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四次，她要我陪她去她家，要我进去看望她。大白天在室外当着众人陪伴她，我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但是到了她家门口，我总是找一个借口，我从来没有进去过。”过了一会儿，阿尔贝蒂娜又暗示在这位夫人家里看到的物品之美。毫无疑问，人们终于逐渐使她说出了事实真相，这事实的真相也许不如我想象的那样严重，因为容易跟女人相处的阿尔贝蒂娜也许宁可喜欢一个情夫，现在既然我就是她的情夫，她也许不再思念莱娅。总而言之，关于莱娅我仍然只停留在第一种肯定上，我不知道阿尔贝蒂娜是否认识她①。
①总而言之，关于许多女人，我只需在我的女友面前把她自相矛盾的种种肯定集中起来作一个综合，就能够向她证实她的谬误（这些谬误如同天文学中的种种定律，它们更容易从推理中得到，而不是来自观察以及现实中的偶然发现）。但是，她却更喜欢说她是在表述这些肯定之一时撒过谎，而不是承认她一开始讲述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连串由谎言编织的故事，这样她的退缩彻底摧毁了我的整个体系。《一千零一夜》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而且它们让我们入迷。这些由谎言编织的故事使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人感到难过，正因为如此，这些故事才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深入地认识人类的本性而不是满足在人类本性的表面上游戏。忧虑渗透到我们身上，并且用痛苦的好奇心迫使我们去深入了解。我们感到没有权利隐瞒的种种事实真相即由此而来，因而一个发现了事实真相的处于弥留之际的无神论者，虽然相信虚无，对荣誉毫不在意，却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试图让人们了解这些事实真相。——作者注。
这倒无关紧要，反正是一回事。必须不惜代价阻止她在特罗卡德罗重新找到这个熟人或者认识这个陌生女人。我说我不知道她是否认识莱娅；其实我很可能在巴尔贝克早已从阿尔贝蒂娜本人那里了解了这一点。因为遗忘在我身上也和在阿尔贝蒂娜身上一样摧毁了她向我肯定的大部分东西。因为记忆不是始终摆在我们眼前的我们生活中的杂闻轶事的复本，而是一种虚无，有时，当前发生的某件与过去相似的事使我们从这虚无中去提取一些死而复生的回忆，但是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小事没有进入这种潜在的记忆，并且永远无法被我们控制。凡是我们不知道它与我们热爱的人的现实生活有关的事，我们对之毫不注意，我们立即忘记了她（他）对我们说的关于我们不熟悉的某件事或某些人的话，忘记了她（他）跟我们说话时的表情。待到后来那些人激起了我们的妒忌心，为了知道有没有弄错嫉妒的对象，为了弄清我们的情妇某次匆匆外出是否与那些人有关，我们某次过早回家时禁止她外出她是怎样的不满是否与那些人有关，于是我们的嫉妒心搜寻过去以便从中归纳出什么东西时，却什么也找不到了；这种始终回顾往事的嫉妒就象一位准备撰写史书而又缺乏任何资料的历史学家；这种始终迟到的嫉妒就象一头乱冲的发怒的公牛，高傲而勇敢的斗牛士戳它以便激怒它，残忍的观众欣赏他的精彩动作和计谋，而它却冲向斗牛士不在的地方。嫉妒在虚无中搏斗，茫然无措，就象我们在某些梦中那样；我们在那座空空如也的房子中找不到我们在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一个人，然而这个人在这里也许是另外一个人，只不过借用了那个人的种种特征，我们为此感到难过；或者就象我们醒来之后试图证实我们梦中这样或那样的细节时那样茫然无措，只是后者程度更甚。我们的女友在对我们说这话时带着怎样的表情呢？她不快活吗，她没有吹口哨吗？她只有在怀有某种爱意以及我们的出现让她心烦和恼火时才吹口哨的。她难道没有告诉我们某件事，而这件事跟她现在向我们肯定的事是相互矛盾的，比方说她认识或者不认识某个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热衷于寻找一个梦的不牢靠的残片，在此期间，我们跟自己情妇的共同生活还在继续，在那些我们不知道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面前漫不经心，却关注那些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事，象在恶梦中似的被那些与我们并无现实关系的人所纠缠，充满遗忘，空缺和枉然的焦虑，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恍如一个梦。
我发觉送牛奶的小姑娘始终呆在那里。我对她说那个地方显然太远，我不需要她。于是她也觉得这太使她为难了：“一场精彩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不想错过。”我觉得她可能说过，喜欢体育，几年后她还会说：“过自己的生活。我对她说我显然不需要她，我给了她五法郎。她几乎没有料到事情会是这样，她心想，什么也没干就得到了五法郎，要是为我买一趟东西准会得到更多的报酬，她开始觉得她要看的比赛无关紧要。”“我完全可以替您买东西。一切总是可以安排的。”然而我却将她推向门口，我需要独自一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阿尔贝蒂娜在特罗卡德罗与莱娅的女友重逢。必须这样做，必须做成功；说真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在这些最初的时刻，我摊开自己的双手打量着，把手指关节拉得格格作响，也许因为思想无法找到它所寻求的东西时，便懒洋洋地让自己休憩片刻，这时最无足轻重的事物也显得十分清晰，就象火车停在一望无际的田野时，人们从车厢里看到那些土坡上在风中晃动的草尖那样一目了然（这种静止并不总比一头被捕获的野兽因为恐惧而动弹不得或者呆住，一动不动地望着前面时的那种静止更富有成果），也许因为我全身都做好了一切准备——其中包括我内在的智慧，以及智慧中包涵的对付这个或那个人的行动方式——好象我的身体只是一种武器，从中将射出能把阿尔贝蒂娜与莱娅以及她的两位女友分开的子弹。诚然，当弗朗索瓦丝早晨前来对我说阿尔贝蒂娜要去特罗卡德罗时，我曾经对自己说：
“阿尔贝蒂娜完全可以做她想做的事情，”我以为由于天气如此美好，她的行为对我来说直到晚上都不会有显着的意义。然而使我变得如此无忧无愁的并不如我所想仅仅是早晨的太阳；而是因为我在迫使阿尔贝蒂娜放弃她在维尔迪兰家可能抛出甚至实现的种种计划以后，在迫使她去观看一次由我亲自挑选，为此她不可能有任何准备的日场演出之后，我明白她的所做所为肯定会是清清白白的。同样，阿尔贝蒂娜之所以在不久之后说：“如果我自杀的话，我也无所谓，”那是因为她深信自己不会自杀。今天早晨在我面前，在阿尔贝蒂娜面前，横陈着一种介质（它远比阳光灿烂的天气更有影响），我们看不见它，但是通过这种半透明而变化着的中介，我看到了她的行为，她看到了自己生活的重要性，也就是一些信仰，我们觉察不到它们，但是它们正如包围着我们的空气一样不能与一种纯粹的虚无等同，这些信仰在我们周围形成一种可变的、有时是绝妙的，经常是令人窒息的气氛，人们应该把这种信仰象气温、气压、季节一样仔细地注意并记录下来，因为我们的时日具有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