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论衡》85篇。若大体进行归类，其基本内容有如下方面：一、从不同的角度论述性命问题的，有14篇文章。其中，《物势篇》是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本性篇》与《率性篇》主要说性；《初禀篇》、《无形篇》、《偶会篇》、《命禄篇》、《气寿篇》、《命义篇》、《逢遇篇》、《累害篇》、《幸偶篇》、《吉验篇》主要说命；《骨相篇》说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
二、论述天人关系的，有21篇文章。其中，《自然篇》是天人关系说所依据的理论，表述了王充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寒温篇》、《谴告篇》、《变动篇》、《招致篇》（佚文）、《感类篇》是评论当时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诸说违背了天道自然之义；《明雩篇》、《顺鼓篇》、《乱龙篇》、《遭虎篇》、《商虫篇》是论述当时的灾异变动的；《治期篇》、《齐世篇》、《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须颂篇》、《佚文篇》是论述当时各种瑞应的。
三、论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的，有16篇文章，全部贯穿了王充的无神论精神。其中，《论死篇》、《死伪篇》、《纪妖篇》、《订鬼篇》、《言毒篇》、《薄葬篇》、《祀义篇》、《祭意篇》主要论述的是人鬼关系，反复阐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不能致人祸福，因而提倡薄葬；《四讳篇》、《……时篇》、《讥日篇》、《卜筮篇》、《辩祟篇》、《难岁篇》、《诘术篇》、《解除篇》论述的是当时的各种禁忌，说明“吉凶祸福，皆遭适偶然”，所以不应相信一切禁忌。
四、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及虚妄之言的，有24篇文章，充分表现了王充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其中，《变虚篇》、《异虚篇》、《感虚篇》、《福虚篇》、《祸虚篇》、《龙虚篇》、《雷虚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奇怪篇》、《书虚篇》、《道虚篇》、《语增篇》、《儒增篇》、《艺增篇》、《问孔篇》、《非韩篇》、《刺孟篇》、《谈天篇》、《说日篇》、《实知篇》、《知实篇》、《定贤篇》、《正说篇》、《书解篇》、《案书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虚妄之言。
五、论述区分贤佞才智和用人制度的，有《答佞篇》、《程材篇》、《量知篇》、《谢短篇》、《效力篇》、《别通篇》、《超奇篇》、《状留篇》等8篇文章。
六、可以当作自序和自传的有《对作篇》和《自纪篇》两篇文章。
以上仅仅是很粗略的分类，不一定很合理，但要过细区分，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天命观原本是秦以来神学体系的核心，经董仲舒发挥以后，“命”的问题纬书定为三科（即受命、遭命、随命），被正式列入《白虎通义》的神学法典（见《白虎通义·寿命》）。王充既然否定有意志的天和天人感应论，当然否定命有三科的神秘主义。他的观点是与神学观念对立而否定报应论的，但由于时代条件和他自身条件的限制，他却提出了一种新的命定论。他认为，人性善恶与命之吉凶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不能混为一谈。他把人的禀命分为“寿命”和“禄命”两种，认为人寿命的长短是决定于禀气的厚薄，积善行德并不会延长寿命。在谈禄命问题时，他提到了许多社会的因素都会对人的禄命发生作用。但王充对决定禄命的种种社会因素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最后仍归之于禀命，即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王充的命定论没有退到神学的天命论中去，而是一种自然必然论，即自然命定论。王充认为自然界皆受自然的必然性的支配，同时，这个必然性也决定着人类的吉凶福祸与富贵贫贱。他否定了超自然的力量，但又把自然本身神秘化。他盲目崇拜自然的必然性，进而把这种必然性运用到社会领域，排除了人的任何主观能动作用，完全听任一种必然的安排。他虽然反对神学宣扬的天意决定一切，但他以自然的必然性代替了天意。这种自然命定论，不可避免地陷入神秘的宿命论，教人幽居俟时，坐待命运的安排。这比荀子的自然观后退了一步，也是王充无神论的最大局限。
王充继承了前人的唯物主义观点，探讨了物质世界的本原。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确立了唯物主义气的一元论。王充认为，气充满了宇宙而无限，是没有具体形体的物质元素，万物皆由这个物质的气构成。而万物的差异，都是由于禀气的不同，即“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物势篇》）。气是无知无欲的，构成万物是自然而然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然篇》）。气的一元论和万物自然生成说，是王充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核心。这个自然观，是对神创论和目的论的否定，也是王充反神学的理论基础。
王充同从西汉董仲舒到东汉班固《白虎通义》的神学体系斗争的焦点，是天是物质的还是有意志的问题。王充认为，“夫天者，体也，与地同”（《祀义篇》）。明确指出天与地同是体，从气的本原论论证了天的物质性。既然还天地自然以本来的面目，根绝了天的神秘性，就与《白虎通义》划清了把气当作神秘精神的界限，也就否定了天地“故生人”，“故生物”的神学目的论。王充认为，自然界万物生长变化是万物本身自然而然的“物自化”，“物自成”，没有一个神秘的天在有意识地安排、主宰。他对神学编造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与谴告说一一进行了批判。王充还提出了“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造谴告之言矣”（《自然篇》）的观点，这接触到了神学的社会根源，是很可贵的。王充的自然天道观，从哲学上来说是进步的，从当时的科学水平来说则是落后的，但王充不是科学家，所以就不能苛求于他了。
王充又从生活常识、事实效验、自然知识、逻辑推论及形神关系等方面论证了世间无鬼，并否定了鬼能祸福于人。有些论证虽然简单朴素，但颇生动而又具有说服力。王充虽然对鬼神迷信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批判，并从理论上给予无神论的解释，但因受时代的局限，还远不能对颠倒的观念给予科学的说明，因而存在着不少的漏洞。如他虽然否定了人死后精神《灵魂》脱离形体而存在的鬼，却又承认有一种实实在在的鬼，即妖。如他在《论死篇》中说：“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这就与人死神灭的命题相矛盾了。不过王充没有由此而倒向承认有超物质的鬼神存在。王充思想上的这种局限，当然不能科学地解释形神关系，更不能彻底摧毁有鬼论的理论基础。所以他主观上想彻底打鬼，结果往往又被鬼缠身。
两汉时代，是一个灾异符瑞盛行的迷信时代。王充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否定了天与鬼神，使迷信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又进一步把一切迷信（巫术、卜筮、术数、忌讳等）包括在“疾虚妄”之内，一一加以批驳。王充还触及了这些迷信禁忌的社会根源。他说“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他指的“愚人”，不只是一般群氓百姓，还包括那些奉祀鬼神的官吏、君王。各种迷信职业家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从事骗人活动的，王充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王充对世俗迷信的批判是全面的，他所用以批判的观点和方法虽然较为朴素，但却有相当的说服力。
可以看出，王充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集前人无神论思想之大成，以元气自然论论证万物生化，否定了董仲舒以来的神学目的论，并确定了古代无神论的理论体系。说王充建立了无神论理论体系，这要从与神学体系相对立的角度来说明。有神论的发展及其核心内容，是从灵魂不灭发展到有神观念，再进而产生出对最高人格神——上帝（天）的崇拜，由此又派生出神秘的目的论以及各种宗教和世俗迷信的形式，从而形成神学体系。王充则是对神学体系的基础到其核心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全面批判，并在批判中建立了无神论的理论基础——唯物主义气的一元论及万物自然生化论。他论证了天是自然的天，人与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道（自然之道）无为，不能干预人事，从而否定了谴告说与天人感应论；他又从形神关系上论证了人死神灭无鬼，对鬼神给予理论的否定。基于上述论点，他对由崇拜人格神派生出来的神秘主义及世俗迷信，原原本本地逐一加以驳斥。他对神学理论核心的批判完整而系统，对表现形式的批判也是很全面的。王充的社会历史观是从属于他的自然观的，较集中地表现了他的自然观中的消极因素。他反对颂古非今，并提出了今胜于古的论点，他也看到了社会物质文化方面的进化，有历史进化论的因素。但是他又以今况古，把古今等同起来，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王充否定五德终始说的历史循环论，但是他自己又提出了三教循环论，其中虽有针砭秦汉社会文薄的积极因素，但同样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王充认为，世之治乱系于天时，这也是一种自然命定论，但他又认为自然灾害是“德衰政失”造成的，对自然灾害要积极治理，靠祭祀祈祷不能消除灾害。王充提出的治国之道，也是一种平庸之见，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王充一再用符瑞宣扬汉德，他讲符瑞没有什么种源，其中包涵着反对血统论的积极因素，但符瑞本身原是无稽之谈，所谓符瑞不过是为封建统治装点门面、粉饰太平而已。
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实知篇》和《知实篇》中，而其精神则渗透在有关圣贤、书传、人材等篇目的论述之中。王充对孔子和圣人大胆地作了如实的评价。他既推崇圣人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又反对盲目迷信圣人，认为圣人也有缺点。汉儒在神化圣人的同时也神化了经艺，他们宣称圣人是万世师表，而圣人创作或审定的经艺则万世不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体系应运而生，至东汉则发展为谶纬儒学。王充正本清源，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谈到汉代经艺的发现过程，对经艺重新估价，进行解说，剥去汉儒给经艺披上的神秘外衣。
王充根据亲身的体验，论述了他识别人材的观点。他提出如何区别佞人与贤人，揭穿了佞人阴阳两面的丑恶灵魂。他把文吏和儒生进行对比，序儒生于文吏之上，对东汉豪强把持仕途和官场的腐败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他从儒生中又筛选出通人，将通人区分为文人和鸿儒。他认为司马迁、班彪父子等属于文人，而鸿儒则更高一筹，他们不仅博古通今，而且能论说世事，昭辩然否，可谓超等奇才，他在《状留篇》中抒发了自己不得仕进的愤懑心情，又揭露了当时官场中的黑暗和反常现象。王充的这些观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可以有分析地批判取其义而用之。
刘盼遂先生说：“原夫《论衡》一书，历来号称难读者，约有四因。一曰用事之沉冥；二曰训诂之奇觚；此二者属于着作人之本文然也。三曰极多误衍误脱之字；四曰极多形误音误之文；此二者属于后代钞手及梓人之不慎而然也。”有清一代，特别是乾、嘉时代，校勘古书成就斐然，但对于《论衡》，如卢文弨、王念孙等，都是手校群书二三十种的人，而没有一人校及此书，俞樾虽有校正，仅以余力所为，所以不甚精当。幸有孙诒让、孙蜀丞、黄晖、吴承仕、刘盼遂等先生于此书用力较多，才使我们有所借鉴。
我们的注释以明通津草堂本为底本（原本小字校注除个别采用并注明外，其他一律删去），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铅印校点本为对校本。参校本有宋乾道三年原刻，元、明两朝先后补刻三十卷本《论衡》，简称“递修本”。明初坊刻十五卷本《新刊王充论衡》，简称“十五卷本”。崇文书局刻三十卷本《论衡》，因有章钰过录杨守敬校宋刊本校语，故简称“章录杨校宋本”。明天启六年刘光斗刻三十卷本《论衡》，因有伦明用红笔转录杨守敬校宋刊本校语和用蓝笔转录日本人涩江全善校日藏宋刊本校语，前者简称“伦明录杨校宋本”，后者简称“伦明录涩江校宋本”。另外，还旁校了有关类书和古籍，都一一在注释中注明。同时，也采用了内校本书的办法。《论衡》85篇，通津草堂本分为30卷。每卷前、后均标明卷次，而每卷前还列有本卷篇目，今一并删除。但在目录中仍按通津草堂本列出卷次，以便读者了解其分卷情况。又，通津草堂本前还有韩性书序，后附有宋庆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杨文昌题序，今亦略去。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校勘、标点、分段、题解、注释和译文。为了注译方便，对有些旧本段落作了分解。在注译过程中，我们充分吸收了黄晖《论衡校释》、刘盼遂《论衡集解》、吴检斋《论衡校释》、蒋祖怡《论衡选》、北大历史系《论衡注释》、北京人民版《论衡选注》等书的研究成果。凡借鉴和采用前人研究成果之处，均未一一注明出处，仅因篇幅所限，非敢掠美。第一至第四十二篇，由方家常注译，袁华忠注译第四十三至第八十五篇，并负责收集整理书后附录。
对于《论衡》的研究还大有文章可做，我们的注译不过是给初学者提供一个读懂原文的方便，给研究者提供一些基本资料而已。限于水平，书中难免有谬误之处，恳切希望得到专家们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袁华忠一九九一年六月于贵阳出版
说明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着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着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着的全貌，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着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着，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着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