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这里说的上海，指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
上海公共租界自一九二八年起，准许由“高等华人”组织的“纳税华人会”选举华人董事三人（一九三○年起增至五人）、华人委员六人参加租界的行政机关工部局。“纳税华人会”
章程规定有下列资格的可为会员并有选举权：一、所执产业地价在五百两（按指银两）以上者；二、每年纳房捐或地捐十两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按上海公共租界规定出租房产的房捐，由租用者负担）。有下列资格并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以被选为“纳税华人会”代表大会代表及被推选为工部局的华人董事、华人委员：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两以上；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本文所说的“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是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纳税华人会”市民组举行第十二届选举时，按上述条件统计的会员数，其中有选举权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选举权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7）赐同进士出身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举人经会试考中后又经殿试考中的，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8）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一二八战事后，蒋介石、汪精卫曾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为饰词，掩盖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勾结、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真相。如一九三二年二月，汪精卫在徐州演讲中谈中日外交问题时，便说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解释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是以抵抗和交涉并行。”
（9）“小贫”这个词见于孙中山所着《三民主义》一书中《民生主义》第二讲：
“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孙中山的意思在于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和打击，因而难以发展；但后来中国一些资本家曾利用这句话来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
（10）“国货年”上海工商界曾把一九三三年定为“国货年”,并于该年元旦举行游行大会，进行宣传。
（11）“君子之中庸”二句，语出《礼记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变把戏”的，也叫作“变戏法”的。
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教一个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还有一匹用稀粥养活，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
一种，是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在嘴巴里，点上火，从嘴角鼻孔里冒出烟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要了钱之后，一个人嫌少，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一个人来劝他，对大家说再五个。果然有人抛钱了，于是再四个，三个……抛足之后，戏法就又开了场。这回是将一个孩子装进小口的坛子里面去，只见一条小辫子，要他再出来，又要钱。收足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大人用尖刀将孩子刺死了，盖上被单，直挺挺躺着，要他活过来，又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Huazaa!（2）”变戏法的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的说。
别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细的看，他是要骂的；再不听，他就会打。
果然有许多人Huazaa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检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
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HuazaaHuazaa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四月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Huazaa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译音似“哗嚓”,形容撒钱的声音。
我这里所用的“推背”的意思，是说：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
上月的《自由谈》里，就有一篇《正面文章反看法》（2），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3）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
里巷间有一个笑话：某甲将银子三十两埋在地里面，怕人知道，就在上面竖一块木板，写道：“此地无银三十两。”隔壁的阿二因此却将这掘去了，也怕人发觉，就在木板的那一面添上一句道，“隔壁阿二勿曾偷。”这就是在教人“正面文章反看法”。
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