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无中西，同一救人，不过方法不同耳。即以针而论，西医用药针，便则便矣，但与经穴毫无关系，如能按穴道使用，则奏效当更速也。中医用针灸，按穴道，调理气血，万病皆宜，且获奇效，不过精者少耳。国家如能提倡，不患崛起之无人，传法之不广。医学关国家兴废存亡，非同小可，吾敢断言，纯用西法，未必能保种强国，如提倡中西并用或有振兴之日。谓余不信，请以十年为期，国家如有意兴学育才，十年之后，中医如不能有成，鄙人愿受妄言之罪，即时废止，决无异言。倘听其自生自灭，不之闻问，吾恐不出十年，中医绝迹矣。到中国之中医绝迹，而西医必将中法拾去研究，一旦发扬，华人又必转于西国求中法矣。吾念及此，声泪俱下，不知同道中人，作何感想也。
解放以后，祖父仍是念念不忘中医教育。他认为必须学校医院并设，使学习和临床同时互有经验，否则不易取得良好效果。一九五四年他以八十四岁高龄当选人民代表，不仅亲临会议，并积极提案设立中医学院。后来国家参照他的提案，于一九五六年在全国创办了第一批四所中医学院，发展至今中医教育事业可谓朝气蓬勃、成绩卓着。想祖父在九泉之下，一定感到欣慰。
主要的学术思想
临证详审四诊，最重问诊在临床上祖父重视辨证论治，主张四诊合参。他在新刻《三指禅》
序中曾云：中医治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察病人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既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诊其脉之浮沉迟数，合于所望、所闻、所问之病情否？如其合也，则从证从脉两无疑义，以之立方选药，未有不丝丝入扣者。否则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临时斟酌，煞费匠心矣。他尤其反对以切脉故弄玄虚者。他曾说：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若舍其他方法而不顾，一凭于脉，或仗切脉为期人之计，皆为识者所不取。
在四诊当中，他又认为问诊最为重要。他说：余于医道并无发明，仍用四诊之法以治群病，无论男妇老幼皆然。至眼如何望，耳鼻如何闻，指如何切，依据病情结合理性、感性而作判断。辨人皮肉之色，闻人口鼻之气与声，切人左右手之脉，以别其异同。但此三项皆属于医之一方面，惟问乃能关于病人，故余诊病，问最留意。反复询究，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盖五方之风气不同，天之寒暑湿燥不定，地之肥瘠高下燥湿有别，禀赋强弱习惯各殊，而病之新旧浅深隐显变化，又各人一状。例如南人初来北方一时水土不服，倘若患病仍当照南方治法，胃部方能受而转输各脏腑而不致有害。北人移到南方者治亦然。但病同状异者多，自非仍详问，不能得其致病之由。而于妇女幼孩之病，尤加慎焉。故有二、三次方即愈者，亦有用膏、丹、丸、散常服而愈者，误治尚少。
二）立法因人而宜，准确灵活祖父临床治病，主张老少治法不同，对象不同就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是又要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说：三春草旱，得雨即荣，残腊枯枝，虽灌而弗泽。故对象不同即须作不同之措施，然又须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对于治老人病尝作譬喻云：衣料之质地原坚，借用之太久，虽用者加倍爱护，终以久经风日，饱历雪霜，其脆朽也必然。若仅见其表面之污垢，而忘其穿着之太久，乃以碱水浸之，木板搓之，未有不立时破碎者。若仔细周密，以清水小掇轻浣，宿垢虽不必尽去，但晾干之后，能使人有出新之感。由此可更使其寿命增长，其质地非惟无损，且益加坚。他这番比喻，简而明地说透了治老人病的要领。故在临床上每遇老人病，多不加攻伐，避免汗吐下，而以调理清养，立法处方，且往往使用一、二鲜品，盖取其有生发之气耳。
上述是他临证时的主张，但他是不拘一格的，临证时立法处方准确灵活，知常知变。他调理虚证，多采用育阴培本之法，然亦择其可育可培者施之。他说：欲投育朋培本之剂，必先观其条件如何，设病宜投而有一、二征象不便投，又必须先除其障碍，或为其创造条件，若果时不我与，则于育阴培本之中，酌加芳香化中之药，如陈皮、郁金、枳壳、沉香，焦曲、鸡内金等。
祖父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重五志七倩，故处方中多加入合欢花、橘络等，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其忧思过甚者，则投香附；其善恐易惊者，则又使用镇定之剂，如磁石、茯神等。
祖父治虚损防其过中，治痨除着眼于肺肾外，更重于脾。他说；得谷者昌，若致土败，虽卢扁复生，亦难为力矣。故补脾则党参、白术、山药、莲肉，运中则扁豆、苡仁纳谷不甘则谷麦芽。其中须酸甘益胃者则投石斛、麦冬、金樱子等等。
（三）无门户之见，提倡中西医结合祖父从医不泥古，不非今，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他说：有谓我之医学近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园、徐灵胎诸人略为心折而已。
祖父虽德高望重，但非常虚心诚恳，尊重同道。他与孔伯华先生最为志同道合，二老推心置腹，经常交换学术思想，共为挽救中医事业伸张正气，共为发展中医教育贡献力量。尽管他们临床上各有特点，但他们从不自以为是，为了治病救人这一崇高目的，他们常在一起合诊，这一点确实值得后辈学习。
祖父治病不拘于汤药，如需针灸者即配合之。北京已故毫发金针专家孙祥龄，就是经祖父推举而成名的。在平日交谈中，他发现孙先生医理高明，颇为信赖，故出诊时需用针者，均请孙先生陪同前往，并大力向其推荐病人，而且向其传授脉学，故孙先生能成为名针灸医师，与祖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这也说明祖父善于发现人才。
祖父在世时，家人生病也不包揽，而是博采众医之长。记得祖母患病，经常请徐右丞先生诊治。徐先生比祖父年长几岁，行走不便，每次来诊，祖父均令人用椅子把他抬到屋中，亲自接待。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五年我患肺炎，祖父让父亲请来在西鹤年堂（北京西单一大国药店）坐堂中医、善看时令病的王仲华医师给我诊治。每次王大夫来诊时，祖父总是与他亲切交谈，并给予充分肯定。祖父对蒲老辅周也很赞扬，姐姐患有风湿性心病及头痛病，祖父一直给其治疗，效果亦佳。但自蒲老从蜀来京后，祖父立即指示大伯父带姐姐到蒲老家去诊治，后来也一直请蒲老诊治，直至一九七二年年底蒲老病重之时。
祖父力倡中西医结合，曾屡发议论，前面所记三首七律当中即已提到。他撰的《整理中国医学意见书》中说到：今者西医东渐，趋重科学，其术虽未必尽合乎道，而器具之完备，药物之精良，手术之灵巧，实有足称者。今欲提倡国医，如仅从物质文明与之争衡，势必不能相敌。而所谓中医之精粹能亘数千年而不败者，其故安在？必当就古书中过细搜讨，求其实际，列为科学，而后可以自存……总之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研此道者，不可为古人愚，不可为今人欺，或道或术，当求其本以定，一是不可舍己芸人，亦不可非人是我。充分说明中西医结合是他的理想。他从不故步自封，对西医也很信赖。他从年轻时代就读西医书籍，晚年患病都是请钟惠澜医师（原中央人民医院院长，黑热病专家）诊治。他们彼此互相尊重，也常促膝谈心，各抒己见。祖父后来生病一直住在中央人民医院九病房，直至病逝。在此期间钟院长对他关怀备至，精心治疗，祖父也很服从治疗。那时《人民画报》记者曾来医院采访，并为祖父及钟院长合影，刊登于《人民画报》，显示了中、西医亲密无间的情谊。老一代中、西医的团结合作，实为我们今人学习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