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人称湘省匪患为“骇人听闻”，实在不为过分。1923年春夏时际，湘北安化、益阳、宁乡一带土匪如蜂如蚁。小股土匪在四乡绑票勒索，如宁乡股匪专绑小票（儿童），开口索价动辄数千元至万元，不同意便立即撕票。大股土匪则攻入集镇，烧杀抢劫，安化股匪甚至准备攻打县城。县城内居民一夕数惊，县知事惶惶不可终日，一味向上峰求救告急。
益阳县匪祸经常不断。该县匪首名邓黑七，串联三县股匪，相约彼此支援，互相策应。益阳县有一风景区名桃花仑（今桃江县），前临资水，后有小山，极为优美；清末为外国所租借，洋人在此修筑道路，培植林木，建造了医院、教堂、学校，成为一个雅致、幽静的所在，英、美、瑞典、挪威等国侨民百余人居住于此，中国官府派有军队在附近驻守保护。一日，各侨民家中均收到署名邓黑七的来函，内称：“本军近来饷银不足，难以维持，请各位洋人代为垫支大洋5万元；否则，本军将严厉对待……”各国侨民立即紧张起来，纷纷磨刀擦枪，进行戒备；同时通知中国官府和驻军，加强保护。湖南省当局唯恐一团驻军尚不足御匪，又急令湖南陆军第一旅旅长贺耀祖火速带兵赶往益阳协防。
至于湘粤边界，南岭透迄连绵，湘赣边界，武功山、罗霄山层峦迭嶂，其间藏匪匿盗，更不知其数几何。1923年下半年，罗霄山脉西麓的酃县被大股土匪占领了好几个月之久，至第二年1月下旬，才由唐生智部队收复。神农架：野人乎？土匪乎？
关于湖北省的匪患，本书已有不少介绍，这里只简单一提。
鄂西地区的巴东县地处巫峡附近，山川秀丽；秭归县是汉代明妃王昭君故乡；兴山县在大巴山区，着名的神农架原始森林就在该县。传说山林中常有长毛的“野人”出没，偷食山民的庄稼和禽畜，成为生物学上疑案。这一片神奇美好的土地，民国时期也被土匪无情地玷污。1923年间，兴山县高山密林中麇集着千余名上匪，时常分作小股窜入上述三个县的集镇乡村，烧杀抢掠。7月中旬，匪徒在元渡河一地就焚毁民房70余家，杀死10余人，劫走财物达4万元之多。
活动在汉水南部的孙杰股匪，掳架人票后，3天不赎即砍去肉票1只手臂，6天不赎再砍去1只脚，10天不赎则撕剥人皮，甚至将活人放入热水中烹煮，手段残酷令人发指。
鄂东大别山区上匪更为猖撅，杀人如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在此，曾与当地土匪武装进行过许多战斗，才得以开辟和巩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赣中歹徒“不死总要出头”。
江西省境内多山，北有幕阜山，南有五岭，东边是武夷山，西边是武功山、罗霄山。群山之间，不逞之徒、落魄之人、溃散之兵，往往聚而为匪。例如，20年代前期，井冈山就有“马刀队”、朱聋子等绿林武装活动。工农红军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各地土匪活动受到打击，但红军撤离后，匪患复又严重起来。这里只举一例说明。
赣中乐安县的周鉴吾原是龚坊区公署的职员，1933年因冒充区长敲诈勒索被捕下狱；保释后做生意亏本，遂起意为匪，写下了“危险无非要命，不死总要出头”之句。1937年。他借抗战爆发之机，打着“抗日”招牌，网罗流氓兵痞，蒙骗部分农民，聚集了七八十人，抢夺各区公署、乡公所和自卫队的枪支，自封大队长，从此屡肇匪祸，为害乡曲。他还贩卖烟土，开赌抽头，霸占民妻，深为当地官府绅民所痛恨。官方无力剿灭，只得招安为民众自卫队。然而周鉴吾匪性不改，照样横行霸道，最后被县府派人刺杀，但其残部不但报复杀人，而且全部复叛为匪。
北国在在有匪踪民国时期，中国北方匪患最严重的省份当数山东、河南、黑龙江，但其他各省的匪情也同样怵目惊心。下面综合介绍北方其他省区的匪患。
土匪云集长城意欲何为。
北洋统治时期，河北省沿用清代名称，叫直隶，意思是与京城北京有直属关系。1928年，改名为河北。因有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有津浦、平汉、平绥、北宁等主要铁路，该省仍为中国北方极重要的地区。民国时期，该省尽管驻有重兵，却仍未能免除匪患，有时甚至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北洋时期，都城北京是各派军阀争夺的重点目标，直隶经常成为征战之地。土匪遂趁火打劫，溃兵败勇又加入其中，增加了匪势和危害性。1924年10月下旬，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攻入山海关，冀东直军大败，部分溃散为匪。11月间，北戴河周围村庄每天都发生劫案，兵匪甚至直接闯入外国侨民家中抢掠。当地警察的武器被奉军收缴，徒手维持治安，何能对付这些兵痞转化的土匪？
其时，冀东南的沧州匪患也因战事而大炽。沧州自古为罪犯发配充军之地，民风素来强悍，民间有练功习武的传统。其中自不乏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好汉，但也颇有恃强凌人、打家劫舍的歹徒。该县又与山东靠近，流寇极易窜入。沧州原任县知事对付匪患很有一套办法，数百名警备队员被调治得御匪、剿匪能力甚强。但奉军一到，县知事唯恐胡子军队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杀人，仓皇而逃；警备队武装又被奉军解除；城外原驻有少数直军投降了奉军，虽有枪械，却不敢擅自出动，使用武器；而奉军大队人马则专一集中精力，准备对付南方可能北上的直系军队，对匪祸不闻不问。在这种情况下，土匪毫无畏惧，自然猖獗一时。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为对抗南方国民党势力，在京汉、津浦两线频繁调动军队，更是无暇顾及社会治安。河北各县匪祸再次蔓延。这年夏季，北京东面的蓟县，匪徒人数猛增至3000左右，各股利用青纱帐，大白天即出没于县城四乡，最初以打家劫舍为主，后发展到绑票勒赎。在绑票方面，尤其注重绑女票，可以尽快收到赎金；但到后来，匪徒财色两取，即使收了赎金，往往也不放人，将女票留在匪队中任意糟塌，不少人不堪凌辱而死。居民中，有钱人家相率走避；贫苦人家为耕耘土地，又无路可逃，只有听天由命。白天，他们尚可偷隙到家中一歇；入夜，则举家匿卧于高粱地里。天晴时，青纱帐里虫咬蚊叮，困苦不堪；骤雨时，混身湿透，彻夜难安。许多大人、儿童因此染上种种疾病，往往不治而死。其情其景，真是人间惨剧。
国民党统治时期，河北匪患同样严重。1935年7月31日凌晨3点多钟，北平东郊通县的北门、西门、南门，同时响起密集的枪声。居民们梦中惊醒，躲在屋内向外窥探，只见一批匪徒正在进攻潞河中学。
有人说：“校内住着不少学生，要被绑了去，可就惨了！”
又有人说：“潞中校警有10几个人，枪也不错，围墙高大门又牢，土匪未必得逞。”
果然，校警和土匪对射多时，匪徒始终无法攻入学校。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土匪这才集队向东北方向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