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豫北林县天门会，起初因抗匪而参加者甚众，扩大到安阳县和河北省的武安、涉县、辉县、临漳等县。到后来，其首领韩欲明为进一步扩张势力，竟采用暴力手段，胁迫各县农民参加，派粮、派款；并强向百姓收枪，无枪者须出钱购置后上缴。天门会因而由护民转为扰民，引起附近地区红枪会等其他会门组织的不满和反对，导致相互械斗。天门会依仗人多势大，派遣会员出战，在林县，与清道会；在安阳，与白枪会；在武安，与红枪会、黄纱会，均将这些百姓御匪组织打垮。天门会取胜后，即焚掠上述会门控制的村庄，并杀伤村民。1927年间，在直豫边界数县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入了天门会，吃馍不嫌贵，脚踏哩服呢，头带松三亏。张口就骂人，翻眼枪杆捶，三天就出差，五天就归位，孩子叫人爹，老婆给人睡。这首民谣充分地反映了天门会的匪化情形，尤其是会首们的恶劣行径。
此外，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像江苏宜兴，那里的大刀会后来也与太湖湖匪合流，由农民自卫变为扰民害民。
更有甚者，1926年河南部分匪化红枪会受地主、土匪的挑拨利用，竟将荥阳农民协会委员长李虎臣一家老小11口人全部杀光。1929年3月，山东无极道（即无极会）首领李光炎、王传仁，在下台军阀张宗昌和日本浪人的策划、支持下，发动反对国民政府的暴乱。他们纠集数万道徒，先后进攻滕县、济宁、鱼台和江苏丰县、徐州，要求打倒三民主义，恢复迷信活动，反对男女平等和妇女天足，并拆毁铁路，破坏交通。这种倒行逆施，最后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所平定。
但是，红枪会等组织就多数来说，其基本成员还是保持了中国农民的良好本色。例如山东汶上县、宁阳县的红枪会，曾占领县城达7个月之久，他们所选择的驻地都是学校、庙宇、公共机关等，决不擅入民宅，骚扰百姓；所吃的都是自己携带或定做的大饼、馒头，丝毫不去掳掠当地人民。
至于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称红枪会等组织为会匪，除了确有少数匪化红枪会之外，还另有原因。由于红枪会通过有效的抗匪斗争，认识到自己的力当时中国北方农民生活艰苦，平时难得吃到白面馒头。吃馍不嫌贵，即意味着得到不义之财。哩服呢，是当时高级的呢子面料；脚踏哩服呢，似指以哩服呢做成的布鞋。松三亏，指辫子；头带松三亏，似指大门会员都要打辫子。五六两句表现天门会员动辄打骂百姓的形象。最后四句反映会员经常要根据会首的旨意，到外地去打仗，扩张势力。
量，于是进而武装抗拒官军扰民，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成为当时自发的农民斗争的一种形式。显然，被官府称为“会匪”的这一类红枪会等组织，是不属于本书所叙述的内容的。
如果综观整个民国时期的各地红枪会、大刀会等迷信会门武装，除了上述种种活动外，还有许多方面的活动。例如，为北洋军阀各派系所利用、参与军阀混战，坚持封建迷信、反对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为国民党顽固派所利用、袭扰甚至杀害八路军等；另一方面，又参与组织农民协会、支持北伐战争，接受共产党领导、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好，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征兵征税等。这些当然也不属于本书的内容，附带一笔是为了指出：对民国时期红枪会等组织须作具体分析，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要看到其多侧面性，防止以偏概全。但从总体上看，凡属农民自卫性质的红枪会等组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对其抵抗土匪，和抗官府强征暴敛，均应作肯定为妥。
78日本人制造匪祸谋乱中华
民国时期的土匪活动因有外国帝国主义的插手、怂恿和支持，而更为猖獗，剿匪也更为困难。为着险恶的政治目的而竭力利用中国的匪患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人自愿进山当肉票前面叙及1924年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收山东半岛时，日方曾指使当地着匪孙百万进行骚扰，企图阻挠山东归还中国。其实，民国时期，日本人利用土匪扰乱中国社会治安的情况，实在太多。为祸内蒙的匪徒，骚扰新疆的白俄匪帮，其背后都有日本人在暗中活动。1923年8月上旬，山东陆军第七旅在平原县剿匪，也曾捕获过日本人。1924年6月，洮南镇守使阚朝玺在诱杀巨匪卢占魁及其骨干分子时，行刑过程中，忽然有人大叫：“我的日本人，在中国死了的不好！”此人一喊，又有数人响应。阚朝玺连忙下令暂停行刑，将此数人带近前来审问。他从这6个人的汉语发音和面庞容貌分析，认定确系“小鼻子”，只得命人将他们送往镇守使署，与日本官员会审，使这6人得免一死。
近代以来，日本不断侵略中国，并时时在中国制造内乱，以图趁火打劫，鼓动并以金钱、武器支持各地土匪，同时派出大量浪人和退伍军人来华参加股匪，造成中国中央政府无力、必须由列强实行共管的形势，或找到出兵中国的借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1923年5月，孙美瑶临城劫车，架走了一批洋人，引起列强的抗议。然而这批洋票都是欧美人，并无一个日本国民。在公开场合下，日本毫不掩饰它的幸灾乐祸。它认为，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欧美列强采取了不适宜的态度，逼迫日本从山东退出，如今欧美人士在山东被绑架，岂非天意、报应？但私下里，日本却对此感到极为遗憾。因为没有它的国民被绑架，它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向中国挑衅，使它失去了一个重新夺回山东半岛的大好机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极其善于制造事端、寻找侵华借口的。这次，他们也同样采取手段，用以弥补遗憾、制造借口。
5月10日，进剿抱犊固的官军根据匪方提出的要求，退出了山区。各山口均由各县保卫团分工负责把守。当天傍晚，把守凤凰岭的峄县保卫团的队员们正警惕地注视着山里的动静，忽然在霭霭暮色中，看见有个骑毛驴的人，急颠颠地沿小路往山里直跑。队员们见此人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便大声喝令：“站住！”不料那人一抖缰绳，小毛驴跑得更快了。众队员见状，不敢怠慢，遂一拥而上，将那人从毛驴上拉了下来，押送设在枣庄的山东督军田中玉的行辕中。
“你是干什么的？”军官们立即审问。
“俺的，进山的说票。”那人贼头贼脑、结结巴巴。
“说票就是通匪，你知不知道？”一名军官厉声问道。
“这个的，俺的不知道。”
听了这人的回答，军官们互相瞧了一眼——这话怎么这么别扭？
一个军官脑子灵活，站起身把桌子一拍，喝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去说票？分明是给土匪送消息的。”他一挥手，命令部下，“拉下去崩了！”“不不，”那人急了，说话更显出破绽，“我的，不是送消息的！崩了，大大的不好！”
“你是日本人？”审讯军官终于忍不住地问道。当时在山东的日本人很多，他们蹩脚的汉语，许多人都能听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