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是“小美国”，是因为上海地面素来是五方杂处、华洋混杂。各地来沪做生意、跑单帮乃至买卖军火、贩运烟土、卖淫、做拆白党的，纷至沓来，各显神通。其间还形成了所谓“苏北帮”、“宁波帮”、“广东帮”、“浦东帮”等封建地域性帮派；兼以同乡情谊、在帮兄弟、江湖义气等封建道德观念，进行约束，使那些潦倒失意、图谋不轨的人能紧紧抱成一团。1930年下246半年，一个绑匪集团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三次绑架作案，勒索巨款。其三名为首分子，马根生是上海人，管阿福是江苏扬州人，任子祥是浙江绍兴人。这江、浙、沪三个地方的人，之所以能合伙作案多次，就是基于上述原因。
在上海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若有几个胆识俱佳而又心术不正的人组织、策划，又有一批膂力过人、会使刀枪的亡命之徒出面行动，形成土匪团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上海的租界、华界，又使歹徒们能够由此逃彼地藏身、窝赃，躲避中外警探们的追捕，更增大匪徒们的贼胆。为说明民国时期上海盗匪的猖獗，先举几个例子。
这是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日子——4月1日。这一天在西方是愚人节，人们可以随意地开各种玩笑、说假话、搞恶作剧，受害者不得以为忤。然而，下面记载的1937年的这一天，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几件事，却显然超出了愚人节捉弄别人的范畴。
这一天，上午9点30分左右，甘肃路129—131号几户人家被4名持枪匪徒抢劫，临行前匪徒公然鸣枪示威；11点左右，唐山路133弄9号住户，被几名匪徒搜掠半个多小时；晚上7点20分，一名中年男子在爱文义路的派克路口，被一名持枪匪徒威逼搜身，男子挣扎呼救，匪徒开枪伤其腿部后逃跑；7点30分，云南路156号某煤炭店正在收市结帐，不提防有4名匪徒持枪掩入，勒逼店主将当日售货款尽数交出；8点30分，几名匪徒闯入康脱路860号，以枪勒逼男女主人交出箱柜钥匙，搜劫半个多小时后离去；9点10分，华德路455弄83号来匪5人，分别守住前后门，持刀威吓主人，并割断电话线，搜劫衣物、首饰，满载而去。一天12小时中，发生匪案6起，平均两小时一起；这还仅仅是发生在公共租界内的，如果加上法租界、华界的，数字肯定还要惊人。
事实上，在华界内，一天中发生数起匪案的日子并不在少，1934年6月14日就是这样的日子。这天清晨4点多钟，设在上海南市制造局路543弄的大华茶园刚刚开门，就有6个身穿短衫的人走进来喝茶。稍停，其中4个人起身外出，径直敲开隔壁的金城纸烟店，对烟店张老板声称奉命前来抓赌。随后，二人守在门口，另二人不顾张老板的阻拦，直入其卧室，动手搜掠钱财和首饰。当他们进一步要撬箱取物时，张老板不顾一切地去夺匪徒手枪。两名匪徒拳打脚踢，甚至口咬；店主受伤多处，却死死抓住手枪不放，并狂喊救命。当匪徒刚进入金城烟店时，隔壁玉记理发店杨老板正从厕所返店，见两名陌生人守在烟店门口，便上前询问，被匪徒挟至茶园，连同茶园伙计一并监视起来。这时，杨老板听见张老板在烟店内狂喊，也奋力呼救。呼声在清晨的里弄里显得格外响亮，匪徒顿时慌了手脚，连张老板手中的枪也未夺回，便逃之夭夭。
同一天上午9点50分，闸北蒙古路荣森里15号闯入持枪匪徒3人，自称是公安局侦缉队员，入室后劫得大洋300元而去。当晚10点45分，曹家渡附近的一爿布庄被7名匪徒劫去26匹条子布。
从上述诸匪案可以看出大城市中土匪作案的一些特点。第一是人员少。
城市匪徒不可能成百上千地活动，只能是几人、10几人的小团伙，时聚时散，作案后便于逃窜、躲藏。第二是作案时间短。大城市军警相对较多，像上海还有巡捕在街头巡逻，尤其是对富人聚居的地段，往往重点巡查保护。因此盗匪只能伺机作案，快速行动，得手便逃。上述各例作案时间大抵都在半小时左右。1937年4月间，上海有一伙匪徒专于晚间自开轿车，在法租界各马路上转悠，见有单身行人，便停车拦阻搜劫，随后便驾车逃窜；一晚上竟连劫数人，这些都是着眼于“快”。第三是非不得已，很少开枪。城市匪徒以抢劫为目的，大都使用短枪，但多以威吓为主，只要事主不呼救，不为警捕发现、追击，一般都不开枪杀人。1937年2月3日下午5点多钟，坐落在新闸路339号的江苏银行支行已经下班。支行会计手提装有7000多元现款的提包，在保镖的护卫下，走出大门，准备乘上已等候在门口的三轮车，去总行交款。会计照例警惕地向四周扫视一番，忽见近在身旁的两个陌生人正在掏枪向他冲来。他急中生智，把保镖猛地推向来人，然后回身向银行大门跑去。保镖几乎同时也发现歹徒，急忙掏枪；守卫大门的警卫人员也拔枪射击。两名匪徒见势不妙，慌忙开枪还击，并打中警卫。保镖奋力抓住一名匪徒。这时附近假扮行人的匪徒也纷纷开枪，击伤保镖和三轮车夫，遂四散逃去。在这个匪案中，歹徒就是因形势危急，才开枪伤人的。
62看赛车中学生被绑票
城市上匪除抢劫之外，主要作案手段是绑票。民国时期最着名的城市绑票案，自然是1946年发生在上海的棉纱大王荣德生被架案。这一案件，不仅当年震惊全国、轰动一时，就是近年来，也有许多报刊连篇累牍地介绍过，还拍了电视剧《上海滩绑票案》，通过荧屏传播，也许是家喻户晓了，本书也不必赘述。这里介绍一个发生在上海的小绑票案，但通过它，也可看出城市土匪的狡诈。
茅朝栋是一名丝业掮客，家境自然颇为富裕，住所在如皋路301弄9号。1937年4月4日，他的15岁儿子茅志康吃过午饭，与同校学生、13岁的钱三弟，正在门口人行道上玩耍。这时住在附近的两个年轻人王金林、杨志田走过来，对二人说：“今天下午，浦东有自行车比赛，不去看吗？”
“不去，我们下午还要上课呢！”两个少年回答说。
“塌半天课，有啥关系，走，我们同道去。”
两名少年本来就好奇爱玩，禁不住两个小青年的劝诱，便跟着一道乘车到了浦东。下车后，又走了一段路，四望一片农田，显然已是乡间。这时，只见前面走来两名军人，拦住去路。一阵盘问之后，一个戴墨镜的军人断言：“你们几个不像好人，跟我们走！”
茅志康、钱三弟两名学生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王金林、杨志田二人则苦苦哀求放行。士兵只是不理，驱着4人前行。走了一阵，见四野无人，士兵从衣袋里取出几块黑布条，将他们眼睛蒙上，牵着他们走了一段，便进入一间屋子。
“娘舅，人带来了。”一个士兵说。
“就放在老地方吧！”是一个苍老的声音。
那名士兵吩咐说：“几个人分开来放，先把两个小赤佬捆好！”
于是，有几个人走上来，把两名少年的手捆上，耳朵上还贴了几层胶布，然后把他们送入一个里面铺着稻草和棉被的地窖。上面的木板盖上后，两名少年便与世隔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