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叶文龙的一个勤务兵吴荣宗声称“为团长报仇”，拉起300多人的匪队，到处骚扰，并袭击官兵。当时正是对日作战时期，官军不堪其扰，只得加以收编。吴荣宗从一个勤务兵一变而为匪首，再变，竟成了省保安处少校军官。
与吴荣宗相反，又有军警变为土匪的例子。1927年间，南靖县城内靠20多人的一支警备队维持治安。其成员半为本地泼皮无赖，半为北洋军队留下来的老兵油子，扰民有余，御匪不足。5月，新县长周彬川到任后，打算改组警备队。他从厦门请来张祝九代替了原来的队长，又打发了十多名扰民有据的队员，重新在当地募兵。然而前来应募的仍是一批无赖之徒，与原先成员一拍即合。由于张祝九从严治队，致使警备队对县长和队长的怨气日益增加。
8月23日晚10时左右，周县长、张队长与两名地方绅士正在县署闲聊。突然有两名白毛巾裹头的大汉推门而入，二人持枪对准县长，说一口北方话，问：“你有两支手枪，赶快交出来，否则要你的命！”周县长只得交出文件柜钥匙，让匪徒自取。这时又进来五个裹白头巾的人，两位绅士一见，马上认出是原警备队被开除的人，不由吃惊地站了起来。那几人用当地土话说：“不干你们的事，我们专为县长和队长而来。请不要说出我们的姓名，否则三夭之内你们必死无疑！”两名绅士只得唯唯答应。
这批人取出手枪，绑起县长、队长，便发出信号，又有一批人持枪而入——竟然就是整个警备队。20多人在县署里大肆搜掠，全县刚征收的粮税千余元和县长以下各职员的行李物品，悉数被劫。随后，暴徒将县长、队长押出县府，门口又有当地土匪20多人前来接应。这时县府附近的空场上正在演戏，观众见一行人向城外走去，谁也不曾表示奇怪。匪徒将二人押到城外河边的船上，又往返两趟，将县府物资搬来，遂驾船向上游驶去。
第二天，县里派人到漳州向当地海军报告。海军陆战队赶往南靖县，往四乡搜索了一天一夜，毫无线索，只得徒劳而返。9月间，匪徒派人到厦门向周彬川、张祝九家索赎金1万元，然后放人。
30年代，福建匪患有增无已。福清县土匪尤盛。该县西边为山区，仅东张一地就有倪侬伯和老虎两股土匪，各拥人枪数百。附近地主富商纷纷迁往城内居住，土匪便向贫苦农民勒索，要每户交大洋数十元或快枪两三支。农民能逃则逃；不能逃，只得卖田卖牛，向土匪纳款。该县南面濒海无山，三五成群的小伙匪徒比比皆是，以拦劫行人为主，搜劫时小至一枚铜板也不放过，真有一文不名者，便剥其衣裳而去。从莆田开往福州的汽车要经过福清，司机每月固定向土匪“纳税”，但即使如此，也不免常被拦劫。1934年国民党为镇压“福建事变”，派大批军队屯驻福清县。土匪公然上集镇买物购货，与官兵摩肩擦踵，百姓明知有匪，谁也不敢告发。
49广东“大无二”和“阳春惨案”
广东省在清朝末年就是会党、绿林、土匪遍地，兴中会、同盟会都曾联络、收编他们参加反清武装起义。辛亥革命中，许多绿林被编成民军，由于纪律散漫，到1912年秋冬时，均被遣散。许多人重返绿林，打家劫舍。1914年督理广东的军阀龙济光大肆镇压民党，许多民党军官也投入绿林，掌握并利用这种武装，从事反袁、反龙斗争，为解决粮饷问题，自然也从事绑架、抢劫。
珠江三角洲以陆高满（陆满）为首的20多股绿林，共约2000余人，曾组成“两粤广义堂”。其所订十项守则，包含有这样的内容：劫富济贫，保护驻地百姓，救济贫寒；收取富户、商人保护费后，须切实负责，如有损失，应予赔偿；不与龙济光及上豪劣绅妥协，如中山先生主持讨龙，须积极参加。据此可以看出广义堂确实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绿林武装。
广义堂主要活动是收行税和保护费，也绑架抢劫富商地主。其收税对象是丝厂、木排、轮渡、拖轮，收保护费对象是砖瓦窑、茧行、当铺、大市场。其收费标准：丝厂按工人人数，每人每年收10元；轮渡每月收客货运费的5％，拖轮收10％；砖瓦窑大者年收3000元，中者收2000元，小者1000元；西江木排年收20万元，北江、绥江木排收10万元。至于绑票赎金，凡有5万元以上家财的，要交出1／10才行。广义堂先以堂名致函各方，若不按通知送款，即严厉对待。一般说来，总有90％以上对象如约送来。1914年8月，顺德县有5艘丝船自恃船快又有武装，拒绝纳税。陆满指使手下，当丝船行至顺德、南海之间的奇搓大都河面时，以木排前后堵住，使之无法动弹；然后两岸以小炮轰击，只打得各船护船人员高喊“饶命”；广义堂成员遂上船将所载大量购丝白银和武器，一掠而空。
继广义堂之后，珠江三角洲各县绿林也纷纷成立堂号。如南海、顺德间有广龙堂千人左右，龙胜堂900多人：顺德天顺堂千人，伏虎堂700余人，广东堂千人。其他如南海、花县、高明、新会、台山、中山、宝安诸县均有。其征税收费对象、标准也因地而异，如中山县有的收沙田禾税，高明、花县收人口、耕牛保护费。许多绿林并不都具政治色彩，倒是土匪行径更多些，像新会、台山交界处的古兜山绿林还抢劫少女卖往妓院，宝安县绿林走私包私（该县与九龙半岛相连）。到1916年以后，各股绿林烧杀抢奸，无恶不作，已经纯乎匪类了。
广东人称这种占据地盘、打劫勒索的土匪为“大天二”，取义于牌九中的天牌、地牌，意为割地称雄。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于日军，李福林、邓彦华等收编绿林武装成立游击司令部抗日，仅第一纵队就达万人。但该部无粮饷供应，所谓“自筹”，也就是抢劫勒索；后又逐渐与日伪挂钧，合土匪、汉奸而为一。由于一些国民党官兵也携械为匪，广东“大天二”在抗日战争中，发展成为拥有轻重机枪、冲锋枪、小炮，甚至电台的匪帮，行径益发恶劣。
大天二绑票，以人票的体重与家财结合计算，每斤在5角至10元不等。
抗战中，他们以船包运日货到各地销售；抗战后，则从广东包运鱼、粮到港澳，返航时又带运走私货物。有时他们既包运了客商的货物，复又唆使下属抢劫货船，使客商两头损失。番禺沙湾一带的大天二何秩生等一伙霸占农田，收取高额地租，曾导致饿死佃农千余人。潭山乡大天二许昌、许树二人为争田而火并。许昌失败后，收买官军相助，攻入潭山乡和四七沙后，将当地居民财物劫掠一空，焚毁房屋数百间，奸淫妇女以千计。
在两广军阀混战中，军阀利用土匪的事例也屡见不鲜。下面介绍一个这类案例——阳春惨案。李耀汉本是广东绿林强盗，清末被收编当上巡防营长，辛亥革命后任肇庆驻军统领，升任肇（庆）罗（定）阳（春）镇守使，所部称肇军。1915年护国战争中，他被老桂系利用担任广东省长，旋被解职，避居香港。肇军的一部分被桂系收编为陆军游击部队，大部分在李耀汉亲信李华秋、胡成楷率领下分散为匪，在新兴、阳春等县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