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信很快，有许多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写，还有那么多具体的事要交代，写长了，干部不给发就很麻烦。案情自然不能写，即便写了也寄不出去。他们要是明白我的意思那真是太好不过的事。客人不受损失，我们还能以后继续做，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来源，那怕他以后不与我做了，只要现在他没有损失都行。他只要明白，我晓升不是有意让他为难，客观的因素造成的。在此，我只能对他说对不起。
　　“我看看。”小蔡帮我审核一下。“就这样就可以。”
　　我写好信封，贴好邮票，我好久没有写信，六毛的邮票行不行，老大说没问题，我就没有再犹豫地交给老大，求他帮忙转给李干部。
　　此时，我的心里好像解脱许多，家里人读到信，就会知道我的处境和想法。
　　“从这里寄到北京要多长时间”我问老大。
　　“说不清楚，大概一个星期到半个来月。”他告诉我，实际上他怎么会知道呢
　　不论如何解释，我心里都可以有一个时间表。
　　下午，我的信就交给了李干部。
　　“你的损失很大吗”小蔡问我。
　　“是啊，太大了。”我回答。
　　“做生意的人坐牢就是不好。看我，得损失多少钱呀。而且我刚刚结婚一年，老婆马上要生小孩子，可我却在这里，帮不上她的忙。”看来他也是无比地后悔。“我当时还不如跑了呢我还陪着他们玩，请他们吃饭。没有想到他们是来抓我的。”他无不扫兴地说。
　　“跑也不是一个办法。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罪。”我对他讲。
　　晚上，我好像完成一件大事似的，没有怨恨我自己不能翻身的小地方，这一晚我睡得很香，看守所外的杀猪的叫声我都没有听到。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依然如故，紧紧张张地干些活，我还觉得时间过得快一些。监规我已经背下来，就等着第五天老大考我。
　　上午，铁门钥匙响，我们立即各归原位坐好。门开了，李干部站在门口。“晓升，给你借了床被子，接一下。”李干部平静地说。
　　“谢谢李干部。”我激动地从外劳的手里接过被子。
　　“张奎才，你出来。”老大被李干部叫了出去谈心。
　　被子很旧，棉絮都散开了，不过干部的好意，我不能不心领，过一段时间再看，如果时间长，我再委托干部在外面买一床被子。现在，对我来讲，有的盖已经是一件欣喜若狂的事。
　　“你家就是北京市里的吗”小齐对我发问。
　　“是的。”我回答。
　　“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城市人。”他说。在他看来，城市人要比农村的强得多，至少不是那么傻乎乎的，做事和言谈话语都好些。
　　“你到哪里了”我问他。
　　“等着开庭。”他简单地回答，“我交通肇事撞死人，但我不是车主，我是打工的。”
　　“噢。”
　　“你是搞服装的我原来也搞过一段服装店。这次如果出去，我也可能重抄旧业。到时咱们可以合作合作。”他是很精明强干的人，三十多岁。
　　“但愿我能出去。”我也只好这样讲。进来的人，命运的决定权就在公检法，我们很难说自己的未来。虽然我刚刚来几天，但我也感到了这些。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公安局的黑脸警官说好过两天来提审我们，可是今天却没有任何的消息。作为我本人来讲，当然希望对我的事多提审几次，我可以有机会向他们解释清楚我的事情，提早澄清事实，力争早日出去。
　　老大回来，李干部又叫了其他的人出去，他们都非常高兴，出去就有烟可以抽了。
　　在这个小地方的看守所，我度过了第一个周末。其实在号子里根本没有周末的概念，天天都是如此。大家都盼着早日有个结论，不论这个结果是好是坏，至少有个说法。我不希望看到坏的地方，直到现在我也一直认为我们没有错，最多刑拘一个月。事到如今，也只好耐心等待下去，希望他们能够公平对待我们的事。
　　“北京佬，你会玩什么”小于坐过来问我。
　　“有牌吗我给你算算命。”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还会这套把戏。
　　“你会算命”他惊奇地高兴起来，拿了副旧牌，“我最信命，看看我能判几年。”
　　我很清楚，这些都是唯心的，命运是不好掌握的，特别是现在许多人将命运抬高到很高的地位，但认真地去琢磨，你也会发现命运仅仅在捉弄你，就看你是否能够识破它。人在顺利的时候，是很少去考虑命运的，恰恰是不幸的人，会把一切归咎于命运，而且不能自拔。我自己看过一点心理学的书，所以算命对我来讲是一个小小的游戏，大家在号子里总得有些事做。但我还要装成一个“大仙”的样子，否则人家怎么会相信呢
　　“把牌洗三遍。”我对小于说。
　　他洗了三遍。
　　“抽出一张本命牌。”我又说。
　　他严肃认真地做，是那么虔诚。
　　我开始算出他家境差一些，二十来岁有灾，三十岁左右结婚，以后如何等等。
　　“你说得还挺准。”他服气地说。
　　这下，可就招来全号子里的人让我算命。特别是老大，他特地拿来一副新牌给我，让我给他算。我算出他四十多岁才能出来，有女人帮忙一生。其时，我没有说过什么难听的话，所以他们都很高兴。
　　小丁让我算一下。我不了解他，这样有助于我了解他的案情和家里的事。
　　“你现在还未结婚。”我试探地说。
　　“你算得准，我还没有结婚，今年我都二十九岁了。”他遗憾地说。
　　“那你干嘛不结婚呢”我有些奇怪地问。
　　“家里没钱。”他好像有些不该讲似的。
　　我没有再说下去，我知道很多人是不愿意谈论自己家里的事，特别是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家，这是个面子问题。人都要面子，特别是在号子里。
　　大家嘻嘻哈哈地过去了一天。
　　星期日的晚上，很晚了，又进来一个新人。他不是本地区的，又是偷摩托车，浑身上下脏得很，没有穿鞋。我们问他鞋在哪里，他吱吱呜呜地讲没有拿进来。一进来，他就两手握在一起高举着，跪在地下，大声地乞求道：“各位大爷好。”
　　老大让他蹲在前面。
　　“干什么进来”
　　“偷摩托车。”他发抖地回答。
　　“哪里的人”
　　“n市的。”
　　“干嘛跑我们这里偷”
　　老大的问题他很难回答。
　　“掀开我的被子看看。这是什么”老大戏弄他。
　　他颤颤地掀开被子，愣了一下，说：“是，是镣。”
　　“去你妈的。”老大骂了一下。
　　“去到后面睡下。”老大叫他做。
　　“谢谢，老大。”他正眼都不敢看一眼回答。
　　本来就拥挤的后面，再挤一个人，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但是还要这么生挤进去。他浑身太脏，所以我有意地躲他，向小于这边靠一靠。
　　“明天要早起。”我传授着我的经验。这回我可以不擦地，换一换活儿。
　　我们又都睡下，号子里一片安静。大约在凌晨四点钟左右，我突然被号子里的动静吵醒，我以为天要亮了，赶紧起身穿衣服。
　　前面的几个人对我说：“睡下，不用起来。”
　　我没有躺下也没有穿衣服。我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有点莫名其妙，老大在收拾东西，小黑给他拿了些方便面，把准备好的卫生用品都放在一个盆里，又抬起板子，拿出老大的衣物，用被子把这些包好，卷起来。
　　一会儿，干部把门打开，老大依依和我们握手话别。最后，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再见，有机会到北京去见你。”
　　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很小，但他的一番离别之情，还是很让人感动的。他走了，我还没有与他怎么熟悉，他就下监狱了。
　　我们又睡下。此时，我反而无法入睡，明天要有许多的变化，老大的人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