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苏共垮台亡国的主要原因
多年来，关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条共识，那就是苏共从最初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到最后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耗竭了执政资源，瓦解了执政基础，最终丧失了执政地位。
（一）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任意否定和抹黑党的领袖和党的历史，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首要原因是自毁其史。长期以来，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严重泛滥，全盘否定斯大林、肆意抹黑斯大林和苏共历史，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并在战后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对此，即使顽固坚持反共反苏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都说：他从沙皇手里接过的是木犁，撒手人寰时留下的是原子弹。当然，斯大林也犯了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等严重错误，给苏联社会造成硬伤，埋下了长期隐患。
对斯大林理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着眼于分析其犯错误的根源，着眼于总结经验教训，从中汲取不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但是，苏共领导人却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否定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是始作俑者。在苏共二十大上，他恶毒地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强盗”“赌棍”“俄国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他把丑恶肮脏的语言加在斯大林头上，把污水泼到斯大林身上。苏共二十二大后，更是把斯大林迁出列宁墓，焚尸扬灰。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不仅造成了苏共党内和群众的思想混乱，也使一些年轻人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这些人后来被称为“二十大的产儿”，其中一些人成了瓦解苏共、埋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骨干。2001年3月，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60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戈尔巴乔夫是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他上台后掀起了“重评斯大林”运动，从对斯大林的否定发展到对苏共的否定，从对斯大林时期的否定发展到对苏联70年历史的否定，从对斯大林体制的否定发展到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公开宣称，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之后，重新审视乃至全面清算苏共和社会主义苏联历史的风潮被掀起，到1988年达到高潮。他们把矛头先指向斯大林，大肆渲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害的人数，把斯大林贬损得一无是处。随后，对斯大林的批判逐渐转变为对十月革命、对列宁主义和列宁本人的批判。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整个苏联的历史被描述得一团漆黑，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社会主义被说成是“极权主义”和“万恶之源”，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天堂，有人甚至要求回到沙皇君主制时代。
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后果极为严重，否定了斯大林，否定了列宁，否定了苏联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就否定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败坏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光辉形象，使人民对党感到失望和不满。
（二）背叛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使党丧失了凝聚人民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思想保证。对于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执政党来说，强有力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作是凝聚党心民心、统一步伐的理想、意志和号角。
苏联曾是一个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列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学说，并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共意识形态逐渐从“僵化”演变为“西化”，逐步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使党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赫鲁晓夫提出了一系列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他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等所谓新理论，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思想，代之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为后来戈尔巴乔夫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埋下了伏笔。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对赫鲁晓夫的错误理论做了一些修补，但在1977年10月的苏联新宪法中，依然写入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错误观点，并认为苏维埃国家已经完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阶级斗争熄灭了。
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等所谓“新观点”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公开放弃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根本原则。1991年7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强调：“过去，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鼓舞自己的源泉”；“现在，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库内包括国外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其实质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指导地位。
与此同时，苏共也逐渐放弃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从1986年至1988年，在雅科夫列夫的主持下，苏联一批最有影响的报刊《消息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等先后被“新人”接管，《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等报刊的编辑部被大幅度调整。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以《真理报》为基石的苏联社会主义党报体系遭到沉重打击。随之，《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报刊纷纷宣告“独立”，站到苏共的对立面，推波助澜、煽风点火，掀起了一股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暴露苏联社会阴暗面、贬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狂潮浊浪。电视台也不甘落后。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发布了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之后，反对派通过电视直播，合法地将各种反苏、反共的声音传遍全国。
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丧失造成了媒体失控，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大厦，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党在人民中的声望和形象一落千丈，人们逐渐失去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失去了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人们的精神支柱轰然坍塌。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短短两年时间内，就有290多万苏共党员声明退党，大大加速了苏共垮台的进程。
背离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使党成了任人丑化、宰割的对象，瓦解了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必然导致苏共的失败。
（三）长期奉行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大批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混入党内并窃取领导权，从内部瓦解了苏共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在苏共党内，在于党的领袖叛变了党。
党的组织路线不正确，党内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之风蔓延。从斯大林开始，苏共在干部路线上任人唯亲逐渐成为一种潜规则，提拔干部的标准主要看是不是自己人，干部的任免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的好恶，上下级之间形成了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下级只对上级负责。
斯大林提出没有干部任命制就没有党的领导，后来竟发展到连政治局委员也任命。在苏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斯大林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向会议宣读了自己拟就的25人的主席团名单，没有讨论就通过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把老相识、老部下都调到中央，安插在重要岗位，形成了苏共历史上最大的帮派“第聂伯罗帮”。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平庸，能节节上升就在于对勃列日涅夫的忠诚。吉洪诺夫德很平庸，只因是勃列日涅夫的同乡兼校友，便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也被火箭式地提升为民航部长，后竟成为中央委员和苏联空军主帅。他还提高了地方一把手对干部的决定权，双方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由此，党内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之风盛行，干部之间近亲繁殖，形成了很深的裙带关系链；许多干部成为双面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一套做一套。戈尔巴乔夫任人唯亲肆无忌惮。他上任不久，就搞干部队伍大换班，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新增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8人，撤职2人；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和六位副主席，撤换了40多名中央和政府部长及近100名州委书记。短短几年内，150个边疆区﹑州﹑直辖市委的书记被更换了92.5%，使很多与其臭味相投的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野心家、阴谋家等占据了党的各级领导岗位。
在苏共内部，党的组织严重不纯，一些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混入到党内。苏共错用、重用了一批这样的人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在党顺利的时候，他们受党恩、往上爬；在党遭遇困难的时候，他们率先反戈，兴风作浪，分裂党，瓦解党，置党于死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都是这样的人。叶利钦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后，以抨击特权腐败为名，捞取政治资本，并将矛头指向苏共中央。1990年5月29日夺取俄罗斯联邦最高权力后，他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1991年6月19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8月20日，他颁布了“非党化”命令，宣布禁止俄罗斯各政党在各级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基层企业中活动，对苏共施以最后一击。这些人长期在党的体制内经营，对党的危害其狠毒不亚于敌人。苏联解体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新贵，1991年，俄罗斯新总统周围高官总数的75%，新党领袖的57.1%，新政府官员的74.3%都是原党政干部。
（四）严重违背乃至放弃党的民主集中制，造成党内民主缺失、集中不力，涣散和瓦解了党的组织力与战斗力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党的建设过程中，坚持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他任党的领导人时期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执行得最好的时期。但他在临终时，对党的民主集中制能否贯彻好也十分忧虑。他在遗嘱中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的话不幸而言中。斯大林在担任苏共总书记初期，还能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但在苏共十七大后，个人专断日渐严重，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严重破坏。从1939年党的十八大到1952年党的十九大长达13年之久，才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1947年到1952年，竟连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都没有召开过。在中央领导层，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关系，不是领导和团体的关系，而是猫鼠关系。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在形式上对斯大林的错误做了某些“修正”，但并没有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只不过是由一个人说了算，变成了由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赫鲁晓夫上台后一边反对“个人迷信”，一边制造“个人迷信”，比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大权在握，随心所欲，包括对中央书记们也是动辄训斥，甚至侮辱。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严重违背民主集中制，造成了许多重大决策失误乃至失败。
戈尔巴乔夫完全背离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要“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重点放在民主化和党员群众的权利上面”，在上下级关系上，规定了党组织“自治原则”；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规定了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如不同意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可不执行。从此，苏共不再是一个具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战斗组织。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正式取消了“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条文。至此，作为苏联共产党党内生活准则的民主集中制，被彻底抛弃。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苏共党内长期民主缺失，党的主要领导人独断专行，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造成党员的积极性和党组织的凝聚力下降，党的生机活力被严重窒息。而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削弱了党的团结统一，瓦解了党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有组织的敌人面前党因力量涣散而不堪一击。
（五）改革走上了邪路，违背和损害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与根本利益
十月革命后，苏联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被称为“斯大林模式”。在基本制度方面：政治上，坚持以共产党执政和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文化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体制机制方面：经济上，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政治上，实行共产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党的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斯大林模式”曾经发挥过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也有严重的弊端。一是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抑制了各方面积极性的发挥。
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但是，苏共的改革并没有一以贯之，改革举措要么人亡政息，要么人没亡政就息了。赫鲁晓夫执政11年，年年出台新举措，岁岁都有新招术，但主观随意性很大，造成了严重混乱。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了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权，加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但1970年后，改革就停滞了。他说：“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既是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颠峰时期，也是苏联模式弊端暴露最明显和最严重的时期。改革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成熟，但勃列日涅夫错失了机会，苏联社会陷入了深刻危机。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向性错误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戈尔巴乔夫改变苏联社会发展方向的思想根深蒂固、由来已久。早在1983年，他就说：“我们的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1991年11月，他又说：“应当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苏联解体后，他踌躇满志地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5年到1988年，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从1989年到1991年，在经济体制改革遇挫的情况下，贸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取消了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改革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走上了邪路。
取消了党的领导地位。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就是要取消党的执政地位。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要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6条中关于苏联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并说“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3月12日，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在序文中删去了“共产党——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增强了”的表述；并将第6条由“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及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的核心”，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且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就废除了宪法赋予的苏共法定领导权，从根本上摧毁了苏共执政的法理根基。
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1991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绕过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发表声明，提出要签订新的联盟条约，新建的联盟将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更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取消了“社会主义”字样，这就从法律上改变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
放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戈尔巴乔夫把西方经济理论视为“圣经”，加速推进非国有化改革。1991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法》。戈尔巴乔夫在写给西方七国领导人的信中表示，第一步，头两年将把苏联80%的中小企业卖给私人；第二步，将对大型企业实行私人经营。私有化改革动摇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大厦的根基，瓦解了苏联人民团结奋斗的经济基础，严重违背和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苏联的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性质。
当改革以终结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些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为目标时，改革就走到了尽头。
（六）党的作风逐渐败坏，党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
苏共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击垮，还被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这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苏共党群关系由亲到疏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革命战争年代，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这是苏共能够战胜国内外敌人干涉、巩固人民政权的力量源泉。但是，随着党的地位变化，党的作风逐渐出现了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由亲到疏、由热到冷，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心离德、形同陌路。
革命导师列宁十分注重党的作风建设。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把广大人民群众召唤到党的旗帜下，党赢得了两个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另一个是在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告诫全党：“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为了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列宁亲自为苏维埃机关制定了管理规则，“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张贴接待群众来访日期和时间的告示……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证的地方。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设登记簿，要有简要的记载，记下来访者的姓名、申诉要点、交谁办理。星期日和节日必须规定接待时间。”列宁本人也亲力亲为。仅在1922年10月2日到12月16日两个半月中，他就亲自接待群众125人次，平均每天会见2至3人。斯大林在演讲和文章中，多次引用古希腊神话中安泰的故事告诫全党：共产党好比安泰，人民群众就是大地母亲。离开人民，必然失败。他长期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一件短皮大衣从十月革命一直穿到去世。他去世后，仅有900卢布存款，还有几双织补过的短袜子，几双鞋跟都已磨破的皮靴，两套军服：一套是他每天都要穿的，另一套是用于节日检阅穿的。
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苏共党风逐渐败坏。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蔓延，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裂痕越来越深。赫鲁晓夫喜欢讲大话﹑空话﹑套话，爱瞎指挥。勃列日涅夫是享乐主义的“带头人”，他对贵重礼品、轿车、猎枪的喜爱被许多人知晓，他热衷于追求荣誉和奖赏，在执政期间竟然得到了200多枚各种勋章。他的不少亲属也利用裙带关系获取高官厚禄，享受奢靡生活，其女儿加琳娜在他的庇护下，长期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戈尔巴乔夫擅长耍两面派，常常说一套做一套，他爱慕虚荣﹑喜出风头，热衷于搞兴师动众的视察，热衷于讲话和写文章。受其影响，党内讲假话成风，普遍存在着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党群关系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有无人民支持，结果天壤之别。因为有了人民的支持，苏共在拥有20多万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在拥有35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苏共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垮台亡国。对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供认不讳：“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
（七）特权阶层和腐败现象恶性发展，党逐渐失去了先进性、纯洁性和代表性
特权和腐败，与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绝不相容。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并没有特权现象，也没有特权阶层。卫国战争时期，时任苏维埃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为了保证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基本生活，列宁建议设立“疗养食堂”。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最初的工作需要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特权。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扩大了干部享有特权的人数，提高了特权标准，“特供商店”大量涌现，针对党员干部的免费食堂、高级别墅和豪华汽车等大幅推开，特权现象在整个干部队伍中蔓延。伴随着特权现象形成了权贵阶层，一些人开始在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苏共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被切断了。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与腐败现象交织在一起并恶性发展。一些手中掌握财权和对国有企业有管理权的官员，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将对国有资产的支配权转化为实际的占有权，后来演变为金融寡头。1991年，在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是原党政干部。1991年年初和年末的民意调查表明，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为13%，不支持率则有73%，苏共的支持率仅为14%；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则占85%。
特权阶层和严重的腐败问题，使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社会公平正义受到了质疑，制造了社会鸿沟和信任危机，使人民群众对党逐渐冷漠甚至仇视。在党与反对势力两军对垒的时候，广大人民甚至共产党员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有的甚至推波助澜、趁火打劫，苏共不战而溃、不战而败。
（八）违背人民意愿和利益，屈从和迎合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
美国及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西化、分化战略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方敌对势力在实行“冷战”的同时，策划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杜勒斯就提出“解放政策”，露骨地宣称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同盟军，从意识形态上搞垮社会主义。美国历届政要人物也都一直奉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虽然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对“和平演变”的提法有所不同，但不论是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尼克松的“不战而胜”战略，还是里根的“遏制战略”及后来的“超越遏制”的新战略，其实质都是一样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他爱慕虚荣的特点，投其所好，加紧对苏联的“和平演变”。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对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战略从屈从到迎合，加上苏共内部反叛势力与西方敌对势力的里应外合，使苏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直至垮台。
第2节
以苏共垮台亡国为鉴，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总结苏共垮台亡国的历史教训，就要以苏共为鉴，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正确对待和维护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打牢党和人民密切联系的精神纽带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始于自毁其史。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教训昭示我们：“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历史特别是党史和国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必然造成认识上的扭曲，自毁精神支柱，招致亡党亡国之祸。
党的历史是党的宝贵资源，是党和人民联系的精神纽带。正确对待、高度重视、自觉运用党的历史，是一个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总是在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巩固了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正确总结党的历史和经验，从党的历史中不断汲取开辟未来的动力和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主流是好的，但历史虚无主义的阴魂不散，不时兴风作浪。一些人以“学术研究”为名，打着“反思历史”的幌子，否定党史，歪曲国史。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制度；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等等。他们还把一些早已盖棺定论的反面历史人物理想化，对慈禧太后、袁世凯之流顶礼膜拜。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发展到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中，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现代中国历史，而且对我们伟大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恣意抹煞，矮化、丑化和否定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优秀文化。
历史虚无主义者有着明显的政治诉求，他们的矛头所向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社会思潮。它虽然是一种非主流思潮，但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他们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史学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这主要是：是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被颠倒、被消解，必然会导致是非、美丑、荣辱标准的颠倒，任其泛滥会把我们的历史信仰和文化积淀吞噬掉，从根本上搞乱人们的思想，党和人民密切联系的精神纽带就会断裂。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决抵制和反对他们把存在的历史虚无化、把黑暗的历史漂白化、把洁净的历史抹黑化的行径。
坚持以唯物史观引领史学研究。唯物史观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根本指针，是识别和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最锐利的武器。要坚持以唯物史观引领史学研究与史学思潮，切实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认清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维护党领导人民奋斗的伟大成果，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
坚定对党的历史的自觉自信。对历史的自觉自信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石。坚定党的历史自觉自信，最重要的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深入思考历史的进程中更好地走向未来。
坚持用党的历史教育人民。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党史的研究和宣传教育，不断传承革命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加重视用党的历史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使他们牢固树立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正确研究和宣传党史、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一定要以战略眼光高度重视、正确对待、强力推动党史工作、党史研究、党史的宣传教育等，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把党史领域建设成为党的思想政治理论的坚强阵地。
（二）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巩固党密切联系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源于改旗易帜。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教训昭示我们：正确的理论指导是革命胜利的先导，错误的理论指导是垮台灭亡的先兆，改旗易帜必然走上邪路和死路。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指导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他们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把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说成是“普世价值”，主张用“普世价值”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些人虽少，但与国际国内各种势力遥相呼应，其能量不可小觑。
这些情况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长期存在，有时还很复杂尖锐。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面临着严竣挑战。毛泽东同志曾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铸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起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伟大力量。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由党和国家的根本性质决定的，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我们必须从推动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三）选拔和培养好革命接班人，确保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中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说到底是选错了接班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教训昭示我们：执政党的接班人问题是党的事业继往开来的根本问题，一定要确保党的领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中。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做了艰辛探索。1964年，他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即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时，谆谆告诫全党，“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如果我们党出问题，整个国家肯定出大问题。垮下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下来容易，建设就很难。苏联东欧垮得多快！苏联那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中国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他还说：“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具有十分深远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总结国际国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战略任务，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了集体领导。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的持续努力，在选拔任用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方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制度基础并探索出了较为科学的运行机制，保证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却能“风景这边独好”的主要关键因素。
党的事业在继续，党的领袖集团的新老交替也将继续。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坚定信念，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二十字好干部标准，是对党选人用人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按照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二十字标准”，不断总结和创新选拔党的接班人的经验，不断探索建立民主、科学、规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考核任用的制度和办法，确保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党和人民的人手中，把党的千秋伟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四）必须充分发扬和保障民主，坚持和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民主缺失是祸根。而戈尔巴乔夫抛弃民主集中制，则起了助推作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教训昭示我们：必须充分发扬和保障民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并为实现人民民主而不懈奋斗。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有过一次“关于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律”的著名谈话。黄炎培断言：“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为了探索这条新路，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包括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教训十分深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时深刻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恢复并逐步完善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同志提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挥好这个优势，把切实推进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与维护党的纪律、增进党的团结有机统一起来，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努力在党内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要充分发扬和保障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行为主体。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党员权利，认真落实党章和党内规章赋予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等各项民主权利，真正发挥党员主体作用。要积极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环境和健康宽松的氛围，倡导党员讲真话，领导干部听真话，在广开言路中集中智慧，在民主讨论中形成共识。
要加强和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要建设和管理好一个有近亿名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我们要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全面深化改革，着力建立健全和创新党自身的制度体系，切实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坚决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真正形成领导班子团结协作、高效运转、能及时发现解决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的科学完备的工作机制和管理机制。
要以党内民主引领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的路径。我们要坚持党内民主引领人民民主，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路。
（五）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始终把人民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教训昭示我们：对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改革会苟延残喘；但如果改革偏离了正确方向，只能是死路一条。
1979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中国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35年来，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向全人类清晰地展现了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新形态。实践证明，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识别真假改革的照妖镜，也是改革风险的预警器和稳压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觉。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各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进行不懈的斗争。
人民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是捍卫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的坚强柱石。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们要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的鼓噪，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保证。只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地位不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就稳如泰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坚持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坚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标准，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福祉，使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的作风出了严重问题，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国内外、党内外敌人的群殴下败了阵。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教训昭示我们：执政党的作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党必须加强作风建设，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着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邓小平同志指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一个重大问题是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了这种联系，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就有了胜利之本，就有了吸取智慧和力量的最深厚源泉，就有了正确决策、减少和防止失误的可靠保证。”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胡锦涛同志指出，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和丢掉这个优势，否则党的一切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招致挫折和失败。
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的党的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成功之道。90年来，党之所以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就在于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党的政治优势与党的执政地位一样，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核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既是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
当前，我们党的作风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但也应该看到，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败坏了党风政风民风，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严重影响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一些地方党群干群关系淡漠，把党群“鱼水关系”变成了“蛙水关系”，需要时跳进去，不需要时就跳出来；一些地方党群干群矛盾激化，把党群“鱼水关系”甚至变成了“水火”关系，党群干群关系冷若冰霜、形同陌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狠抓作风建设，促进了党风政风转变，带动了社会风气好转，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目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提出了新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宗旨、坚定群众立场，贯彻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要坚持党的宗旨。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我们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要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事、办好事，把党的宗旨落实到一言一行和各项具体工作之中。
要坚定群众立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坚定的群众立场是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石。坚定群众立场，必须立足于人民，将根深深地扎在人民群众这片沃土之中，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
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安身立命之本、长盛不衰之基。群众路线是群众立场、群众观点、群众方法的统一。我们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始终对人民饱含真情、充满敬意，把人民看得高于一切、重如泰山；要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一切工作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标准；要把人民群众当作真正英雄和国家主人，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关心群众疾苦，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权益；要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心同德，与人民群众保持唇齿相依、血脉相连的鱼水情谊。
（七）坚持不懈开展反腐倡廉建设，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祸莫大于腐败。腐败使苏共耗竭了执政资源，丧尽了人心。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教训昭示我们：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倡廉建设，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不懈反腐败，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由于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各种制度不健全，腐败之门“洞开”，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腐败像病毒一样腐蚀着干部群众的思想和作风，严重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使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规范受到践踏，使公众对法律、制度的公正性、严肃性产生怀疑，败坏了党的形象和威信。邓小平同志曾郑重告诫全党：“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历史和现实表明，腐败最容易成为执政党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不满意的“焦点”，成为国际国内敌对势力攻击的“靶点”，腐败不除，民无宁日，党无宁日，国无宁日。越是长期执政，越要坚持不懈进行反腐倡廉建设
要强化反腐倡廉文化建设。腐败无孔不入，已经深入到社会的中枢神经系统。强化反腐倡廉文化建设是治本之策。要在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法制教育和领导干部从政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筑牢思想道德底线；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弘扬廉洁精神、培育崇廉尚廉的社会风尚，矫正社会不良心理，大力营造廉洁文化心理和社会环境。
要全面深化改革。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部署，我们要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改革，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自觉将反腐倡廉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统筹规划，同步推进，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实效性。使反腐倡廉建设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群众意愿。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惩治和预防腐败，管住权力是关键，制度建设与创新是根本。制度规范人，也造就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我们要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用制度建设推动工作，靠制度创新解决问题，以制度落实加强管理，努力形成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体制机制，“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要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加强国家立法，建立健全多层次、全方位的反腐败法律法规。要遵循制度建设规律，着力健全完善能够制约权力运行、实体和程序相结合的制度，增强制度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要抓住制度执行这一关键环节，督促领导干部带头遵守执行制度，严肃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强化制度的执行力。
要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民心。”“我们要坚定信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我们要坚持不懈推进反腐败斗争，真正让人民看到反腐败的实效，使人民增强对党和国家的信心，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八）坚持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始终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结果，从中得益者只是少数人，最终损害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教训昭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西文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时刻维护好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敌对势力极度仇视我国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对我国实行封锁和包围的同时，从未放弃过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苏东剧变后，他们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转向了社会主义中国，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逢中必反，不择手段。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将长期并存，但两种制度的根本战略目标不可能共赢。我们要深刻认识斗争的长期性、严重性和复杂性，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在抵制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中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维护好国家安全，维护好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革命导师恩格斯说：“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阶级，任何一种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学习中来得快”。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从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学得的知识可能是进步的最有效的工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我们党把苏共失败的教训自觉转化为自己的执政财富，就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新的更大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