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冒雨追击，直抵兰陵县。其后，该支队与山东部队的两个营相配合，在兰陵继续搜索土匪。
中路支队一路前进，直抵峰县宋疃，与200多名土匪遭遇。双方互相射击1个小时左右，官兵发觉匪方枪声渐稀，终至沉寂，摸进村庄后，才得知土匪已钻入青纱帐逃走。左路支队在邳县石埠地方也与土匪发生枪战，打死数十名匪徒。中、左两路溃匪均逃往山东境内芦塘山中。
陈调元听取了几个支队长的报告后，认为土匪之所以能够逃脱，主要是利用了青纱帐的掩护。目下高粱已基本成熟，他下令各地限日砍尽收完。于是各村村董们挨户传谕。虽说再长些日子，高粱还会更饱绽些，但农民听说是为了剿匪，并无怨言，纷纷下地去砍。以后接连几天大雨，部队在营房中不能外出。待20日天晴，几名支队长带着护兵外出察看形势，一眼望去，远处青纱帐竟依然一片青翠葱笼，沉甸甸的穗头在阳光下泛着红光。
“怎么回事？”陈调元接到电话报告后，十分诧异，连忙命令，“你们快带了队伍，分头巡查一下。高粱一定要砍，不得贻误剿匪大事！”
第一支队巡视到孟桥，远远地就听见高粱地里一片嘈杂声，正待上前查问，只听一声喊：“官兵来了！”地边一群人“唰”地往北边高粱地钻进去。
官兵迅速冲上去，哪里还有踪影。地里站着一群手持镰刀的农民，一人上前说：“俺们正准备收庄稼，来了一群码子，硬不让收，说谁敢收就烧谁的屋。”
支队长问：“土匪有多少人？在哪落脚？”
农民回答说：“大约四五百人，住武河、红圈圩、白家庄等地。”
支队长当下一面令士兵向北追击，一面派人回营报告，请求增援。
一支队追至武河一带，正与土匪交战，另外两个支队也先后赶到。在官军强大攻势下，土匪退往徐家桥，被官兵团团围困在村子里。这时天已擦黑，官军严密封锁各条路口，以防匪徒乘夜突围。却不料夜幕笼罩后，村外四野里枪声大作，官兵被打得措手不及。原来，麇集芦塘山的徐大鼻子、大面张三、王景隆、赵成志、董福楼、解庆和、包三、孟二把、阎振山、阎秉山、邓广四、程良、赵妈妈等10余股苏、鲁土匪，共1000多人，得到这里的消息，赶来援救被围匪徒。土匪们将官军反包围起来，四面出击；村内土匪也士气大振，内外夹攻，官兵损失不小。双方激战至夜间11时，官军阵线太长，眼看不支。各支队长碰头后，下令收拢战线，将机枪全部集中，猛扫匪众。
没有重武器的土匪在此打击下，才退了回去。然而，他们的目的也已达到，村里的土匪乘机突围而出，众股匪遂一并退往芦塘山。
芦塘山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山下洼地积水，长满芦苇，近日因连降大雨，水深达六七尺，根本无法进攻，官军只得撤回。不过，这次大规模剿匪使土匪受创甚巨；加以青纱帐已除，陈调元剿匪雄心犹在，土匪便决定暂避风头，潜伏待机。徐州以东地区的剿匪行动便算告一段落，地面虽较过去平静些许，但匪祸之根终未斩尽，这一带的匪患在民国年间始终未曾断过。
8劣绅窝藏匪首
下面再看看徐州以西地区。先说几个有关匪患的事例。1923年7月上旬的一天，一名“眼线”气喘吁吁地赶往铜山县警备营报告，他亲眼看见匪首王苇茁子进了萧县王楼庄的王克昌家，请官兵速去擒拿。王苇茁子是横行于铜山、萧县一带的着匪，迭次抢劫、架人，官方虽多次通缉，却毫无踪迹。
但这王克昌却是当地富绅，当过区董，是当地的知名人士。此刻，王苇茁子到他家去，是意在绑票、勒索呢，还是二人有勾结？当下警备营立即派马队奔赴王楼庄。
士兵们进了王克昌家，竟无一人，搜查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被缚手塞口关在里屋。放开后一问，答是被绑架来的，并说王苇茁子刚才在此，听到马队声才离开。士兵再搜查，终于在地窖里将这名匪首抓获。二人被带往警备营审讯。那年轻女子哭诉说，她被王苇茁子绑架后，藏于王克昌家中一个多月。王克昌不但通匪，还了她，逼她每晚与他同睡。玉苇茁子则很快供认一切罪行。警备营具情上报后，遂将王苇茁子枪毙示众，同时派兵搜捕王克昌，直到当月24日，才在其亲戚家中将王抓获归案。
地主劣绅不仅为上匪窝赃藏票，而且其中狡诈奸滑者，还以种种方式资匪、助匪。有的为土匪提供苦主情况、军队剿匪情报，有的提供武器、弹药，通过非法倒卖发财或与土匪坐地分赃。1923年8月间，在徐州地区还查出一起制造枪弹、售与土匪的案件。城西北黄口乡有一士绅邵世恩，购置了几台小型机床，雇用20多名工人，专门为土匪加工枪弹。
除了这些地主劣绅外，鸡鸣狗盗的宵小之徒，男盗女娼的泼妇无赖，自然也是土匪们极好的合作伙伴。这些人为土匪通风报信、踩点守望、窝赃销赃，甚或提供吸毒、奸宿的种种方便。徐州附近磘湾的北面有一王庄。庄内一年轻寡妇刘王氏与股匪首领勾搭成奸。匪首每隔十天八天便要来此宿夜，来时则将股匪百十号人全部带上，叠满村庄，由村民供应吃喝住宿。时间既久，家家户户怨声载道，于是迁怒于刘王氏。男人们背后骂她一声“臭娘儿们”，女人们当面啐她一口“土匪破鞋”、“不要脸的骚货”，小孩子则泥坷位、石块往她身上扔。后来，村民更组织起白缨枪会，抗拒土匪进村。一日夜间，匪首独自摸进村里，与刘王氏幽会。二人温存一番之后，刘王氏在匪首怀里抽抽嗒嗒地哭诉了村民们对她的欺侮，要他为自己出口怨气。匪首听得咬牙切齿，发誓为这女人报仇。一个阴沉沉的后半夜里，护村的白枪会会员熬不过疲乏，正在打瞌睡，百余名匪徒冲破寨门，闯进王庄。他们一不劫财物，二不架肉票，当场杀死20多名青年男女，扬言“谁再敢和咱码子做对，这就是下场”，随后才蜂拥而去。
因为土匪流动性很大，官方不可能在每个乡村都派驻重兵，所以除了上述农民自发组织的白缨枪会等团体外，民国时期，不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在地方上搞了一些合法的民间自卫组织。这些组织名称多样，如民团、保卫团、治安团、自卫队、团防等，都是由当地百姓出钱、出枪、出人。由于这些组织往往被地主劣绅所把持，其成员大都是一些流氓痞子，甚至就是土匪兼任，因此，虽然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也能起到一些御匪作用，但更多的情况下，则是合法的土匪强盗。他们骚扰百姓，与匪沟通，诬良为匪，危害地方，决不亚于真正的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