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30年代，苏南苏北匪患仍相当严重。1933年夏季，苏北高邮县第十区各乡曾被大股匪徒盘踞达数月之久。县政府屡闻警报，便请军队来剿，但土匪采取游击战术，官兵根本找不到匪踪。各乡民团遂联合抗匪。10月下旬的一天，民团与土匪在董家墩交战达数小时之久，才将匪徒从该区驱逐出去。但土匪人枪俱在，窜往他乡，仍复为害。江都县西有一个陈庄，该村庄有个姓孙的地主人家，占田800多亩，富甲一方。为了防御土匪，孙家三兄弟绞尽脑汁：在宅内挖了两个地窖收藏金银细软；宅院围墙筑得极高；在天井的上方绷上铁丝网，以防有人翻墙而入；孙家三兄弟个个身强力壮，还备有自卫枪支，似乎可以无虞。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宅院中两座房屋之间有一道宽不满一尺的夹弄，未绷铁丝网。1934年6月17日凌晨，孙家全家正呼呼大睡之际，十几名土匪攀援上墙，从那道狭弄上空系绳而下。匪徒持械将孙家男女抓集一道，勒令交出财物、枪支。孙家人坚不吐实，匪徒便用炭火轮流烤炙三兄弟，皮肉发出“嗤嗤”声，气味焦臭难闻，三兄弟遍体鳞伤，家人个个战栗哭泣。最后，老三受刑过重，昏死过去；老大见兄弟性命垂危，只得说出藏物地点。此案中，孙家不仅损失3000多元财物，而且老三最终还是因伤毙命。
1933年下半年，在江苏境内曾破获一起牵涉到苏南苏北好几个市县的大匪案。在苏北泰县兴化桥镇上，有一座新式洋房，内部宽敞考究，摆设阔绰华丽。该楼主人名顾恒楼，50出头，身材魁梧，力气极好。他在地方上颇有势力，虽无什么田产、房产，生活却相当优裕，与当地官宦士绅过从甚密，人们都尊称之为“顾二老爷”。他手下有一个绰号王小辫子的，专门为他接送宾客、出外办事，深得信任。
10月中旬的一天，有二人来到顾家门前，向仆人说：“我俩是顾老爷的徒弟，从镇江过来，烦你禀报一下。”
不一会儿，仆人出来引二人进去，到客厅坐等。二人正在欣赏四壁悬挂的字画，顾恒楼从楼上下来见客，不觉一愣——这两人都是陌生人。他情知有异，便单刀直入地发问：“二位为何冒我徒弟之名来此？”
那二人迅即掏出手枪，对准顾恒楼喝道：“不许动！”
顾恒楼曾给仆人立下规矩，他有客人来时，任何人不得随意打扰。这时，他见孤立无援，便有意大声道：“二位有话好说，何必动刀动枪？”
“不许出声！”那二人连忙命令道，“坐下！”
顾恒楼只得老实坐下，一个人坐在他对面拿枪对准了他，另一个人则匆匆向大门外走去。不一会儿，那人领了几名警察进来。为首的警察取出一张公文，对顾恒楼说：“奉县长之命，对你家进行搜查。”
顾恒楼知道出了纰漏，只得身不由己地坐在那里任警探搜查。待到警察将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和30包红丸放在客厅桌上的时候，他叹了口气，束手就擒。
原来，这顾恒楼是一名巨匪，早年一向在苏南的南京、镇江、常州和苏北的扬州、江都等长江沿岸城乡集镇为祸，积案累累。1930年，戚墅堰镇曾有华飞在为母亲做寿之际，被人惨杀。此案即是顾恒楼一伙所为。稍后，他用历年劫掠所得的钱财，在泰县置产定居，以绅士面目出现在社会上。但在暗中他仍操纵徒众，运筹帷幄，指挥他们分股活动，或打家劫舍、架人掠物，或贩卖毒品、设赌抽头；他本人则坐地分赃。
这年八九月间，江都县发生一起重大抢劫绑票案。该县侦缉队千辛万苦摸到了线索，过江到句容县农村找到藏票地点，不仅救出人票，还抓获了几名看票的匪徒。根据口供，侦缉队又在镇江市和附近农村抓获一批土匪，并缴获不少枪支和赃物。经过审讯，该股匪首周二瘪子供出了总后台顾恒楼，并交代他们与顾的联系，主要由王小辫子来往跑腿。江都县遂派干员赴泰县，取得该县政府和警方的配合，计擒顾恒楼。当时王小辫子恰巧外出，最后在卜坝地方被警探抓获。
王小辫子在审问中供认，最近若干年来，在苏南、苏北沿江一带的许多重大匪案，都有顾恒楼和他参与策划、指挥。据王小辫子交代，这时在禄洋湖一带出现的、号称“天下第一军”的土匪武装，也与他们有关系，他在其中担任队长，顾恒楼则负责筹措枪支弹药。
顾恒楼及其属下的匪徒主要活动范围，就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以及江苏省省会镇江一带，所谓京畿辇下地区，按理该是“首善之地”，然而社会治安却如此之糟，以致顾匪能够在这一带猖獗为害多年，确实令人惊叹民国时期匪祸之严重。
抗战爆发后，苏南苏北土匪乘乱纷起，一些社会渣滓打着“抗日”的旗号，自封“司令”、“指挥”，先是抢掠扰民；随后又投靠日伪，助桀为虐。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忙于打内战，无暇顾及社会治安，以致首都南京城的城郊附近，就常有土匪出没。
南方处处闻盗警。
民国时期，无论南北，都有土匪。关于南方的土匪，前面已经介绍川、黔、滇、苏、皖和湘西等地。这里再列举一些匪案，综合地作一介绍，以表明匪患的普遍性。
嵊县匪帮剜人心浙江省东面临海，海盗猖獗。内陆部分，北面为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太湖强盗肆虐。其他地区多为丘陵地带，山峦起伏，绵延南北，横亘东西，成为土匪盘踞的巢穴和出没的场所。浙江又与沪、苏、皖、赣、闽诸省市交界，便于匪徒往来流窜。由于土匪为祸，意在劫财掠物，因此，浙省匪患严重的地区主要在乡镇富庶而且人口密集的浙北、浙东、浙西。而浙南山区地瘠民贫、人烟稀少，即使是数十人的股匪也难以就食，因此匪患反相对地少些。像浙闽边界的仙霞岭，八百里山路崎岖而又荒凉，除了逃窜时来此暂避，匪徒是不会到这里来企求什么的。
浙省土匪当以嵊县匪帮最为猖獗，其恶名也因此昭着于附近省市。所谓嵊县帮，是民初至20年代前期形成、以浙东四明山为中心、活动于嵊县、诸暨、新昌、奉化、余姚、上虞等县的土匪，故又称诸嵊匪帮。例如，1923年间仅在奉化县的剡源一带，就有3股匪徒。一股百余人住稻蓬山，袁德性为首；一股40余人住西晦溪，单孝治为首；一股六七十人住四明山中，王荣泉为首。三股互通声气，在附近各乡为祸，几个月间就作案20多起，且伤毙多人。嵊县匪帮主要作案方式是绑票勒赎，20年代时，其手段极为残忍骇闻。据报道，曾有匪徒将历久未赎的人票缚在柱子上，当着其他人票的面，用尖刀刺入其胸膛，剜出心脏。
嵊县匪帮除在上述各县为祸外，还逐步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杭州附近的绍兴、萧山、富阳、临安等县，与这些县本来就已不在少数的地产土匪勾结起来，制造匪祸。1923年6月在绍兴被枪决的匪徒裘九斤，是嵊县匪首钱学渊的党羽，多次在绍兴横溪、下米墺等地绑架勒赎。当时，为防止嵊县土匪效尤孙美瑶劫车，浙省军队曾在杭雨铁路两恻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许多匪首被迫逃往上海，后在上海华、洋各界警探搜捕之下，又有一些人落网。但更多漏网的匪首却认识到，上海地方华洋混居、五方杂处，正是隐蔽藏身和绑架作案的好地方。因此，从20年代中期开始，嵊县匪帮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到浙北、苏沪各地。本书后面要介绍的1937年京杭国道绑票案和1946年发生在上海的棉纱大王荣德生绑票案，均为该匪帮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