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十月十八日。
十月十九日，《大晚报》《火炬》。
《扑空》正误
丰之余氏家训》之处，仅凭记忆，后来怕有错误，设法觅得原书来查了一查，发见对于颜之推的记述，是我弄错了。其《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吾时册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然则齐士的办法，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可改称为“北朝式道德”,也还是社会上的严重的问题。
对于颜氏，本应该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经死去了，谢罪行否都不相干，现在只在这里对于施先生和读者订正我的错误。
十月二十五日。
（八）对于丰之余先生，我的确曾经“打了几拳”,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但是丰先生作《扑空》，其实并未“空”,还是扑的我，站在丰先生那一方面（或者说站在正邪说那方面）的文章却每天都在“剿”我，而我却真有“一个人的受难”之感了。
但是，从《扑空》一文中我发现了丰先生作文的逻辑，他说“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并非专为他个人而发的”。
但下文却有“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预料的还空虚”。不专为我而发，但已经预料我会辩驳，这又该作何解？
因为被人“指摘”了，我也觉得《庄子》与《文选》这两本书诚有不妥处，于是在给《大晚报》编辑的信里，要求他许我改两部新文学书，事实确是如此的。我并不说丰先生是恨我没有推荐这两部新文学书而“反对《庄子》与《文选》”的，而丰先生却说我存着这样的心思，这又岂是“有伦次”的话呢？
丰先生又把话题搭到《颜氏家训》，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并为一谈，说推荐《颜氏家训》是在教青年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而且我还以身作则，在读一本洋书；说颜之推是“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因而我也看一本佛书；从丰先生的解释看起来，竟连我自己也失笑了，天下事真会这样巧！
我明明记得，《颜氏家训》中的确有一个故事，说有人教子弟学鲜卑语，学琵琶，但我还记得底下有一句：
“亦不愿汝曹为之”,可见颜之推并不劝子弟读外国书。今天丰先生有“正误”了，他把这故事更正了之后，却说：
“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
这个，我倒不懂了，难道我另外还介绍过一本该“齐士”的着作给青年人吗？如果丰先生这逻辑是根据于“自己读外国书即劝人学鲜卑语”,那我也没话可说了。
丰先生似乎是个想为儒家争正统的人物，不然何以对于颜之推受佛教影响如此之鄙薄呢？何以对于我自己看一本《释迦传》如此之不满呢？这里，有两点可以题出来：（一）《颜氏家训》一书之价值是否因《归心篇》而完全可以抹杀？况且颜氏虽然为佛教张目，但他倒并不鼓吹出世，逃避现实，他也不过列举佛家与儒家有可以并行不悖之点，而采佛家报应之说，以补儒家道德教训之不足，这也可以说等于现在人引《圣经》或《可兰经》中的话一样。（二）我看一本《佛本行经》，其意义也等于看一本《谟罕默德传》或《基督传》，既无皈佛之心，更无劝人学佛之行，而丰先生的文章却说是我的“渡世法”,妙哉言乎，我不免取案头的一本某先生舍金上梓的《百喻经》而引为同志矣。
我以前对于丰先生，虽然文字上有点太闹意气，但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扑空》这一篇，他竟骂我为“洋场恶少”了，切齿之声俨若可闻，我虽“恶”,却也不敢再恶到以相当的恶声相报了。我呢，套一句现成诗：“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原是无足重轻，但对于丰先生，我想该是会得后悔的。今天读到《〈扑空〉正误》，则又觉得丰先生所谓“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又正好留着给自己“写照”了。
（附注）《大晚报》上那两个标题并不是我自己加的，我并无“立场”,也并不愿意因我之故而使《庄子》与《文选》这两部书争吵起来。
右答丰之余先生。（二十七日）。
十月三十一行，十一月一日，《自由谈》。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2）《大晚报》参看本卷第24页注（4）。该报自一九三三年四月起，增出《火炬》副刊，由崔万秋主编。
（3）“逍遥游”原为《庄子》书中的篇名，这里是借用。
（4）《颜氏家训》北齐颜之推着。颜本为南朝梁人，后投奔鲜卑族政权北齐。隋初，太子召为学士。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经过五胡之乱，鲜卑族居统治地位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