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有不谓喜、怒、爱、恶、欲情者乎？喜、怒、爱、恶、欲而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仁也、义也；喜、怒、爱、恶、欲而不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不仁也、不义也。故曰，有情然后善恶形焉。然则善恶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之言如此。然则“上智与下愚不移”有说乎？曰：此之谓智愚，吾所云者，性与善恶也。恶者之于善也，为之则是；愚者之于智也，或不可强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后世圣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孔子作《春秋》，则游、夏不能措一辞。盖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与，惟孔子之智，虽游、夏不可强而能也，况所谓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尔，其皆有意于教乎？”曰：是说也，吾不知也。圣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说】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是以与孔子也。韩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则孔子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何说也？曰：习于善而已矣，所谓上智者；习于恶而已矣，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一习于恶，所谓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于此，未始为不善也，谓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为不善，然后谓之中人可也。有人于此，未始为善也，谓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为善，然后谓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下愚，皆于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韩子之言弗顾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为性五。”夫仁、义、礼、智、信，孰而可谓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于五，主于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于五，反于一而悖于四。”是其于性也，不一失焉，而后谓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后谓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习也。然则尧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鲧之禹、后稷、越椒、叔鱼之事，后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尧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谓习于恶而已者；瞽瞍之舜、鲧之禹，固吾所谓习于善而已者。后稷之诗以异云，而吾之所论者常也。《诗》之言，至以为人子而无父。人子而无父，犹可以推其质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无以常乎，则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为性也。越椒、叔鱼之事，徒闻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两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与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妇人者以声与貌定，而卒得之。妇人者独有过孔子者邪？
【对难】
予为《杨孟论》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难予者曰：“子之言性则诚然矣。至于言命，则予以为未也。今有人于此，其才当处于天下之至贱，而反处于天下之至贵；其行当得天下之大祸，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当处于天下之至贵，而反处于天下之至贱；其行当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祸。此则悖于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于是君子曰，为之者天也。所谓命者，盖以谓命之于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进九官，诛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诛二叔。若九官之进也，以其皆圣贤也；四凶之诛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圣贤也；二叔之诛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则人之所为矣。使舜为不明，进四凶而诛九官，成王为不明，尊二叔而诛二伯，则所谓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为，可强以为之命哉？”曰：圣贤之所以尊进，命也；不肖之所以诛，命也。昔孔子怀九官、二伯之德，困于乱世，脱身于干戈者屡矣。遑遑于天下之诸侯，求有所用，而卒死于旅人也。然则九官、二伯虽曰圣贤，其尊进者，亦命也。盗跖之罪浮于四凶、二叔，竟以寿死，然则四凶、二叔虽曰不肖，其诛者，亦命也。是以圣人不言命，教人以尽乎人事而已。呜呼，又岂唯贵贱祸福哉？凡人之圣贤不肖，莫非命矣！曰：“贵贱祸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谓圣贤之贵而福，不肖之贱而祸，皆有命，则吾既闻之矣。若夫圣贤不肖之所以为圣贤不肖，则在我者也，何以谓之命哉？”曰：是诚君子志也。古之好学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由此而言之，则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君子虽不谓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为不肖，何以异于此哉？
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