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仁轮原载船员、乘客（包括海盗）共258人，在这场灾难中，打死船员、海盗各1人；14人失踪，其中10人为海盗，或逃亡，或溺毙，另4人为旅客，当已遭灭顶之灾。获救的242人中，确认为海匪的有7人。这些人在L4号水兵营救过程中，拒绝上船，水兵认为可疑，便用绳扣套住，硬拖上潜艇，后经盘查，果然为海盗。爱仁号轮船为客货混载，乘客多为贫穷百姓，衣着既陋，更无钱财；所载货物则多为豆类杂物，殊不值钱。海盗探错消息，误上此轮，酿成惨剧，自然是极为可恶。但英国海军竟然不顾全船数百条生命，贸然开炮轰击，造成船毁人亡，则充分暴露出帝国主义者所谓“人道主义”的虚伪面目，暴露出他们将中国人民。视为“二等公民”的丑恶嘴脸。英帝国主义者这种为打击盗匪而不惜牺性中国人性命的做法，与中国官府、军队为保全“洋票”性命而不敢痛剿盗匪的做法，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两者都充分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特点。
伡：读chē车，船舶设备，用于传达船舶驾驶室对机舱的操纵要求。
71水警队尸位素餐
国民党统治时期，海盗活动决不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30年代，江苏北部沿海有一股海匪，当时称为“海州帮海匪”，每每驾船袭扰苏北各盐场，勒索钱财。海门县着名海盗潘开渠拥众数百人，分头驾船在黄海洋面上打劫过往商、客、渔船，同时也登岸绑架村民百姓。1932年间，潘股被官军击溃，不出一年，复又啸聚，继续横行海上。每年四五月间，正值鱼汛季节，江、浙各渔船纷纷在黄海、东海捕捞，就地卖给附近鱼行。此时，海盗尤为猖狂，匪船混杂于渔船中大肆劫掠。1934年4月仅仅一个月中，苏北各渔场被抢劫的渔船就达30多艘。
在浙江，舟山岛上的普陀向为佛教胜地，当地居民却也在劫难逃。1934年6月的一个夜晚，海盗8人驾帆船一艘，至佛顶山北麓，连劫三户人家。他们不仅抢走大洋数百元，而且连棉被、白米、小菜也一并掠去。在福建，横行于海澄、漳浦、漳州、厦门等地海陆城乡之间的海匪，以黄国泰、康在德等为首，虽几经官军追剿，却依然绑票、抢劫，直至1937年仍在这一带活动。
40年代，在浙江舟山至洞头的洋面上有王献金为首的海匪；洞头与温州间的洋面上则有打着官方“护航队”旗号的海匪，以毛止熙为首。商船要向官方交纳护航费；再向“护航队”（即海匪）交“片子儿”费，用以购得其首领的名片，保证旅途安全；如果有“护航队”员随船，还要交“顺风钱”。在浙闽交界的海面上，则有“乌军”。抗战初期，台湾人蔡光冒充日本浪人，勾结浙闽等地歹徒、海匪，组成“乌军”。他们分驻浙江洞头、北矶、南矶诸岛以及福建的台山列岛，或在海面打劫商船，或上岸抢劫岛民财物，并勾结奸商走私贩私，危害商民至深且巨。直到解放后，蔡光才被人民政府处决，乌军也得以根除。
国民党当局曾试图剿灭海盗，除组织水警外，海军也时常出动。例如1934年5月下旬，江苏水警厅三艘巡逻艇在西洼子海面，发现三艘盗船劫持了一艘商船，准备拖走。水警鸣枪包围，海盗开火还击。双方交战近两小时，一海盗船被炮弹击中起火。另两艘企图营救，被水警炮火压住，只得砍断拖带商船的缆绳，且战且逃。水警从起火贼船中擒得海盗数人，救出人票3名，并发现盗首杜学明中弹身亡。这样的剿匪，在当时就是很大的收获了。但另两艘盗船仍逃脱了。
又如，1933年10月初，福建海军曾出动过军舰，清剿海盗巢穴海鹰岛。但福建海盗却从未停止过活动，到1946年，在福建沿海还传出一件重大的海盗案，引起社会轰动。当时，往来于厦门、安海之间运载客货的是一艘200吨轮船中兴号。这年冬季的一天早晨，中兴轮自安海开出。安海属于泉州地区，华侨、侨属极多，旅客大多携资不少。船驶出1小时后，有海盗7人拔出短枪喝令乘客不许动，听候检查。正巧船上有3名带枪的保安队士兵，当即向土匪射击。兵、匪双方在轮船右舷枪战，满船乘客都惊恐地逃往左舷躲避。一时船失重心，向左倾覆。满船人尽入水底。附近渔船赶来，救出落水者数十人，而水面浮起的尸体则更多，惨状不忍目睹。匪徒中仅2人得以惜水遁逃。惨案发生后，舆论大哗，纷纷指责水警队尸位素餐。水警队百般无奈之中，遂于1947年初报告说，在泉州农村捕得此案两名匪徒，二匪在押解途中企图逃跑，被当场击毙。此说是真是假，也只有报告人自己心中有数了。上述各例军警的行动，往往只限于局部、个案的打击，治标不治本，因此，海盗为祸终难以彻底根除。
“SOS”发不出去接下来再看北洋海面的情况。华北沿海海盗以山东最为猖獗。山东半岛形似楔子插入渤海、黄海之间，海岸线蜿蜒绵长，沿海各县几乎都有海匪。胶州湾一带，从民初开始，就有海匪在海上为祸，因官军剿捕无力，逐渐胆大而深入内陆。半岛北部黄河河口一带，河网密集繁复，海盗作案后，很容易从外海经内河逃往各地乡间潜藏。因此，民国年间，北洋水面也是海盗迭出，匪案频仍。
1934年6月13日下午4时左右，北戴河海滨停泊着一艘满载粮食的船只，船工和押运人员正在舱内饮酒聊天，等待买主前来卸船。这时，一批持刀、棍的海盗计22人，乘着3艘从秦皇岛渔港劫来的渔船，来到这里，企图劫取这批粮食。当时的北戴河虽然已成为避暑胜地，但远远还不够繁荣、热闹，居民很少；而且6月间也还不是消夏时节，所以海滩边十分冷落。几名海盗上了粮船后，本以为可以轻易制服船员，却不料双方竟对打起来。三艘渔船上又各走下来2名匪徒前去增援，不料在海滩上被一名持刀、棒的洋人挡住。这人名叫比伦查，是挪威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来北戴河承包一批别墅的建筑工程。他素好日本武术，具有黑带资格。此时，他已下班休息，正准备练武，瞥见发生的一切，便持械冲出。当下，比伦查一人与6名海盗相斗，双方竟打成平手。
当粮船上、海滩上，打斗正剧时，有两艘渔船上也发生了搏斗。因留在每条渔船上的匪徒只有二三人，渔民遂趁机反抗。他们将匪徒掀入水中，急忙驾船赶至北戴河港口，打电话报告警察。河北省海防总指挥部闻讯后，迅即派出一艘小型军舰赶往出事地点。被船工、渔民和比伦查缠住的海盗们，因无火器杀伤对方，急切之中无法脱身。军警赶到后，4名海盗跳水逃跑；1人被击毙，3人遁去；其余18名匪徒均俯首就逮。
几天之后，仍在渤海湾又发生了一起30年代北洋海面上最大的海盗劫船案。17日下午3时，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顺天号客轮从天津塘沽港启航。这是一艘新船，刚刚从上海到天津做首次航行，顺利成功；此刻又满载客、货，驶往上海。夜间10时半，旅途乏味的乘客们都已入睡，忽然被几声枪响惊醒。有人从舱室里探出头来，看见大约30多名持短枪的海盗从下层统舱奔上来，分散到各舱位去。
海盗们首先控制了无线电发报室，使“SOS”求救信号无法发出；随后将船长、英国人克里斯蒂安森和大副、机械师、两名报务员，统统拘禁于吸烟室内。匪徒们抛下铁锚，将船停泊于海上；过了不久，有海盗驾着五艘空载的渔船，聚在顺天轮附近，显然是来装载赃物，接应劫匪的。匪徒们完全控制了海轮后，便开始逐个舱室地搜劫旅客的行李和衣袋。他们脱下身上的旧衣，当场换上抢来的丝绸衬衫、哗叽西装和各式皮鞋。他们对旅客们的眼镜兴趣尤浓，伸手从那些木然而立的先生们脸上摘下近视眼镜、从口袋里掏出老花眼镜，然后戴上，乱哄哄地惊叫道：“怎么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