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琛集云：杨廷和，新都人。久入阁，漫无所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天下汹汹，幸臣窃国柄。有狂生上书数其过，公延礼生，泣下曰：‘久当不负良意。’已而武皇崩于豹房，安危俄顷，禁从兵悉属江彬。公密与太监张永谋，启太后请旨敕彬。先传令军士，扈从南巡者就通州给赏，于是边兵尽出。彬觉，顾瞻无人，遂就擒。乃定遣迎今上礼，下诏纪元，厘正国条，裁革传乞升及滥役，月省食粮一十六万余。
杨一清巡边，具疏极陈战守之策，请修浚墙堑以固边防，增设卫所以壮边戍，经理宁夏以安内附，整戢韦州以遏外侵。俱报可。一清往来诸镇，所至急于足兵食，严营阵，选将习射。每按部，旌旗戈甲耀原野，士饱马腾，欢呼动地。虏闻，俱远徙，不敢入寇。
仇鸾时利属国虏朵颜弱，欲掩以为功，谓其实导虏，请大发兵征之。下礼兵二部议，徐公阶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彻我百八十年之藩篱，且侯鸾所云导俺答者，即得之俺答所言，焉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将无为虏外囿何！’乃弗果。公因颇及京营积弱状，上嘉公忠怀，而询京营之所以弱，今振之何由。公谓：‘营兵皆市人子，口食不给，仍匿迹为舆台，以其羡共妻孥。日练之，则劳而生计薄，劳则苦，薄则怨，怨且苦，则生谣诼，故其帅务为姑息，以相保食寝而已。今欲大振之，必明赏罚，欲明罚，必先赏，赏则财告匮矣。臣以为宜汰去老弱者万人或数千人，仍核其虚冒，而取其饷以充赏费，然后罚可行，兵可渐振也。’上嘉纳之。
史公道在云中，行边出塞，斩将擒王，先后首功数千，殍获马驼牛羊数万。风声赫播，虏贼远遁。大边之三百里内外，绝无一营帐敢住牧者。每遇会兵南抢，虏酋之妻哭以止之，令勿犯大同边界。公之威慑夷虏，有如是者。
宁夏介在河曲，三隅逼虏境，烽火四时不绝。王邦瑞督边，既内治严，又能招携夷党，刺虏中事甚悉，每事先备。虏尝乘冰一入，辄失利，遗其酋而去，不敢复近塞者终邦瑞之任。西人语保障功者，皆归之。
王邦瑞请罢中贵人监军疏，略曰：今国家之所患者惟虏，所最甚患者唯卒弗振。臣以为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谓深患者，唯在中贵人典兵权耳。夫今之团营，即汉之北军、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卫京都，备不虞，至重矣。其令勋臣掌之者，谓其明武略，其令文臣共之者，谓其督怠弛，其令中贵人监之者，谓其防壅蔽，总之以厉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马来，臣调团营兵，令出城击胡。而十二营半空，见卒又罢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罢弱，罪属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无人者，则乃中贵人所为耳。外语藉藉，咸以有为输钱脱更之弊，是本用监军，反用蠹军矣。陛下若不即赫然立罢之，则岁月既积，消耗益甚。假令虏踵前智，复射一矢于阙下，谁与驱逐？此可为寒心者也。夫刑余之人，典在传公车之命，供扫除之役耳。令其参列坛场，固已亏体，而况于作蠹邪？臣闻久服之裘必敝，常用之器必缺，请罢中贵人勿使更滥戎机，亦保躯善后之图也。
倭事起，上以所蹂躏多徐阶乡，而阶又晓畅军事，以故数数询问。时抚按亟告急请兵，而职方郎谓兵发则倭已去，谁任其费？尚书惑之，阶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阶上疏争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贼久矣。今据抚按奏报，或云来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抢而在扰，势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验之。而部臣于千里外，乃能隃度贼之必去，又隃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置此腹心地于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计当发与不当发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而委贼，臣又所不能解也。’尚书乃惧，请发精卒六千人，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疏，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方以发兵为阶咎，冀因而摇阶。而阶复上疏，谓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复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储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报可。
庚戌之事，赵大洲力排和议，抗论于朝，言朝廷养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无人，岂祖宗立国之意哉！且何代无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义，谁敢不尽力效命？况虏人用兵，气之盛衰，视月盈缩，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则月渐亏，虏必退，宜不动以观其衅。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一与之盟，则要劫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于是和议遂息，虏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当时果与之和，则岁遣重使，输以岁币，终不能塞虏人无厌之求，而召戎启衅，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大洲既论列于朝，继上疏陈三事。其一，开损军之令。盖祖宗之制，但边将有损折军士者，即谓之失机，百姓虽尽为掳去，亦所不论。故虏人一入内地，则兵将皆入保城堡，纵其剽略，而百姓遂为鱼肉，此最为失策者。开损军之令，庶边将始敢提兵出战，稍为百姓之卫。其二，录周尚文之功。周尚文，边将之有功而乃论罪者。其三，释放杨爵、杨继盛。盖二人皆以劾奏权贵论死久禁狱中者，遂以此忤权贵。大洲时为国子司业，即命带御史职衔，赍银数万两，出城赏军，又不给以敕印，实陷之也。大洲至西城，请敕印，元宰恨，不许，论辩既久，不能夺，遂给敕印以行。既出城，至仇咸宁营，咸宁希中旨，不肯收银，令大洲遍历各营，唱名给散，大洲窘迫无计。是夜宿咸宁营中，至明旦，虏人退去，果如大洲所料，幸免于难，不然则立为虀粉矣。后以前事责某县典史。
徐公阶念虏移庭牧，宣大与虏杂居，士卒不得耕种，米麦每石直至中金三两，而所给月粮仅七镮，半菽且不继。时畿内二麦熟，石止直四镮，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镮，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镮，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中金一两，而士卒可饱一月食，其地米麦当亦渐平。具疏上，上大悦，令密撰谕行之。
召对
圣祖时，凡观经史中有句读字义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质之，虽有知书内侍、能文宫人，不得近，盖不特紬绎义理而已。洪武末，侍讲方希直有诗云：‘风暖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即其事也。成祖宝训云：上亲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永乐以后，盖莫不然。（殿阁词林记）
孝庙尝问司礼监，祖宗时召见大臣，其礼如何，当在何处，萧敬对云：‘英宗多在文华殿。尝见吏部尚书王公翱，问对毕，王公辞去，顾见其衣后破损，再呼还。问衣破何不令家人补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适闻命，不及更衣。”英庙抚掌笑，命赐一绮。’孝庙闻之曰：‘朕不能如祖宗简易若此。’数日间，遂召见兵部尚书刘公大夏，见后称‘好好’。邃庵杨公一清亦谈一事，云时甘肃缺总兵官，会推恭顺侯吴瑾，英庙以为得人。召问王公如何，王以为不可。英庙遽曰：‘老王执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独尔以为不好，何也？’王叩头曰：‘吴瑾是色目人，甘肃地近西域，多回回杂处，岂不笑我国乏人？’英庙抚掌曰：‘还是老王有见识。’即命另推。祖宗时，君臣之间契会如此。
徐溥云，弘治十年三月，韦太监急走阁下，言上坐文华殿，宣四先生。溥及刘、李、谢三公仓皇至殿，叩首。上曰：‘近前。’诸司礼皆环跪御案旁。上曰：‘看文书。’诸司礼取诸司题奏与溥及刘，以片纸数幅与李、谢，每一疏，上必曰：‘与先生辈议。’溥等拟批答，上览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应手疾书，略无疑滞。溥等惧不称上意，顿首请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请将下看详。’上稍不说，曰：‘文书尚多，欲尽阅，阁中亦闲，盍就此面议？’诸辅臣又顿首曰：‘唯。’自裕陵召见南阳等后四十年，茂陵及泰陵初，岁不过一二见，道二三语。是日溥等得见上天资明睿，圣心仁厚，大喜。顾应对不能副上意，又自惭也。
刘健云，上方励精，凡国家大事，召见辅臣。宜兴去，召健及李、谢二公至文华殿平台暖阁，面议大政。如吴一贯、张天祥狱，睿皇后陵寝殿礼，进退五府、四营公侯伯，灾异去留大臣，皆上前相可否。健确直，见事稍迟，李才敏达，谢方赞，三人同心。时人语曰：‘李谋刘断，谢尤侃侃。’
孝皇一日召刘大夏、戴珊，谕曰：‘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大夏对曰：‘求治亦难太急，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议，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上曰：‘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亦尽可与计事。但他门下人太杂，他曾独荐一人，甚不合朕意。’上不言其姓名，大夏等亦不敢问。明日，与司礼太监陈宽相会，询之，宽亦不知。既而曰：‘刘先生曾说刘宇才可大用，上不答，先生疑上听之不真，重举其人言之，上竟未之答。或者是此人未可知。’噫，宇之奸恶，圣明已知之矣。正德初，宇果大坏，荐人之难如此。一日，上又召刘、戴二公议论人物。大夏言，某一时人物，上曰：‘内阁学士刘健屡举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作威福，好虚名，无诚心为国。在陕西巡抚时，与镇守内臣同游秦王内苑，厮打坠水，遗国人之笑。及任户部侍郎，令他参赞北征官军，惟以参奏总兵官为事，不能画一策以禆军旅。因其误事，所以退他。这等何以称为人物？’大夏等叩头，不敢复言。
弘治癸亥以往，孝宗时召内阁部院大臣于文华殿或宝座后平台间，咨访时事，慨然欲复祖宗之旧。时大学士刘公健、李公东阳、谢公迁在内阁，学士吴公宽司制诰，倪公岳、戴公珊、杨公守随皆召自南都，岳为吏部尚书，珊为右都御史，守随为大理寺卿。时户部周公经、礼部傅公瀚、兵部马公文升、刑部闵公圭、祭酒谢公铎，既而尚书许公进、刘公大夏、韩公文，都御史史公琳、张公敷华，侍郎王公鏊，相继代任。一时得人甚盛，政事多所兴革，而士之沉抑者举用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