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代西洋之所谓民主，要在其人对国家有参政权，有自由权，这是在集团生活中个人地位提高之结果。所以中国之缺乏民主——第九特征——乃是从缺乏集团，不像国家而来，不可误作压力太强之没有民主看。此其理，具详于第十二章。
(五)集团生活与家族生活，此重则彼轻，彼松则此紧，二者不可得兼。像在中国那样家人父子情谊之重，西洋人没有，像在西洋那样国民对国家观念之明强，中国亦没有。然中国西洋在此之所以分途，却端为周孔教化与基督教之相异。故我郑重指出宗教问题为中西文化之分水岭——以上见第三、四、五、六各章。一般说来，文化都是以宗教作中心而发展，中国独否——中国文化第六特征，宗教乃被非宗教的周孔教化所代替。宗教乃为感情之事，不出于理智，抑且颇远于理智。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智，而以感情为其根本，但却不远于理智——此即所谓理性。理性不外乎人情。而宗教感情却总见其激越偏至，有时不近人情。因此周孔赞美人生，敦笃人伦，与宗教之倾向出世常要离弃家庭者就刚好相反。宗教之动人，恒在其不平常，而周孔之教化则于平易切近之中深有至理，不必动人而人自不能出。当其代替宗教位居中国文化中心而为之主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是以道德代宗教了——见第六章，第七章盖一面说明了第六特征”缺乏宗教“，又一面说明了第十特征”道德气氛特重“。
(六)西洋中古社会靠宗教，近代社会靠法律。而中国社会如吾人所见，却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此即是说：在文化比较上，西洋走宗教法律之路，中国走道德礼俗之路。宗教自来为集团形成之本，而集团内部组织秩序之厘定，即是法律。所以宗教与法律是相联的。道德之异乎宗教者，在其以自觉自律为本，而非秉受教诫于神。礼俗之异乎法律者，亦在其慢慢由社会自然演成，而非强加制定于国家。其间精神正是一贯的。中国古人之迥出寻常者，即在其有见于人心之清明正直，而信赖人自己。所谓一贯精神非他，即是倚乎自力，而非如西洋之必倚乎他力。我所云理性早启者，正指此点——凡此请看第六、七及第十、十一、十二各章。唯理性为道德在人类生命中之真理据，故第十特征之确切解答应此。
(七)云何为自觉自律?好好恶恶而心中了了，是曰自觉；基于自觉而行吾所好，别无所为，是曰自律。如我好分平而恶不公平，我本此而行，非屈于力或诱于利而然，亦不因屈于力或诱于利而改，即是其例。说理性，即指自觉自律之条理天成而言，说无对，即指自觉自律之浑然不二而言。道德根于理性无对而来，为人类生命之最高表现。却不料中国古人直欲将社会秩序依托于此，而不尚政刑(1)(《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道，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有如孟子所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其信赖人而爱人，爱人而信赖人，旷观世界诚所未有。由此端萌开展去，三千年来中国文化遂以大异于他方。他方文化发展，总不出乎力与利之间，以力量求得利益，利益则培养拓大其力量，力量又求利益，利益又培大其力量。如是循环推进不已，利与力二者互通为一。盖从生物之生存发展以来，原来外此一回事，人类文化最初从身体出发，正亦莫能外也。所谓中国之大异于他方者，第一表现在政治消极上，其次表现在经济消极上。
表现在政治上者，即缺乏集团，不像国家，根本消极于政治，不向此方面发展。此何以故?集团生于斗争，国家起自武力。政治上一事正要从”力学“上了解才得。中国人虽然亦跳不出利与力之循环圈，而不能无事于力。但它却于人身之外直揭出人心来，每在有对之中表现无对，遂使政治力学上骤乱其例。这在远古至战国以前，即是阶级不甚凝固，缺乏封畛；在战争国以后至清季，即是化阶级为职业，以相安代统治。所有近两千年来之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政治永无进步，盖在此——请参看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各章。
表现在经济上者，即农工商业一切不入于学问(士人不讲求这些)，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之势，鲜相助之益。二千年经济上停滞不进之直接原因在此——说见第十一章。然其间接原固，却更具有决定性。此即科学在中国之夭折无成。科学何以无成?科学在人类生命中之根据是理智，而道德在人类生命中之根据则是理性。道德与科学不冲突，理性与理智更无悖，然理性早熟却掩蔽了理智而不得申——说见第十三章。
于此可以看出，前所列第五特征”文化盘旋不进，社会历久鲜变“，及第八特征”缺乏科学“，其关键皆在道德之代宗教而起太早。一般说，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并依宗教作中心而发展，道德视宗教远为晚出，而此独不然。此其所以为人类文化之早熟。
第一章所列举十四特征中，第五至第十二之八点，曾在本书各章予以讨究者，已为贯串如上。还有其后之第十三第十四，其前之第一至第四各点，书中论究未及，但这里却已不难把它亦贯串起来
(八)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此不唯中国人的孝道世界闻名，色彩最显，抑且从下列各条看出它原为此一文化的根艹/亥所在：一、中国文化自家族生活衍来，而非衍自集团。亲子关系为家族生活核心，一”孝“字正为其文化所尚之扼要点出。它恰表明了其文化上之非宗教主义——因宗教总是反对这种家族感情的(见第四章)。它恰表明了其文化上之非国家主义——因国家都要排斥这种家族关系的。中国法家如商鞅韩非皆曾指斥孝友之违反国家利益(1)(韩非《五蠹篇》尝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以明孝友与国家利益相反。)。二、另一面说，中国文化又与西洋近代之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者相反。伦理处处是一种尚情无我的精神，而此精神却自然必以孝弟为核心而辐射以出。三、中国社会秩序靠礼俗，不像西洋之靠法律。靠法律者，要在权利义务清清楚楚，互不相扰。靠礼俗者，却只要厚风俗。在民风淳厚之中，自然彼此好好相处。而人情厚薄，第一便与家人父子间验之。此其所以国家用人亦要举”孝廉“也。又道德为礼俗之本，而一切道德又莫不可从孝引申发挥，如《孝经》所说那样。
(九)说隐士是中国文化一种特色，亦没有错(惜蒋着对隐士缺乏了解)。一般高人隐士显着之共同点有三：第一在政治上，便是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虽再三礼请亦不出来。试问这是任何一封建国家专制国家所能有的吗?就是资产宪政国家，无产专政国家，或任何国家亦不能有。唯独不成国家的这松散社会如中国，才得出现这种人物。不但出现，而且历代都很多，在历史传记上占一位置，在社会舆情上有其评价。第二在经济上，便是淡泊自甘，不务财利，恰为宗教禁欲生活与近代西洋人欲望本位之一中国型。他们虽不足以影响中国经济之不进步，却为中国经济难于进步之一象征。第三在生活态度上，便是爱好自然而亲近自然。如我前所说，对自然界只晓得欣赏忘机，而怠于考验控制。如西哲所誉，善于融合于自然之中，而不与自然划分对抗。其结果便是使艺术造乎妙境高境，而不能成就科学。
(十)第一至第四特征可并作一个问题来说。第一特征广土众民一大单位之形成。如上来各章(特如第十章)所论证，它原是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而兼国家的。其内部盖以伦理相安代阶级统治，人缘重于地缘，而摄法律于礼俗，融国家于社会。质言之，其所由拓大到如此之大，非靠武力而靠文化。这是与第二特征第三特征既相互关联，又互资证明的。第二特征在此广大地面同时并存之许多部落种族，除天演淘汰之外，率能融为一大民族而泯忘其不同者，即由其文化所具有之同化力特强，而别无其他故可指。第三特征历史所以绵长不绝者，要在其民族生命文化生命能不遽亡于一时武力之绌败，而每有以复兴。当他统治了异族时，固常能使其同化融合于自己——不独以武力取之，且以文化取之。就在他被统治于异族时，由于异族每要用他的文化来统治他之故，卒亦使其同化融合于自己——先失败于武力，终制胜于文化。盖唯其长久，故不难于大，亦唯其大，故不难于长久。此两特征又皆以第二特征对异族之同化融合为其本。而一贯乎三大特征之中者，实为其文化之优越。所谓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化所优越者果何在之问题。如第四特征所指出，明见其非以知识擅长，非以经济擅长，非以政治军事擅长(甚且毋宁说他皆短于此)，而又明见其所由成就必有一伟大力量在，此力量究为何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