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衡和苏汶（2）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坛上的两种秘密，也是坏风气：一种是批评家的圈子，一种是文人的化名。
但他还保留着没有说出的秘密圈子中还有一种书店编辑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籍，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
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4）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
施蛰存，杜衡。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5）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6）五月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2）杜衡即苏汶。他所说”批评家的圈子“,参看本卷第429页注（2）。他所说”文人的化名“,见一九三四年五月《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他所发表的《谈文人的假名》。
（3）《中国文艺年鉴》
指一九三二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中国文艺年鉴》，杜衡、施蛰存编辑。年鉴卷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一文，为苏汶鼓吹的”文艺自由论“辩护，同时吹捧杜衡在创作方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给了最大的供献“。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日本增田涉信中曾说：”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并不存在，是现代书局的变名。写那篇《鸟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苏汶，……在那篇《鸟瞰》中，只要与现代书局刊物有关的人，都写得很好，其他的人则多被抹杀。而且还假冒别人文章来吹捧自己。“
（4）《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
（5）孙行者和二郎神斗法，尾巴变成旗竿的故事，见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回。
（6）苏汶在《谈文人的假名》中曾说：”用笔名无可反对，但我希望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每人是用着固定的笔名为妥……“又说：”有一种是为的逃避文责，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邓当世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着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2）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绍介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胡涂了。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二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3），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Symbolism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4）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5），中国的白璧德（6），中国的吉尔波丁（7），中国的高尔基（8）……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少得很。莫非因为都有了”国货“的缘故吗？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
易卜生（9）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见第三本；柴霍甫（10）和莫泊桑（11）的选集，也似乎走了虎头蛇尾运。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译的；沙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的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