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尊德性章，此是圣人全体工夫。盖德性乃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尊者，所以体而全之也。若欲全此德性，必待问学以充之。问学而非广大，则规模狭隘，将泥而不通，故必致广大。广大者，易至于阔略，故必尽精微。非高明，则志意沉滞，将郁而不畅，故必极高明。高明者，常失于亢厉，故必道中庸。涵养寻绎，此温故也。然于旧知之中，又能引伸触类，潜滋暗长，故曰知新。淳庞磅礴，此敦厚也。然于混沦之中，又能节目周详，文理密察，故曰崇礼。工夫大约有此数者，然于数者之中初无差别，亦无渐次，必欲会其全功，又须打做一片，方是圣人之学。如何分做存心、致知两截？又云，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解支离破碎，全失立言之意。况曰日知日谨，加一日字，便有渐次之意在。
杨升庵云：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盖高远之蔽，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迓鼓，所谓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世之俗学以之。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朱子以为先进于礼乐，文质彬彬，今反谓之野人，亦失圣人之意。夫野人未必便会文质彬彬。盖周虽尚文，始也承殷之弊。故先进尚质多于文，世遂谓之野人，及其后渐过于文，世遂谓之君子，均之为失中也。及夫子酌其中而言之，则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今后进之君子，则据时世而言，其与彬彬者异矣。然孔子之用礼乐，乃舍君子而必欲为野人者何耶？亦只是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意，盖欲循其本耳，所以救时之失也。
朱子好将功夫分开说，如所谓省察存养之类。终难道教学者撇了省察方去存养，撇了存养又去省察，头路忒多，如何下手？极是支离。陆象山只教人静里用功，若存养得明白，则物欲之来，如镜子磨得明净，自然照得出。故后人以象山之学近于释氏，然为学本以求道。苟得闻道，则学者之能事毕矣。又何必计其从人之路耶？昔朱陆尝会于白鹿洞，两家门人皆在。象山讲君子喻于义一章，言简理畅，两家门人为之坠泪，亦多有去朱而从陆者。则知功夫语言，元不在多也。
余小时读经书，皆为传注缠绕，无暇寻绎本文，故于圣人之言茫无所得。今久不拈书本，《传注》皆已忘却。闲中将白文细细思索，颇能得其一二，乃知《传注》害人亦自不少。
在留都时，赵大周先生入觐反留都，语良俊曰：“在京师曾一见何吉阳，吉阳问余曰：‘大周这些时何故全不讲？’余曰‘不讲’。吉阳又问曰：‘若不讲何所成就？’余应之曰：‘不讲就是我成就处。’吉阳无以应。”盖大周先生之学已到至处，是即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夫佛家犹有打圈，有喝棒，有许多使人悟入处。吾儒只会弄口舌，口舌纵弄得甚伶俐，作么用处？此正如佛家云：别人弄了刀又弄枪，件件弄到都不会杀人。我家只有这把刀，提起来便会杀人。昔文殊师利往维摩处问疾，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云，何者是菩萨人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义手向本位立地。文殊师利叹曰：“是真人不二法门者也。”今之讲学若悟得此意，便是进得一步。今世岂有此等人哉？
壬子年至京师。是年冬，聂双江先生进大司马，先生在部中。每日散衙后即遣人接良俊至火房中间谈。先生但问吴中旧事与吴中昔日名德，绝口不及讲学。盖这个东西人人本来完具，但知得者自会寻得出，何须要讲？况中人已下者，但可使由之，又不必讲，惟可与言者始与之言。此所谓因材而笃，正双江之一大快也。若今之讲学者，不论其人之高下，拈着便讲，而其言又未必有所发明，其视双江与大周先生盖天壤矣。
余授官南归，双江作文送行。而其举以相告者，惟自反于子臣弟友之间，今载在集中者是也。夫能自反于事亲、事君、从兄、处友之间，而能言顾行、行顾言，则学者切实近里之功。孰有能加于此者哉，又以见子思发明道之费隐，正是其吃紧为人处。然际鸢之所戾，莫高匪天矣；际鱼之所跃，莫深匪渊矣，皆道之所在也。夫道极于天地，而实不出于愚夫愚妇之所与知与能者，及其至也，则圣人有所不知不能。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则自反于子臣弟友者是也，然此不出乎日用之常。苟于此而能言顾行、行顾言，则慥慥乎君子矣。而道夫岂远哉？今之讲道者，率舍近而求之远，抑又何也？
我朝陈白沙、王阳明二公之学，功夫简捷，最易入道。世或病其出于象山，余谓射者期于破的，渡者期于到岸，学者期于闻道而已。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毕矣。又何必问其所从入哉？今存斋先生刻学则二书，独象山之言简明快畅。其吃紧为人处甚多，读之令人有感发猛省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