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驻军这时是老安武军（原倪嗣冲部）第五旅，旅长华毓庵自觉实力不足，闻说孙殿英有意东下，便打算收编该部，因此，带信要孙殿英速来。1926年冬，孙殿英杆匪长途跋涉到达亳州石寨，先给城内下帖子，要求送出1万大洋，可免遭攻城。城里官员士绅认为有一旅官兵加上警备团、商团、民团等武装，自不必担心，故未理睬孙殿英。却不料乓、匪双方早已暗中默契：华毓庵故意将该旅大部调往十河、双沟一带，仅留张拱臣一团驻防城北；一名老毅军将领的儿子李大瞎住县城内，与孙殿英夙为友好，此时特地派人送孙一车弹药；孙殿英在亳州的狐朋狗友陈益斋、白仿泰、汤云龙等人，则勾结了当地匪徒百余人，埋伏在东门内的小巷里，准备接应；驻防城南的警备团营长李传运在巡逻时，发现这批不三不四的家伙，却佯装不知，调脸避开。阴历十月二十三日夜，孙殿英指挥股匪攻城，枪声如炒豆子般炸响。城内居民认为有驻军防守，安全当不成问题，因此都十分平静。这时，早已潜伏在东门附近的匪徒即纵火焚屋，到处乱喊：“失火啦！”“孙殿英进城啦！”附近居民惊慌地拥上街头，见纵火狂呼的为首者是几个本地地痞流氓，便怒声斥责。不料，那伙人中竟有人当即出枪射击，打死打伤居民。于是人群大乱，波及面愈来愈广，许多地方都谣传土匪进城，准备跑反。县地方警备团团长蒋震之、李筱庵，商团团长蒋逊之以及东台镇驻军军官，闻讯后立即召集队伍，保护自己的眷属匆匆逃往河南商邱。
城外匪徒在城内歹徒策应下，攻入北关，大肆纵火抢劫。北关是亳州商业区，本是匪徒抢劫重点，但由于城北尚驻有正规军一个团和部分警备团、商团，匪徒不敢多停留，便散入城东、城西、城南各处，抢劫大商号和民宅。照理北关商业区因此可以保护下来。然而这里的官兵见城内大乱，商民无主，竟趁火打劫，纷纷跑出营房、阵地，同样纵火、持枪抢劫。亳州城里竟出现了城南土匪抢、城北官兵抢，双方互不干扰的局面。官兵抢得大量财物后，就在涡河上征集民船装载，由士兵押运到蚌埠窝藏，事后分赃。由于抢的东西太多，船只都装载不了，堆在码头上无疑是留下罪证，官兵们竟放火把大量物品烧毁扬弃。
时任安徽督军的陈调元派军进剿，但官军行动迟缓，使孙殿英在亳州奸淫烧杀抢架达18天之久，还能安然撤离。事后，毫州有关军政官员虽受到罚款、撤职、关押、枪毙等不同处分，但真正受难的还是商民百姓。省里拨给5万元善后款，与亳州人民受的损失相比，真是九牛一毛。被抢、被杀、被烧、被奸的姑且不说，便是被架走的500名人票，也还得苦主自己筹款去赎。孙殿英祸毫一案，自始至终都与兵、匪勾结有关。起初是官军勾引孙殿英来亳；其次是官军或有意撤防，或无视匪情；随后是军官临阵逃跑；接着是官兵趁火打劫；最后是官军救援迟缓，如果说，这场匪祸是兵、匪共同制造的，是决无不当的。
胡凤璋袭击朱德，惨败而逃
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第五种情况是，一些在野或垂死的势力收买土匪，除给以金钱、武器外，还授以军职、军衔，给以军队编制和番号，用以参加政治斗争。这对搞政治的人来说，本是一种穷途末路的表现，但在民国时期却屡见不鲜。1920年皖系军阀在对直系的斗争中失败后，派出一批政客、军官到各省去联络土匪，授以“×省建国自治军”、“×省公民救国军”等番号，与直系政权作对。例如老洋人、孙美瑶等，都曾标榜过这类旗号。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系军阀也曾花钱收买过东北胡匪，一方面指使他们大队人马入关骚扰直系统治地盘，一方面要他们以江湖义气勾结各省土匪，配合行动。1923年上半年，东北胡匪王振元受奉系指派，潜入山东、河南等省，勾结当地土匪、红枪会、民团，组织“定国军”。每省设一名总司令，下辖五路人马，每路设司令一名，辖十个营，上有旅、团建制。河南省总司令为卢壁臣，副司令为黄文魁；山东省总司令为一姓孙的（并非孙美瑶）。两省之上又有一总指挥，为冯占元。奉系军阀为他们提供关防印信，并准备资助粮饷、军火；要求他们一俟奉军行动，即在华北起事配合。
国民党统治集团也是如此。1927—1937年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在各地都曾收抚过土匪，或组成“民团”，或改编为“国军”，用以“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攻打红军，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湖北汝城县大土匪胡凤璋盘踞湘南、粤北、赣西南前后达30余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广东国民党当局收编为“第一游击司令”，第二年被湖南清乡会办何键收编为资（兴）永（兴）警备营长，后又改为资（兴）汝（城）桂（东）警备营长，最后当上警备团长，专门对付活动在这一带的共产党和工农政权“他一面当官，一面为匪，无恶不作。1928年初春，胡凤璋率匪众乘夜从粤北打回汝城石泉村老家，袭击当地农会，逮捕并杀害农会干部。朱德率领湘南起义军投奔井冈山的途中，经过这一带时，胡凤璋也曾率队袭击，结果遭到惨败。后来井冈山红军在“左”倾机会主义的强迫命令下，进攻湘南，遭到“八月失败”后，部分红军战士流散于此，均遭胡匪杀害。
至于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为挽救失败命运，在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各地都曾大量收编土匪，给匪首们委以司令、师长、旅长等职，授以将官、校官军衔，唆使他们对付共产党和解放军。小说《林海雪原》、电影《湘西剿匪记》、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等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各种各样的匪首，都是取材于当年实际斗争而创作的。
此外，还有一些在解放战争中遭解放军打击的反动军官、兵痞，在土地改革中被清算的地主、富农，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而逃入山林，结成匪帮。例如，在湘西新化县、淑浦县交界的雪峰山脉中，有两座海拔1600多米以上的高山，名为白马山、风车巷山。这里有一个自称“救国军新化溆浦地区司令”的匪首，叫张新雄。此人早在1927年就是湖南军队许克祥部下的连长，参加过“马日事变”，在长沙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以后又三次参加过对江西红军的“围剿”。抗战中，他在长沙充当特务，与湘西土匪素有勾结。抗战胜利后，他百般钻营到东北当上了国民党保安团长。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时，张新雄被俘，后逃往长春。辽沈战役结束后，他又逃回湘西，搜罗惯匪、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和被解放军释放的俘虏，占山为王，成为对抗解放军的政治土匪。
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有不少国民党军队被击溃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遂钻入深山老林，负隅顽抗，时间既久，粮饷补给全无，也转化为土匪。他们不仅打家劫舍，而且还对各地已建立的人民政权进行破坏，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人民政府和军队曾花费了不少力量来追剿这些匪徒，使他们作为旧社会的渣滓，随着民国时代的结束而彻底灭亡。
大刀会红枪会百姓自卫
民国时期，土匪肆虐，兵匪勾结，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奋起，与土匪进行顽强的斗争。
土匪暴行，天怒人怒
1917年9月，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与南方护法政府进行战争。湖南成为南北双方的主要战场，兵燹之余，匪患相连，天灾人祸接踵而至。1919年初，部分湖南人士编辑出版了《湘灾纪略》一书。其中《匪祸》一篇详细记述各县的匪祸情况。书中写道：“此次军兴以来，全湘七十五州县，乃无不有匪，而匪无不炽。”“日则持械勒捐，夜则破扉洗抢……人民率避匿深山绝壑中，而土匪熟悉径途，往往踪迹得之。”“妇女被淫，老幼勒赎，壮丁逼为盗匪，收获供其糈饷”。“居民惊徙，行旅戒途，客商则裹货潜归，市面则闭门停业，百物腾贵，十室九空。贫苦小民，齑粥尚难自给；工匠佣作，生活不能自谋……士辍于校，农废于野。”“散之四方者，因虎口余生，均不敢回。村内所有田地山土，大半无人耕种。”
民国时期的《东方杂志》许多文章也都记录了当时中国农村土匪肆虐的状况。一篇介绍湖北省西北部农村的文章，在写到1927年间当地农民境况时说：“。土匪没有一刻叫他们安心的。他们的妻子女儿，有的被掳去配给别个；他们的父子兄弟，有的被掠去，勒索大笔的赎款，有的时候，是可以叫他们破产的。他们的房子，时时被他们（按指土匪——笔者注）烧成灰烬；他们的庄稼，有时被他们的战马踏成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