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土匪招安后，听编不听调。他们对当军官兴趣很大，对每月有现成的银饷、军粮十分满意，但对调他们到外地驻防、打仗却是决不同意的。1932年，韩复榘在山东收编刘黑七后，该匪就是拒绝服从调遣，而又重新为匪的。1949年湘西“三?二事件”，也是收编的土匪为抗拒命令而采取的行动。还有的收编土匪以诈降为缓兵之计，待得到休整和饷械的补充后，复又叛去。例如1935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令特别侦探队第一大队长刘耀庭担任胶东游击司令，进剿盘踞在大珠山的积匪徐荣章。徐匪屡战不支，遂乞求收编。韩复榘将徐荣章为首74名匪徒编为特别侦探队第三大队，以徐为队长。不久，徐荣章密谋暴动，为韩侦知。5月6日上午8时，特别侦探队奉命到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聆听训话。一、二大队老队员在大门内影壁前听训，三大队徐荣章等74名新队员到院内礼堂听训。新队员听完后列队返回，行至影壁前，遇见刚结束的老队员。这时，有人喊口令“立正”，却是一声暗号。全体老队员当下一拥而上，将74名新队员拿获，徐荣章在逃跑时被大刀砍伤。其余74人被押运千佛山刑场，全部枪决。
由于官府对降匪大都怀有疑忌，唯恐其异动，往往为绝后患，宁可违反招安时的条件，也要先发制人，杀戮降匪和收编的土匪。这种情况，民国时期各省都有，尤以东北、山东、河南为最。1931年下半年，一批招安的土匪奉命乘胶济路火车到济南，准备转乘津浦路列车到驻防地。济南的胶济路站与津浦路站之间有一段距离。170余名匪徒持枪成单行行进，在一个陡坡处转弯进入两个站区间的隔门。门后即埋伏着韩复榘手枪旅的一营士兵，三人一组，分别持毛巾、短绳、铁锤等工具。每一匪徒进入隔门后，一组士兵便迅即以巾掩口、以绳勒项、以锤击头，同时架往车站空地新挖的大坑，掷入其中。进行过半后，传出一些动静，匪队后的两名小匪首感觉异常，拔出手枪，企图反抗，当即被在旁监视的士兵开枪打死。170余名匪徒不论死活，都被掩埋坑中。
由于上述屠戮降匪之事常有所闻，许多土匪都不敢相信官府，被追剿穷极时，宁可拼个鱼死网破，也不投降。像老洋人、范明新等都是经过一次收编，从杀降中逃出复叛，至死也不再提招安一事。有的土匪在招安谈判时，则要求有洋人或士绅担保，但也未必安全。孙美瑶收编时，即由美国人安特生及临、枣地区乡绅立约担保，结果仍未能免死。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迫使土匪把招安作为苟且偷生的一种权宜之计，只要一有机会，便会免脱而去。“你给我军火，我给你鸦片”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第三种情况，即官兵、土匪相互勾结。民国时期的官兵剿匪自然不能说全是装模作样或徒劳无功；但如果说，有相当部分的官兵非但不认真剿匪，反而为了图谋私利，以种种方式资匪，那是决不过分的。土匪在打家劫舍和对付官兵的过程中，所迫切需要的主要是情报（包括被抢架对象和官方剿匪两方面）与枪支弹药。这两项，他们都可以通过与军警的交易而取得。四川土匪中“广棚”得名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与军警方面有联络，消息灵通。东北胡匪中的“大爷”，住在城市里，也是通过与官府、军警的周旋获取情报。前述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军队所放的“外队”，本来就是兵匪一家，情报来源自然更加可靠。
至于土匪军火一项，这里摘引一段文字，即可了解其来源于何处。1923年6月，孙美瑶股匪派人到枣庄与官府谈判时，有记者问山中“军火从何而来？”
土匪代表回答：“皆由军队方面供给。”“我等既无制造局，全靠各处供给。大概大批由军官处设法，小批向兵士中零购。”“军队与我等开一次火，即我辈多一批军火。盖捉住一兵，仅扣留其枪械，而另给金钱以送还之。且官兵用去子弹百颗，即可向上峰报称用去千颗，所余之九百颗，即售与我辈。”
1923年，因山东临沂附近七县匪祸相连，田中玉派第五旅所部在各县剿匪。却不料未久当地人传出话来：“五旅不去，沂难未已。”原来土匪的枪弹均用重金向第五旅购得，五旅不来，土匪子弹匮乏；五旅来后，土匪子弹充足，匪势更炽。
官兵除了通过出售枪支弹药获利外，还可从土匪处得到鸦片，因为民国时期烟禁越严，烟价越高，得到鸦片有时胜过银元。国民党湖南当局有一次派第七十三旅官兵，去湘西古丈县围剿匪首张大治。该旅甫抵古丈地界驻下，半夜时分，即有人给旅长送来十几只大瓮。旅长逐一打开验看，见全是黑油油的上好烟土，不觉大喜，当即命人用麻袋装了六七百支枪和大量子弹，交给来人，并嘱其向张大治表示谢意。随后，他下令部队开拔返回；向上司报称进剿失利，折损枪械若干，又因林中瘴气，士兵患病，不得已而归来。
黎元洪通缉阜阳保卫团长兵匪难分的第四种情况是官兵利用匪患而祸害百姓。前面曾叙及1922年11月初，老洋人曾攻进皖西阜阳县城大肆劫掠。两天后，官军前来围剿，老洋人才率队离去。这时，先前逃得远远的阜阳县保卫团士兵先行进城，到被搜劫过的各家富户商号去二次搜劫。在汇昌和钱庄，经理马俊峰热情地欢迎进店的士兵，请他们喝茶。不料士兵们把经理一把推开，声称他们打跑了土匪，应当慰劳慰劳，随即便径直开始搜索、抢劫。
他们把刚刚从夹墙里取出的一箱银元拿走，后来听说有夹墙，便到处敲打，果然寻着，把里面藏的银元、烟土全部抢走，临走连仆人们盖的被子也抢去。马俊峰在士兵的枪口下动弹不得，待士兵走后，大骂：“这些保卫团比土匪还坏！”
事后，阜阳县城商民向安徽督军马联甲投诉。马联甲因保卫团团长倪道煦是自己老上司倪嗣冲的亲侄子，对此置之不理。商民又向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告状，黎元洪下令通缉捉拿。倪道煦与安武军的团长倪金镛逃往天津租界，至1928年才被逮捕正法。
官兵因匪患而祸害百姓还有另一种情况，即任意以窝赃、通匪等罪名，残害百姓。因为大多数土匪都是在家乡附近活动，因此许多安分守己的农民往往与匪徒沾亲带故。官兵剿匪时，不问胁迫还是自愿，也不问有无联系，便给这些亲戚、本家、同族、同村，统统扣上通匪、资匪的罪名，吊打、拷问、敲诈勒索，甚至烧房子、杀人，一人为匪，株连全家乃至同族。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行径，不仅使为匪的铁了心干到底，便是有些无辜百姓往往也索性上山入伙，报复官兵。1943年，国民党派了三个师围剿湘西匪首瞿伯阶。为断绝土匪的粮食来源，官兵实行归村并寨，把小村小寨的居民驱往大的村寨聚居。当这些被迫离开自己家园的百姓被集中起来时，有军官问：“你们说，国军和瞿伯阶究竟哪个好？”
百姓们气愤地回答说：“国军也好，瞿伯阶也好，就是我们老百姓不好！”这种回答正道出了官兵、土匪共同祸害百姓的本质。
74孙殿英烧杀亳州城
下面再介绍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几乎包括了上述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四种情况。安徽亳州是老北洋系、毅军首领姜桂题老家。这里在陇海铁路通车前，因有涡河流过，成为连结豫、皖的东西交通枢纽，故而商旅辐辏，市面繁荣。姜桂题在亳州附近的豫、皖各县招募了许多子弟兵，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民国时期臭名昭着的孙殿英。孙殿英是河南永城县人，投入毅军将领丁香玲部，不久即当上机枪连连长。毅军纪律素来极坏，豫皖一带百姓称“吊儿郎当混毅军”。而孙殿英从军前就在地方上赌博、贩毒，结识土匪、流氓；从军后，仍无收敛，继续与歹徒往还。1922年前后，孙殿英率部哗变，拉到河南省陕州、巩县、宝丰、鲁山一带，聚众为匪，人数达万人以上，孙殿英自称旅长。他因当初曾驻过亳州，深知此地富庶，又有一批当地土匪、流氓接应，遂决定东下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