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宇点点头，道：“江教授的建议非常正确，我将几位受害人的身份进行了调查，也发现了一些蹊跷。”
周光宇说着，将大屏幕向下翻了一页，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妇女的简历，右上角是一张头像，头像下面是三个清晰的小字：周秋媛！
“周秋媛，女，1926年出生于辽宁封山县白河乡永安村，父母及祖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周秋媛的父亲和母亲带着两个儿子逃往关内，因为周秋媛年龄太小，而爷爷奶奶故土难离，便留在了永安村。在她十三岁的时候，爷爷被日本人抓去修建工事，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可能被日本人杀害了。她便跟着奶奶一同生活。十六岁那一年，奶奶也死了。无依无靠的她决定去关内投靠她的生身父母，但是刚到封山县便被日军抓走了，被送往黑河市的一所秘密慰安所，成了一名慰安妇。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挺近东北，东北全境解放。
苏军在黑河的一处山洞中找到了九名躲在其中的慰安妇，周秋媛便是其中之一。
周秋媛被解救后，到了康新市望山县的望山村，没有嫁人，在孤儿院收养了一名女孩，女孩长大后，招了一个上门女婿，生下一个两个儿子和一名女儿，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在读化学博士，也只有她在这场灾难中幸免遇难。
之所以说受害人的身份有些蹊跷是指，被剥皮残害的六名妇女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她们都曾有慰安妇的经历！”
会议厅里鸦雀无声，他们都被这一事实震惊了。
周光宇顿了顿，接着道：“还有比这个更加蹊跷的事情。从去年开始我就在调查剥皮受害人的身份资料，但是查找了很多地方都没能找到她们完整的档案资料，所有的档案都会在中间断掉一段，而这一段恰恰就是抗战时期。直到昨天晚上，我才通过在俄罗斯的一位朋友，从莫斯科国家档案室找到了一份珍贵的资料，上面记述了当时苏联红军在黑河曾解救过9名慰安妇的事情经过，上面也详细记录了9个人的生平资料，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一张9个人的合影，经过走访辨认可以确定，十年来发生的6起剥皮杀人案的主要受害人都在其中，她们都隐姓埋名生活在康城！”
屏幕上放出了一张9个人的合影照片，周光宇将6个人一一进行的指认。
“有点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找到这几个人年轻时的照片，一来她们的家人全部遇难，二来这几个人似乎极少照相，我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周秋媛的外孙女周紫怡，希望她的手里能有周秋媛较为年轻的照片，那么这件事就基本上可以100%的肯定了！”
会议厅顿时一片哗然，众人不停的发出惊呼，很多人都不由自主的交流了起来，竟然都是慰安妇，并且曾经一同被解救！
“我随后按照莫斯科国家档案馆的资料中的名字，调查了另外三名慰安妇的下落，发现，其中已经有两人分别在1987年和1995年去世，而另外一名叫做张新华的妇女在2001年11月突然失踪，她的家人在2002年1月份报了警，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张新华。”
“6名慰安妇，曾同时被解救，又先后被人用同样残忍的手段杀死在家中，这是不是有点太巧了？”张副厅长道。
“还有更巧的事！”周光宇道：“根据我们在案发后在村里的调查发现，这六名主要受害人还有很多共同之处，第一，她们都没有嫁人，当然这可能和她们特殊的经历有关；第二，她们全部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6个人中只有周秋媛比较特殊，她的父母很早就逃到了关内，至今没有下落。可是其他5个人都有直系亲友留在老家，最后一名受害人牛兰兰，她是婚后被抓去当的慰安妇，她还有一名女儿活着，就在她的老家；第三，6个人到了各自所在地之后，都表现的极为孤僻，所住的地方也远离村子，平时极少和邻里或者村大队联系，但又特别喜欢小孩，每个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去她们家玩耍；第四，她们都从不出门，60多年来，村子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她们进城，而反常的是，就在她们遇害的前两个周左右的时间，她们都不约而同的消失了十几天，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一个个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能去哪？第五，6个人被解救后都约而同的选择了康新，可是她们的老家没有一个是康新的！另外，我们在周秋媛的家中还找到了一些不同的线索，我们从案发现场找到了两种东西，一个是一本古怪的古经书，经书很旧，是用一种很奇怪的文字写成的，图文并茂，不知道什么内容，是在死者的床板夹缝中发现的，看样子死者生前对这件东西十分重视，隐藏的极为巧妙，我们的干警也是在无意中才发现的。另外一个是一把二战期间日军的随军水壶，丢在窗外的一口大水缸前，因为不像是普通老百姓家用的东西，所有也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水壶的底部有日文的款识，我也是由此结合到死者的年龄以及她们怪异的生活方式猜想到她们或许和慰安妇有关。
从以上这些资料来看，6个人先后被剥皮杀害，绝非巧合，极有可能和她们慰安妇的经历有着巨大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