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军阀邓锡侯担任四川省清乡督办，负责剿匪事宜。然而，他的卫兵副官喻载阳与成都巨匪赵国栋就是拜把子兄弟。一天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邓锡侯突然起意要到成都郊外游玩，便带着几名并兵乘上小汽车出发。喻载阳一手持枪、一手拉住汽车上的把手，站在车门前的踏板上，警惕地观察着公路四下的动静。
前方公路旁有一茶店。此时茶店内外，有一批身穿青绒短褂的汉子正乱哄哄喝茶、摆龙门阵、游荡。这几十人正是匪首赵国栋手下的一股，其两名头目叫黄成玉、周子云。他们打探到今日上午，有一名商人携巨款要到邛崃山区去采购黄金，便早早等候在此，准备打劫商人所乘的汽车。众匪徒等了许久，正有些不耐烦时，有人喊道：“那边来了一辆小汽车！”
黄成玉一面喝茶，一面说：“那人买的是长途汽车票，小汽车不会是的。”周子云却放下茶碗，边走边说：“管他呢，能坐小汽车的，准是个有钱人，多拉一个也好。”他招呼众匪徒说，“弟兄们，把路给堵上！”
匪徒们七手八脚地把茶店里的桌椅板凳全都搬到公路中间。这时，黄成玉也走了出来，他眯着眼睛，对驶来的汽车瞅了一会儿，扭头对周子云说：“咦，我看那汽车踏板上站着的像是喻载阳，莫非这小车里坐的是邓锡侯？”“对头，是喻载阳。”周子云也看清楚了，他兴冲冲地说，“就是邓锡侯也拉他来关一关，要他拿出个几千杆枪、几十挑银子来赎！”
“要得！要邓锡侯把我们编成正规军队！”几名站在近旁的匪徒附和着。黄成玉正犹疑间，小汽车已经驶近了。站在车外的喻载阳这时也看清了站在路边的黄成玉、周子云，心里着实吃了一惊，但马上就想出了应付办法。他认为，第一，他与赵国栋是兄弟伙，他要给赵国栋留面子，不能来硬的；第二，这伙人是赵国栋的部下，他们都知道自己与赵的关系，他们也要顾这个面子，不至于硬来；第三，邓督办正坐在车里，匪众我寡，打起来吃亏事小，邓督办性命和名声都难保。
于是，喻载阳把手中的枪插进枪套里，主动招呼道：“黄老弟，周老弟，二位辛苦了！”
黄、周二匪知道这个肥猪是拉不成了，只得尴尬地抱拳回礼：“喻大哥，近来可好！下车喝碗茶吧！”
“不用啦，改日再来喝。”喻载阳一边向二匪点头致意，一边轻声吩咐司机赶快倒车。
却说邓锡侯这日起得早了些，路上就倚在后座椅背上闭目养神。车刚停时，他倒也未在意，后听得喻载阳与人说话，随后汽车竟又倒起车来，便睁开眼睛往窗外看去。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他不由惊出一身冷汗——车外几十名拿着手枪的人，正横眉竖眼地瞪着汽车，看见了邓锡侯的面孔，又用手指指戳戳，议论起来。等汽车退了一段路，掉头回驶时，邓锡侯回过头，只见那一群人也径自离去。
返回成都后，邓锡侯立即召喻载阳询问究竟。喻载阳无法隐瞒，只得如实说明。邓锡侯闻言勃然大怒。他认为，自己堂堂清乡督办，专司剿匪，今日竟道遇土匪，还险些为匪徒绑架，实乃奇耻大辱；若再不严厉惩治一下，上司、报界以及民间将何以看待我邓某人！而喻载阳则因匪方确实给了他面子，如果邓督办真的严办起来，他将来在江湖上会被人笑骂的，因此便极力希望邓锡侯手下留情。他说：“土匪正是因为得知小汽车上是邓督办，才不敢劫车架人的，以此可见督办的声威足以震慑匪类。督办何不网开一面，容其迷途知返呢？”
邓锡侯哪里肯听！他下令将成都市区内外穿青绒短褂的人，一个不漏地抓起来，逐个审讯；又逮捕了一批知名的袍哥大爷，将其中几十个通匪有据的，都砍头示众；同时，下令严行缉拿匪首赵国栋。一时间，成都地区军警忙碌，监狱人满，平素与土匪、袍哥有瓜葛的人纷纷藏匿，社会治安倒似乎真的好了一阵子。
赵国栋在四川呆不下去，三十六计，走为上，遂化装乘船顺江而下，躲到了上海。事隔不久，担任成都卫戍司令的刘文辉有事要借助赵国栋，千方百计地打听到赵的去处后，亲自派人到上海将赵国栋接回成都。邓锡侯自然闻知此事，但一则时过境迁，二则也不愿与刘文辉反目，便不再提什么缉拿赵国栋的话了。
民国时期铁路、公路上的匪案，使广大旅客出门上路，都是胆战心惊，不知何时会遇上剪径强盗绑票匪。“行路难”之叹，已不是李白所指的道路艰险之意，而是指途中无安全可言。而且，从本章所述的诸多案例来看，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都没有给土匪以真正的沉重的打击。只要获得暂时性的、局部的解决，对上司或社会舆论有个交待，那就万事大吉，至于残余匪徒等也不必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了。所以，即使撇开造成民国时期匪祸的社会根源不谈，官方剿匪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也是匪祸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60城市重镇盗贼杀人越货
大城市里有土匪吗？有！但如果只是在电车、气车上扒窃，或潜入民宅撬门扭锁，那只是小偷、窃贼。如果因穷极无赖，一时起意抢劫杀人，那也只能定作抢劫犯、杀人犯。这些都还不能称为上匪。大城市中的土匪主要以有组织、有计划的绑架、抢劫为营生手段，这一点与肆虐在广大乡镇农村的土匪是完全一样的。这些土匪，有的以城市附近的农村、山区为巢穴，潜入城区进行活动；有的则利用大城市街巷纵横、人口庞杂的掩护，直接在市内设置据点，四出作案，城市居民一般称之为“强盗”、“盗匪”。民国时期，中国南方、北方的大城市里都发生过许多匪案，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尤为严重。
61愚人节上海一天六起匪案
先看一下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素有“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和“小美国”之称。之所以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因为西方许多无赖之徒、在逃罪犯都远涉重洋到这里来钻营。他们既使上海变成藏污纳垢的世界，又带来了作奸犯科的技术和走私的武器、弹药。远的不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许多原来在东北的白俄纷纷南下到沪。这些人本来就无以为生，到上海后便与海外黑社会挂钩，在上海贩卖军火，提供给各地土匪。
之所以是“东方巴黎”，是因为上海具有西方所有的一切生活方式：从俄式大菜到巴黎香水，从大腿舞到轮盘赌。纸醉金迷的生活刺激着人们的物质追求和金钱欲望，使那些不逞之徒不惜为之挺而走险。1934年5月8日，一伙匪徒在小西门蓬莱市场内抢走了蓬莱银号的500元大洋。市公安局侦缉队经过一个月的侦探，才抓获匪首，获知匪徒们一个月来，一直住在五马路满庭芳悦来旅馆里，整日狎妓、赌博、饮酒作乐。后侦缉队会同外国巡捕在此捕获10余名匪徒，并搜出枪支弹药。显然，当这笔赃款挥霍完之后，匪徒们又会有新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