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二月，我二叔患感冒，头痛，周身骨节痛，脉紧，苔白，我用麻黄汤一剂而愈。事后颇为自得，函告先父，以为必得褒奖。谁知先父来信说；你二叔生平嗜酒，湿热素重，但心中烧灼痛数日方缓解，是一险兆。桂枝汤有若病酒客不可与的告诫，你只注意了桂枝汤的汤而忽略了桂枝，此物用内热之人当先考虑动血之弊。寒热外束身痛者可去桂枝加羌活３克。这是只知读死书缺乏思考之过，而缺乏思考是医生的不治之病。
向民间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先父在其《介寿堂随笔》中录有不少民间老医口述方。如治关节痛方，先父注明；此系张东友老友得自民间草药医口述方，遍传亲友，愈治甚众，故录之以作参考。在他离开梓潼多年后，尚有病者来我处专索此方。他自创的二鲜饮（鲜芦根、鲜竹叶）加鲜茅根、童便名三鲜饮，就是根据梓潼的特点在临床中自创的专治热病肺胃津伤，烧热不退，烦渴，既不可表，亦不可下，唯宜生津退热的良方，而动血者宜三鲜饮。先父说：单方、验方之所以能够流传于世，因为有一个验字。既然有效亦必有理。我们在：临床上就应通过实践加以总结，不要动辄开贵药、补药，因为药无贵贱。这样就能有所进益。
先父相当重视病人的客观反映，从中积累知识，他曾举一脾胃患者，腹胀，胸闷，不思饮食一个多月，形容消瘦，身倦。治疗多次无效，求他诊治。他套用古人消食导滞药如山楂、谷麦芽、鸡内金合阿魏丸，一剂后，病者未再求诊。一个月后在路上碰见，病人面色红润，形体也较前丰满。病者笑着说：上次您那剂药服后并没有什么效果。别人说伤了什么食物就用什么食物烧焦来吃，可以化积。我是吃海参得病的，因此我买了大海参，烧焦服后泻下粘挺不少，胸膈顿觉宽敞，没再服药就好了。先父说；此事对我深有教益。病人讲真话可察知我们治疗上的正确与否。如果病者碍于情面，不讲真话，我们则以非为是，必然不能得到提高。伤于某种食物即以某食物炭为引，大约是同气相求之理，几十年中我用此法确有效果。
我一九六四年侍诊时曾见他治一消渴患者，男性，口渴引饮，饮而复渴，前后半年，服滋阴清热药如六味地黄，玄麦甘桔等五十余剂无寸效。舌苔黄腻，脉沉弱。先父改用茵陈四逆汤，一剂而渴止大半，三剂而基本痊愈，后用参苓白术散小剂煮服以资巩固。事后先父说：虽舌苔口渴属热象，但服滋阴清热药五十余剂无寸效，加之脉象沉弱，显见阳衰不能蒸腾水气，若果系阴亏五十余剂虽不能全好，亦必有所进展；前治者虽未见效，都是我的老师，所谓后车之鉴。放胆用茵陈四逆汤是背水一战，既温中又化湿，湿去热必孤。即使热不去，亦可转属阳明，但实者易治，虚者难为也。
为医者必须重视医德医风
先父不仅毕生勤于医学，精于医学，尤重医德。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同道、对病人极度负责，不徇情，不逢迎，事败不推卸责任，功成不掠人之美。他的许多言行堪作典范。
早年先父悬壶成都时，梓潼黄某病重，夤夜迎他返梓诊治。其时已先延名医郭代兴先生，郭先生断为阳明腑实，议急下之，而富贵之家畏硝黄如虎狼。不敢服药。先父诊断后，又索郭先生处方，细加推敲，认为药证相符，他说：方药对证，何必犹豫彷徨，如昨日进药，今日病已解大半。如此兴师动众，真是枉费人力。病家经他解说，将郭先生方煎取半杯，服后半日大便解，尽剂后好转十之八九。事隔多年，先父还经常提及，要注意不要掩人之美，夺人之功。他给我寄《余氏父子经验集》时，信中亦明白指出：奉仙夫子，深明医道，曲尽人情，诚为聪明特达之士，凌养吾先生之誉确非太过。其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等语，与先哲之言何异，诚为医界之楷模。而着书立说不仰权贵鼻息，不求达官贵人笔墨以沽名钓誉，确为世风日下之中流砥柱！其中病家隐弊说、尽性篇尤为可贵，临证若不予此处时时留意，往往劳而无功。
在我刚开始行医之时，他就告诫我，不要贪名，不要图利，生活要俭朴。他以先祖为例说：你爷爷在年龄已六旬时，尚无分寒暑，足蹬芒鞋，出入于山间田野，不辞辛劳地为病者治疗。有时病家无钱，他还要帮助解决药钱。我在成都行医近五十年，未穿过一件料子衣服。医生衣着太奢华，穷苦人往往望而却步。这些家风你应好好继承。业师陈新三老中医说：我在蒲老面前拜门时，蒲老反复告诫，不管病人有钱无钱都应尽心治疗。事隔几十年了，我一直设有违背他的教诲，这也是一个医生应有的品德。先父提倡对病者认真负责，他也痛恨一味逢迎病人的不正医风。他常常批评那些开贵药、蛮补药以惊世骇俗的作法。尤其鄙薄那些为迎合某些病者，把营养物品都开在处方上的医生。他曾经说；有人把排骨都开到处方上去了，病家拿去报账，这搞成什么风气了！以后你们千万注意，不要为迎合某些病者而不择手段！
先父尝谓；读古人书宜严，而对时贤宜宽。他很推祟张山雷所着《中风斟诠》一书，在该书不少地方批道：至精至当，至理明言……惜乎他目空四海，言之不逊，语之太过，为其美中不足之处。他又说：张君之国医无一人悟到此理，此非神而明之，别有会心者万不能悟彻此中真理，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等等说法未免骄矜太甚。医者宜惜口德，何况十室之邑有忠信，当虚怀若谷才是。
先父早年在梓潼就兴了会诊磋商之风。梓漳的中医界是伤寒学派占主要地位，涉及温病者尚少。仅有郝氏与薛氏在温病方面颇有心得，先父经常与他们磋商。他认为《伤寒论》讨论的是广义伤寒，已经包括了温病在内。用《伤寒论》的许多方药，也可以治温病，而明清温病学说，是在《伤寒论》治法基础上的发展。从而打破了两个学派互立门户、势同水火的对立态度。业师陈新三老中医曾说：蒲老早年在棒潼就开创了会诊之风，为融合伤寒与温病学派作了不懈的努力，在消除门户之见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先父在给我的信中，以及与我的日常谈话中，多次谈到关于门户之见的看法。他说：由于时代关系，中医的门户之见根深蒂固。现在时代不同了，年轻一辈应该和睦相处，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些教导，至今言犹在耳。
他在北京工作近廿年，医德风范，至今仍为同道赞许。在他誉满全国之时，犹谓；如果把医生分作三等，我只能算中等者。我经常翻阅如《中医杂志》之类医学杂志，发现有些公社医院的中医，业务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基层大有人才！对于同道中人，如章次公、冉雪峰，秦伯未、岳美中、任应秋，李翰卿等诸先生，他认为他们各有所长，风雨一堂，切磋砥砺，取长补短，其乐何如。岳美中前辈曾手书一律赠我父亲，我爱其文词佳丽带回梓潼，可惜被毁，我仅能记得其中几句：爱怜真至友兼师，得相追随遂所私。削吾点垩常挥斧，青囊乏术负深期……由此可见友谊之深。记得我和兄长志忠，都曾要求能在他身边学习，他说：易子而教最好。志忠跟李老（斯炽），你跟陈新三，都不错。李老系四川名手，陈新三有多年临床经验，跟他们同跟我学习一样。他对于子女从不偏爱。
先父对病人，无论其职位高低，都是一视同仁。他曾批评一见高干来诊，就是人参、鹿茸的作法，认为这不仅浪费国家钱财，而且是害人害已。他说干部、平民都是人，干部之病和常人之病并无二致。有一次他给周总理看病，药费仅几分钱而疗效很好，周总理十分欣赏这类便宜而有效的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