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九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2）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这里的引文是该书《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
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曹聚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上发表《标点三不朽》一文，指出刘大杰标点本的这个错误。
（3）泰戈尔（R.Tagore,1861-1941）
印度诗人。着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一九二四年到中国旅行。一九三○年访问苏联，作有《俄罗斯书简》（一九三一年出版），其中说过自己是“英国的臣民”的话。
（4）林长民（1876-1925）福建闽侯人，政客。
（5）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着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泰戈尔来华时他担任翻译。
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但是否真实，却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有人实验过。
读书也有“忌”,不过与“食忌”稍不同。这就是某一类书决不能和某一类书同看，否则两者中之一必被克杀，或者至少使读者反而发生愤怒。例如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
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2），或者明末遗民的着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
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3）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4）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极有重量的，抄几句在这里“……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见西夷毡帐，高低不一，所谓穹庐连属，如冈如阜者。
男妇皆蒙古语；有卖干湿酪者，羊马者，牦皮者，卧两骆驼中者，坐奚车者，不鞍而骑者，三两而行，被戒衣，或红或黄，持小铁轮，念《金刚秽咒》者。其首顶一柳筐，以盛马粪及木炭者，则皆中华女子。皆盘头跣足，垢面，反被毛袄。人与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气，百余里不绝。……”
我想，如果看过这样的文章，想像过这样的情景，又没有完全忘记，那么，虽是中郎的《广庄》或《瓶史》（5），也断不能洗清积愤的，而且还要增加愤怒。因为这实在比中郎时代的他们互相标榜还要坏，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
十一月二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动向》。
（2）《明季稗史》
即《明季稗史汇编》，清代留云居士辑，共二十七卷，汇刊稗史十六种，所记都是明末遗事，如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记福王弘光朝事；黄宗羲《赐姓始末》，记郑成功收复台湾事；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朱子素《嘉定屠城记略》，记清兵杀戮的残酷。《痛史》，乐天居士编，共三集，汇印明末清初野史二十余种，总题为《痛史》。民国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3）屈大均（1630-1696）
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文学家。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剃发为僧，名今种。后又回俗，北游关中、山西。着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广东新语》等。
清雍正、乾隆间，他的着作都遭禁毁，直至一九一○年（宣统二年），上海国学扶轮社才翻印《翁山文外》十六卷、《翁山诗外》十九卷。
（4）代北古地区名，指现在的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一带。
（5）《广庄》袁中郎模仿《庄子》文体谈道家思想的着作，共七篇。《瓶史》，袁中郎研究花瓶与插花的小品，共十二章。这两种都收入《袁中郎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