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邾穆子朝鲁，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菽”，穆子赋“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吴伐楚，申包胥如秦乞师，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包胥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传》曰：九能可以为大夫。其一曰：登高能赋。当春秋时尚未有赋，亦未必人人作诗，即如前之所赋是也，盖但以明志而已。
《春秋经》如公谷胡氏之传，特孔子书法之发明耳。若晋楚齐鲁郑卫之事，皆赖左氏作传，而孔子之经始有着落。故孔子称秦王，丘明称素臣，不虚也。虽其言诸侯之威仪言语，其徵应有若卜筮然，故韩子以浮夸病之。然孔子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而齐桓晋文之事所以得传于后世者，皆左氏之功也，岂诸传可得而并哉？然汉初唯用公谷，至刘歆移书太常，而《左传》始列于学官。
《礼记》一书，后人疑其出于汉儒附会，若“檀弓经”解诸篇是也。即“檀弓”所载，如孔子闻伯高之丧曰：“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之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而哭之，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又，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子思曰：“为汲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汲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只此两节，不但文章之妙非后人可及，求之典礼，亦岂后人所能议拟哉？
《经解》，世疑其非本《经》，或后人所撰。然所论诸《经》要旨，亦恐非后人所能道。纵出于汉儒，当时必有所本，必非出于凿空杜撰者。诸篇不能尽述，聊举此以例之耳。
古人言“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岂有废《经》而《传》单行者乎？则仪礼何可不列于学官？
张南园曰：予为稽勋员外时，江夏刘主事绩以陈〈白浩〉《礼记》集说涂去什四，因与之议，其说良是。后孙九峰知之，谓予曰：“陈说朝廷已颁降天下，不可以刘言改易语人也。”予遂弃之。今追思其言，诚有补陈之不足正陈之舛误者，只缘刘狂诞自高，又制行不捡，任情放言，不久遂出守镇江府。镇江府仍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其说礼之善，人不及知。而予亦遂忘之矣。
《谈苑醍醐》云：《一统志》载刘有年沅州人，洪武中为监察御史。永乐中上《仪礼逸经》十八篇，则知古《经》之残缺多矣，不知有年何从得之。意者圣经在世，如日月终不可掩耶。然当时庙堂诸公，不闻有表章传布之请。今求内阁，亦不见其书。出非其时，亦此书之不幸。今人大言动笑汉唐，汉唐求逸书，赏之以官，购之以金。焉有见此奇书而付之漠然者乎？世之重经学者，如升庵者可多得乎？《谈苑醍醐》云：《礼记》“聘义说玉”云：“孚尹旁达，信也。”郑注：“孚，一作姇，尹，读竹箭有筠之筠。盖谓玉之滑泽如女肤，致密如筠膜也。”陈〈白浩〉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尔雅》，尹，正也。”邢昺谓《尔雅》为解诗而作，则所谓“尹，正”也，以解“赫赫师尹”则合。若借以解“孚尹”，何异指白犬以为羊，捉黄牛而作马乎？甚矣，陈〈白浩〉之不通文理也。
朱子作诸经传注，尽有说理精到处。若《书经》注出于蔡沈，《礼记》注出于陈灏，其何可尽去古注而独行之耶？
《诗经》有吕东莱读诗记，世有刻行本，学者亦宜参看。
高皇帝以《尚书》咨羲和与唯天阴骘下民二简，蔡沈注误，命礼部试右侍郎张智与学士刘三吾改为《书传会选》，劄示天下学子。
今之学者易于叛经，难于违传，宁得罪于孔孟，毋得罪于宋儒。此亦可为深痼之病，已不可救疗矣，然莫有能非之者。
子见南子章，栾肇曰：“见南子者，时不获已。犹文王之拘诱里也。天厌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厌也。”蔡谟曰：“矢，陈也，夫子为子路陈天命也。”《论语》正义曰：寂然至无，则谓之道。离无入有而成形器，是为德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