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石阡、岑巩、江口一带的匪首吴河清，当初贵州军阀和国民党都对他无奈，只得加以收编，使这名惯匪先后当上石阡县区长、保卫团大队长、国民党军队团长、旅长、县参议员、国大代表。国民党逃跑前夕，为利用土匪，又任命吴河清担任石阡县县长。吴河清拥有3000人的基本武装力量，其中“突击队”各乡皆有，每队四五十人，头目均为惯匪，枪法极好，深得吴之信任；乡兵也分在各乡，平时务农，战时打仗。他还与四乡股匪联络，统一指挥；更利用控制的政权，操纵当地经济，加强自己的实力。
贵州解放后，吴匪一面指使该县抗粮抗税，一面指挥各乡小股土匪袭击人民政权。1950年五六月间，他赤膊上阵，先后在石阡、岑巩、江口、思南等县攻城略地，扬言：“只剩我吴河清一人，也要和共产党周旋20年！”8月中旬，他得知解放军前来进剿，便将部下分散到边远山区，各自为战。贵州军区东集团剿匪指挥部研究分析了匪徒活动规律，很快占领吴匪巢穴，并紧追不舍。剿匪部队连续14昼夜，在方圆五六十里的大山间，往返奔波达两千里路程。指战员个个眼睛熬得通红，腿都迈不开步，有的战士嘴里含着饭就睡着了。就在这样疲惫的情况下，指战员在深山树丛中，一尺一寸地搜索，终于将吴河清这个恶贯满盈的匪首捉住。
除了解放军剿匪外，各地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也积极投入剿匪、清匪斗争。黑龙江省拉林附近八家子山区有一股土匪，极为狡猾凶恶，经常派人刺探部队动向，若无部队驻扎，便四出为祸。1946年7月26日，该股匪首王明德纠集600余人窜至王家岗，用机枪、掷弹筒、马步枪进攻该屯。王家岗人民自卫队凭十几支土、洋枪顽强抵抗，全屯百姓运送子弹、火药，担水灭火。最后，土匪头目金山和机枪手等20余人被击毙、击伤，匪徒狼狈逃走。
贵州晴隆县民兵第二大队先后参加剿匪战斗70余次，歼匪400余人。1950年4月底，匪首丁化三、岑尧章率匪徒千余人，企图强渡河塘渡口，窜扰晴隆县。民兵在河对岸扼守阵地，击毙匪徒数十人。土匪退往郎岱毛口街，抢走当地群众大批耕牛马匹。民兵又迅速渡河对匪突袭，匪徒仓皇逃命，丢下的牲口均由民兵交还群众。
1950年12月，贵州麻江县土匪司令周子云窜到该县碧波乡，企图破坏土改试点工作。一天，一名匪徒闯入农民家中索米，该户主妇一面做饭招待，稳住土匪，一面支派孩子向土改工作队报告，活捉了这名匪徒。根据这名匪徒的交代，部队、民兵相配合，包围了周子云藏身的山洞。周匪无路可逃，自杀身亡，余匪全部缴械投降。
石云湘三次投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剿匪斗争中，共产党、解放军为了更有力地打击顽匪，减少阻力，也充分注意到对土匪的政治瓦解，并收到良好的效果。
湘西辰溪县长田湾有一匪首石云湘，曾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师长，因不容于嫡系而退职回家，遂拉起人马，称霸一方。解放军南下时，国民党又委任他为暂二军副军长兼暂七师师长。解放军进入湘西后，他虽拥有6000人众，却放出风说：“不与解放军为敌。”解放军所到之处，他的队伍即往后退。鉴于石云湘这种态度，湘西剿匪部队决定展开政治攻势，写信劝他投降。石云湘经过犹疑之后，表示同意，但最后仅交出部分枪支，而人员则尽被他遣散。不久，湘西解放军主力奉命进军四川，只留下少数部队。于是，前段时间被打得东逃西散的股匪又重新活跃起来。石云湘也认为有机可乘，便竖起叛旗，重新为匪。
1950年1月，解放军主力返回湘西，再次大规模剿匪。石云湘也被包围，在百般无奈下主动向解放军投诚，但他抱怨共产党未给他相当的地位和权力，遂在残部的劝说下再次逃上山。这时解放军的剿匪正如火如茶展开，石云湘刚上山，就遇上搜索部队，枪声一响，附近解放军马上将这股土匪包围。石云湘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第三次举手投降。他的全部人马也就此彻底垮台。
石云湘深感于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便以亲身经验写信给山上一些尚在观望、犹疑的匪首，劝告他们尽快缴械投降。这种现身说法收到相当的成效，减少了剿匪部队的压力和牺牲。正因为共产党、解放军这种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办法，才使得湘西600年匪患、10万多匪徒，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基本肃清。
84附录编者的话
读者从影视片、文学作品及报端已经对民国时期土匪横行无忌的情况有所了解，但这仅是那时土匪活动的一鳞半爪，远不是全部或大部。
苏辽撰写的《民国匪祸录》，是有关匪祸问题的一部生动、可信的史学读物。它以确凿有据的史料，记述了民国时期东北胡匪、东南海盗、江河水匪、四川“棒客”、内地“山大王”，以及由外蒙窜至热河、绥远、察哈尔一带，以封建王公贵族等为首的土匪等制造的主要劫案，对社会、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祸害；分析了民国土匪活动的一般规律及匪祸愈演愈烈的社会根源。
民国匪祸的怵目惊心，可以从以下六点加以概括说明：一、土匪的活动贯穿整个民国时期。
二、土匪的活动遍及各个省区，各大江河湖海。
三、不但深山老林、偏僻乡村有土匪出没其间，而且繁华如上海之大城市，居民也因土匪活动频繁、气焰嚣张而一日数惊。
四、有的大股土匪拥有匪徒数万，横行好几省，官府往往奈何不得。有时官府、官军害怕土匪，竞至于如老鼠之害怕猫。
五、一些军政官员和警察等跟土匪勾结一起，猫鼠同穴，竟至官匪、军匪、警匪不分。
六、一些人把当土匪、受“招安”视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土匪出身的人跻上高位的，莫过于张作霖，他自封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一度以“元首”自居。由土匪一变而为师长、旅长而匪性不稍改变的，更是不计其数。
从以上的概括说明中，读者多少可以窥见民国匪祸之所以成为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的原因。这里再略作分析。大体说来，其时土匪势力日炽，土匪问题有如民国机体上的毒瘤，迅速膨胀，不可遏阻，原因有五：其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断、大批制造无业游民、社会渣滓、流氓无产者各色人等，为土匪提供了来源；其二，军阀混战，争相利用、扶植土匪，战争中的溃兵又往往转而为匪，于是土匪势力随之膨胀；其三，官府被迫招抚匪首，授以官位、军职，这对其余土匪有莫大吸引力，刺激了土匪的孳生；其四，匪通官，官通匪，兵即匪，匪即兵，这种情况，民国时屡见不鲜，不仅使剿灭土匪成为空话，而且使土匪有恃无恐；其五，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利用土匪骚扰中国社会，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并把土匪作为侵略中国的别动队，这也是民国匪势不可遏制的原因之一。
国民党政府基于、反人民的需要，对真正的土匪不去痛剿、剿灭，却反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匪”，倾其全力，一“剿”再“剿”。甚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闯入国门、大敌当前之时，仍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其罪恶勾当，与人民为敌。正是被国民党政府诬蔑为“匪”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推倒了蒋家王朝，消灭了剥削制度，并将危害人民的匪患一举剿灭。
今人读一读《民国匪祸录》，了解民国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对土匪横行无忌、为害社会、残害人民，有深刻了解，这显然是无害而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