上端分别有“弘治十七年补”、“正德十六年补刊”、“嘉靖元年补刊”、“嘉靖元年重刻”等字样。明代三次补刻，都没有序跋，只有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刊本在首卷目录后有黑色图记两行：“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本，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是翻刻南宋乾道三年的刻本。书中目录后重抄宋本序跋，仍称三十卷。首卷标题下，有浙江海宁蒋氏衍芬堂藏书印章，是明初坊间刻本，过去被称为“元小字本”。明代以后的刊本很多，流传较广的是嘉靖十四年（乙未，公元1535年）吴郡苏献可刊刻的“通津草堂本”，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末卷后有“周慈写陆奎刻”六字，卷一《累害篇》中“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以下缺一页四百字。万历年间程荣刊刻的《汉魏丛书》本、何允中刊刻的《广汉魏丛书》本，还有后来的黄嘉惠校刻本、钱震泷刻本等等，都是根据“通津草堂本”刊刻的，所以《累害篇》都缺一页。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刘光斗等所刻《论衡》，序文声称是根据北宋杨文昌本校刻的，其实也是根据“通津草堂本”，《累害篇》同样缺一页。清乾隆年间，王谟刊刻《增订汉魏丛书》本、光绪年间湖北崇文书局刻的《子书百家》本，以及民国以后的许多刊本，包刮石印本、铅印本、影印本、缩印本，绝大多数都是根据“通津草堂本”或《汉魏丛书》本，其中有的补足了《累害篇》的缺页。
现存《论衡》版本目录《论衡》三十卷南宋乾道三年绍兴府洪适刻本元、明递修本，八册，清钱谦益批点，黄丕烈跋，叶昌炽题识，有“汲古阁”、“言里世家”、“铁琴铜剑楼”、“士礼居”等藏印。又一部，十四册装，有“涵芬楼”藏印。北京图书馆藏。《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明初刻本，八册，旧称“元小字本”。北京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