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隐】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齐而后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圣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扬子亦曰：“孔子高饿显，下禄隐。”夫圣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于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于人而所弃于己者也。然而孔、孟生于可避之世而未尝避也，盖其不合则去，则可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于扬子，则吾窃有疑焉尔。当王莽之乱，虽乡里自喜者，知远其辱，而扬子亲屈其体为其左右之臣，岂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处之，非必出于此言乎？曰：圣贤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岂固欲为此不同哉？盖时不同则言行不得无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时不同而固欲为之同，则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于圣人而道不同，则其为小人也孰御哉？世之士不知道不可一迹也久矣。圣贤之宗于道，犹水之宗于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海则同矣。圣贤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道则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于海；圣贤因时而屈伸，故能宗于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圣人也，百世之师也。”如其高饿显，下禄隐，而必其出于所高，则柳下惠安拟伯夷哉？扬子曰：“途虽曲而通诸夏，则由诸；川虽曲而通诸海，则由诸。”盖言事虽曲而通诸道，则亦君子所当同也。由是而言之，饿显之高，禄隐之下，皆迹矣，岂足以求圣贤哉？唯其能无系累于迹，是以大过于人也。如圣贤之道，皆出于一，而无权时之变，则又何圣贤之足称乎？圣者，知权之大者也；贤者，知权之小者也。昔纣之时，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盖亦所谓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言君子之无可无不可也。使扬子宁不至于耽禄于弊时哉？盖于时为不可去，必去，则扬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与禽兽朋也几何？圣人恶之也，制作焉以别之。下而戾于后世，侈裳衣，壮宫室，隆耳目之观以嚣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皆不得其所当然，仁义不足泽其性，礼乐不足锢其情，刑政不足网其恶，荡然复与禽兽朋矣。圣人不作，昧者不识所以化之之术，顾引而归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万世，圣人恶用制作于其间？必制作于其间，为太古之不可行也。顾欲引而归之，是去禽兽而之禽兽，奚补于化哉？吾以为识治乱者，当言所以化之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诬。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善教者之为教也，致吾义忠而天下之君臣义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为恩矣，致吾礼于夫妇而天下之夫妇相为礼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皆吾教也。民则曰：“我何赖于彼哉？”此谓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为教也，不此之务，而暴为之制，烦为之防，劬劬于法令诰戒之间，藏于府，宪于市，属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无失其为兄弟也，夫妇者无失其为夫妇也。率是也有赏，不然则罪。乡闾之师，族ガ之长，疏者时读，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顾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惭之，圜土以苦之，甚者弃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谓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浃于民心，而耳目无闻焉，以道扰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浃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扰之为言，犹山薮之扰毛羽，川泽之扰鳞介也，岂有制哉？自然然耳。强之为言，其犹囿毛羽沼鳞介乎！一失其制，脱然逝矣。噫！古之所以为古，无异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为古，无异焉，由后而已矣。或曰：“法令诰戒不足以为教乎？”曰：法令诰戒，文也。吾云尔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