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临床在接触临床的带教工作中，在目前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要求下，感到临床上单靠中医的辨证，显得十分不够，是毋庸讳言的。然而有些病例，在现代诊断的客观指标提示下，却闪烁着中医理论的光辉。例如，慢性肾炎病人的早期，尿检中有蛋白、管型、红白细胞等等，至晚期血检中非蛋白氮等升高而死于尿毒症。这就充分证明了清代邹澍在《本经疏证》「山药」条下「肾气者，周当留其精而泻其粗也」之说，是天才的发现。在彼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精与粗的实质，但这一论点，确是对肾脏生理功能认识上的突破。尤其是在目前，有足够的资料使人理解到：慢性肾炎病人，始而留精功能不足，亦肾气之衰颓，继而去粗功能有亏，知邪毒之潴留。从而为指导治疗提供了有益的论据，有力地纠正了过去仅据尿毒症出现的惊厥、昏迷症状，认为是病久延虚、虚风内动，治以三甲复脉汤等方的偏差。不仅于此，现在还能根据肾脏早有器质性病变的认识，及早地适当地佐用活血化瘀、消肿生肌的药物以提高疗效而推迟恶化，乃至完全治愈。当然，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医的整体观点。如在治疗经过现代医学确诊为冠心病范围内的某些心脏疾患时，根据传统的四诊所得，参用补肾阴或温肾阳的方法，往往取得比较满意的疗效，这又说明了中医「心肾相交」、「坎离既济」等理论并没有过时。与此相反，我在运用肤浅的现代医学知识从事临床实践中，又常常感到某些中医理论的不够完善，甚至变更了原来整套的理法方药。如众所周知，现代医学对其所谓炎症，每指出其病所有充血、水肿等病变。我曾遇到一个失音五年、别无所苦、久治不愈的病人，即根据五官科对声带诊断的结论，用通窍活血汤合真人活命饮加减，不过数剂即得音开而逐渐响亮如初。这就免去了是「金实不呜」还是「金破不鸣」不必要的顾虑。还有，我曾用活血消肿、渗湿清热、专理肠间的方法，治愈多例慢性腹泻，以及在治疗迁延性肝炎、慢性肝炎和早期肝硬化的过程中，总是尽先解决血气有亏与邪毒和瘀血留滞这一对虚与实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多能完全治愈或获得缓解。这又使我感到李士材治泻九法和王旭高治肝三十法，都不免限于历史条件而不尽切合实际。也有一些慢性腹痛，其病机正如《临证指南医案》「便血」医案中所说「脏阴有寒，腑阳有热」的相反状况，治疗上自应兼筹并顾。叶氏之说，自是从《金匮》黄土汤方义领会而来。实际上，有很多胃肠和其它方面疾病的病机，同时存在着脏寒腑热，亟需仔细分析，这就是辩证法在病理上的体现，也是辨证论治的精华所在。闲尝忆及《医学入门》有「人皆知百病生于气也，而不知百病生于血也」之说。我则认为，百病未必皆生于血，但百病都或多或少地与血有关。这从活血化瘀法在临床上用途之广，取效之捷，可见一斑。吾生有涯而知无涯。纵皓首穷经，犹未窥堂奥。然涉猎既久，也不免有一知半解。但一念及先贤顾亭林「凡着书立说，必为前人所未言，而为后人所必需」之言，则又不敢率尔操觚。荏苒至今，徒伤老大。
最后，我不辞衰朽，谨向同道们贡一得之愚：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医学，是研究和解决医学部门特殊矛盾运动的学问。要学好这一宝贵医学，就要学习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中曾指出：「科学历史告诉我们，每一种科学都是研究世界的某一方面的过程的矛盾运动的学问，科学家只要一旦离开了矛盾分析的研究，把它研究的对象看作是没有矛盾的东西，就要使科学的进步遇到障碍。」因此，我愿在有生之年，和同道们一起，一面加强辩证法的学习，一面呼吁多学科的协助，进一步探索祖国医学理论的精髓，为中医学术的发展共同努力。
十三
简介
郭无玲整理涉医征途回眸北京中医医院到院长、教授关幼波关幼波（１９１３～），北京市人。医承家学，广撷博采。临床四十多年，对于肝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有关同志协助下，创制「关幼波肝病辨证施治电子计算器程序」，获得成功。着有《关幼波临床经验选》等。现兼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内科分会理事、北京中医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科协理事等职。像我从事中医工作已四十多年，途中小憩回眸，展望中医现代化的美好前景，欣喜之余，乐于总结一下自己的学习经过和体会。
卷一
严父即严师我幼承家学，六岁读私塾，在老师与家父的严格管教下，熟读四书五经并嗜书法，九岁时曾在街头当众挥毫书写春联，路人得之以求吉利。十六岁与家兄随父学医侍诊左右。我的父亲关月波是北京地区名医，擅长内、妇、儿科，对于时令病、妇女病更有独到之处。他的学术观点受滋阴派朱丹溪的影响，倾向于「阳有余、阴不足」。他体会：天花、麻疹、猩红热等属于温疫范围，病毒由口鼻而入，在气分不发病，在血分才发病，所以在治疗时一定要加用凉血活血的药物，如丹皮、赤芍、白茅根、元参。麦冬、生地等，自始至终注意养阴为佐，亦即解毒养阴、凉血透表之法。由于当时温疫流行，他曾将自己的经验方做成「温疫灵丹」加引吞服，简便廉验，深受劳苦大众欢迎。对于妇科病，他以四物汤治血为法，因病而异，灵活化裁，每收殊效。内科方面善治脾胃病，侧重于调理气血。总起来看虽然方药平平，但是辨证精当，疗效卓着，名人墨客祝贺称颂者不绝于户。其中胡某重病获愈，感激不尽，进金匾一幅，匾中八个大字两行排列：髂翌罄。横竖可读，回环成诵，意思是：儒乃达儒、医是明医，儒达乃儒、医明是医，儒医乃是达明儒医，儒医达明乃是儒医。此段「回文诗」我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并以此鼓励自己。
父亲既是严父，又是严师，对我兄弟二人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吾兄误将「橘红」写成「菊红」，父亲当着病人狠狠地给了他一嘴巴！并辞退了这个「徒弟」。我也曾挨过父亲的戒尺，因好学善问，得以继续留在身边学习。但随诊多年，从不轻易放手独诊。在父亲抱病期问，他曾连续抽查了我的三个脉案，经过认真复核，「考试」合格，最后满意地说：「你可以治病救人了。』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了。
二）根基立坚实父亲以「品端术正」为座右铭，并一再告诫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同道主要是学，不要评头品足，妄加批评，治病救人重于义气、轻于财气……这些朴实而略带「封建色彩」的哲理，作为医德教育，在当时来说，是无可非议的。
父亲医术高超，并非开口《内》、《难》，闭口《金匮》、《伤寒》，而是重视医理与病理的结合，在基本功上严格要求。诸如《雷公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学》等，都要求熟背，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则以实用为准选学精读，要求明其理、知其要、融会贯通。比较重视的是叶天士的《温热论》和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另外，也重视朱震亨的《丹溪心法》，李东垣的《脾胃论》，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唐宗川的《血证论》等。父亲常说：「医者理也，认清医理才能治好病。」所以，在学习经典医籍时绝不要求死记硬背，在临床应用时绝不要求生搬硬套，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在实践中加深记忆。
「博」字铺开路一）实践出真知父亲病故后，房东把房卖了，按照当时「典三卖四」的规矩，必须在四个月之内搬出去。那年我二十八岁，参加伪政府卫生局的考试（应试者五百余人，合格者仅有四十多入），虽然获得了中医师合格证书，但仍不能正式开业，必须到汪逢春会长为首举办的中医师学会讲习所学习一年，考试合格后才能正式挂牌。当时正值丧父就学之际，饱尝了「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苦酸辛辣。只好搬到前门外大席胡同「广福客店」，三世同居一小陋室，晚上搭铺就寝，白天拆铺攻读、看病、吃饭。所谓「广福客店」实际上是贫民窟的一角，住有五十多户人家，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故与我交往者尽贫苦之辈。由于国腐民穷，瘟疫流行，应接不暇的门诊、出诊，锻炼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中医。成功与失败、欣慰与焦虑，复杂的心情激励着我的进程。由于广泛实践，把从父辈和医书上获得的知识变成了我的直接经验。例如，我出诊时进门一闻，便能鉴别出是麻疹还是猩红热，这种闻诊的敏感性，可以说是后天获得的「特异功能」。
由于当时的处境，使我有机会经常接触民众，加强了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例如有位「洋车夫」请我出诊，事后拿出一元钱酬谢，我一眼就看见月份牌上夹着一张当票，心中凄然，迅速推回「车夫」的双手说；「快拿去给孩子买药吧ｌ」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无数贫民难友虽然无钱送礼挂匾，但是「心中」的匾牌，情意更为深重。
二）博采思路广北京解放了，我同时在几个药铺坐堂，如前门大街的「永安堂」、「体干堂」。，三里河大街的「同和堂」、「保得堂」等。当时我有幸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同一药铺坐堂，施为下午４～６点，我为下午６～８点。每天我都早去站柜台浏览施的脉案，并亲自询问服药后的变化，洞察其中奥妙，正是「行家看门道」，稍有所得便默记脑海，日久天长像孔伯华、肖龙友、汪逢春等名家脉案都成了我的活教材。另外，我还广交同道淡论医道，像前门地区名医康乃安、赵瑞麟等都是我的挚友。由于我勤学好问，康在临死前把祖传秘方「鹅口散」传给我，经我推广使用对于口腔溃疡、白赛氏病等都有良效，现改名「口腔溃疡散」，由药材公司公开出售。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了北京市第一中医门诊部，与已故妇科名老中医刘奉五对桌应诊。刘是国医学院科班出身，又曾在校任教，理论基础扎实，临床疗效也好，我打破了「文人相轻」的旧习，主动与刘探讨医术，并互相交换病例。我当时把所能接触到的前辈和同行，都当成了老师，履行了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遗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