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匪徒架着1000多名肉票离开六安县城，临行前在四处街区放火。事后，仅北门内的几道街因火势未炽而得以保存，其余尽为瓦砾。李匪率众南下霍山县，因沿途居民早已逃亡一空，无所收获，遂于30日重返六安县城，再行一番搜劫，到这时竟仍无官军前来收拾残局或清剿匪徒。李老末为防止被官军包围在城里，便下令移驻苏家埠，等待苦主前来赎票。
李老末给肉票定的赎金，最高的是1000大洋，最低的也得400。无人来赎的肉票，一日三过堂。过堂时，不论男女肉票，令其伏于地下，用长大笨重的板凳压住手脚，不使动弹，然后扒下衣服，用成束的铁丝抽打背脊，称为“刷鸭子毛”。有些肉票被鞭打过重，或当场身亡，或伤重而死。对历久不赎的肉票，匪徒采用以下几种极为残酷的刑法撕票。一为刀砍，二为火烧，已如前述。三为砸鳖，即以巨石猛砸脑壳，至血迸脑浆出而死。四为马撕，将肉票四肢缚在马腿上，然后驱马飞奔，将人扯碎。五为毛竹撕，最为残忍。山区毛竹高大粗壮，但韧性极好，数丈高的毛竹可以扳弯，使其梢头触地，松开手，立即弹直复原。匪徒将两支相对的毛竹扳弯，使其梢头部分靠拢，然后将肉票的两腿分别缚在两株毛竹的近梢头处。待手一松，两株毛竹向相反方向弹开时，因力量极大，便将人活活撕成两半，每支毛竹梢上悬挂着半片血淋淋的人体，惨不忍睹。应当指出的是，被撕的肉票大抵都是家境困窘、无钱来赎的穷苦人。
后来，驻蚌埠的国民党第九军第十五师奉命前往皖西进剿，李老末股匪遂钻进大别山区，向湖北应城方向逃去。不料第二年1月，他们在豫鄂两省军队的打击下，又进入皖西霍山县，盘踞在流波疃、扎子岭、李家坪一带。匪徒白天分股到四乡搜刮财物，任意奸污妇女。数十里方圆内外，农家的鸡鸭鹅猪尽为土匪捉杀吃光，往后即宰杀耕牛，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2月上旬，豫、鄂、皖三省的国民党军队程希贤、夏斗寅、黄国梁等三个师联合进剿。李老末企图逃往湖北罗田县滕家堡（今名胜利镇），因大雪封山，匪众无法前进，又无饮食，只得在三省边境上流窜。官兵认准雪地上的匪踪，紧追不舍，最后在豫皖边界的河南商城县大山中，将李老末击毙。余匪尚有干余人，逃回河南。
如果说1928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建立不久，社会治安尚未好转的话，那么30年代的匪患则不能再以此为理由了。下面介绍一个发生在靠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附近的安徽匪案。1933年9月，南京长江上游数十公里处对岸的安徽境内出现一股匪徒，以张大鼻子为首。土匪先攻陷含山县，大肆洗劫后退出；随后又攻入全椒县重镇赤镇，抢走当地保安队的所有枪支。9月27日，股匪四五百人占领和县香泉街之后，又进攻乌江镇，驻守的缉私营和保安队均不敌而退。土匪入镇后，将公安局、特税处枪支尽数夺去，在当地地痞流氓的指引下，抢劫了盐税稽查处和富裕人家。另有部分土匪则沿河道前进，准备进攻和县。县长谢守和只得下令紧闭城门，请求专署火速派兵前来救援。丹阳城里不许放鞭炮。
下面再来看看民国时期江苏省的匪患情况。
北洋时期，苏南各地多为小股土匪，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大多昼散夜聚，各县乡镇匪案迭出。1923年仅5月3O日夜间，武进县内就发生三起：大宁乡20多名盗匪，先后洗劫了黄阿银、潘顺泉两户人家；孝西乡10多名盗匪抢劫了陈三大家，还打伤3口人。这一年，上海郊区宝山县也极不太平，真如、殷行、刘行、吴淞、杨行各乡镇连传匪耗。该县有一批地痞流氓、无业游民，素以赌博、勒索为生，一旦亏负，便挺而走险，聚众为盗，却又旋聚旋散。因这些人对当地居民的家业、环境俱十分了解，故往往一发中的。所劫得的财物，大多送往当铺典当换钱，既免得辗转销售、花费时间，又不易被官方侦探发现踪迹。官方事先难以获得情报，事发不能及时赶到，事后又侦查不力，所以发生匪案很少破获。
苏南是重要的蚕丝产地，各县均没有茧行，向蚕农收购蚕茧。因茧行备有大批现金，故成为土匪觊觎的目标。茧行只得花钱雇用军队保护，但纵然如此，往往也难免匪劫。1923年6月4日夜间，设在丹阳县埠城镇的大昌永茧行的大门被敲得“嘭嘭”直响。守在里面的两名士兵和伙计、小工窥见歹徒在外，便急忙将大门抵死，并警告说：“若再撞门，便开枪了！”门外匪徒置若罔闻，竟搬来巨石猛砸，终将大门撞开。里面的人知道寡不敌众，也不准备再抵抗了。不料匪徒甫一进门，便胡乱开枪，当场打死两名士兵和一名伙计，伤一名小工。随后，土匪将茧行8000余元财物，搜劫一空，呼啸而去。
在苏北地区，收购粮食的粮行则常遭匪袭。1923年6月上旬，宝应县一个粮食行派玉某到宿迁县去收购小麦，途中被土匪绑架。匪徒向粮行勒赎2000元。一般说来，苏北股匪较苏南的人数为多，大都在数十至百余人，不过与鲁、豫、鄂、川及东三省相比，仍属小巫见大巫。然其危害性却不可低估。1923年7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宝应县尹家庄窜来土匪百余人，接连打劫商店、居民20多家，获赃款约2万多元，并杀死3人，架走2人。匪徒还敢于公开抗拒官兵，即使遭到打击，隐匿一时，旋又死灰复燃，重新为祸。当时，阜宁县有一巨匪王宝华，在靠近涟水县的五条沟一带活动。后官兵、民团联合围剿，打死王宝华，击溃股匪。数日之后，匪徒又举崔国保为首领，公然在十套地方白日打劫。官兵再剿，匪徒窜去；兵去，匪复来，官府毫无办法。国民党统治时期，江苏省的匪患甚至较之北洋时期更为严重。苏南茅山、瓦屋山是土匪的主要巢穴，匪徒分途分股到附近各市县，如镇江、丹徒、丹阳、金坛、句容、溧水、溧阳，进行骚扰。土匪称绑票为“炕山芋”，各地抢案日夕数起，终民国时期，一直不断。
1927年8月，镇江丹徒南乡各地出现多股数人至数十人的匪徒。25日晚间10时左右，上党乡公所闯入数十名穿杂色军服的人，对乡长说，奉县长之命前来剿匪，因武器不够，需征用该乡保卫团的所有枪支。乡长心想，既为剿匪而来，何以枪械不足，其中必有诈情。他一面吩咐倒茶递烟，招待来人，一面暗中交代手下如此这般去做。随后，他向来人陪笑道：“贵军为民剿匪，乡里自当尽力而为，只是枪械一事体大，还请长官出示公文才好移交，否则兄弟难以向上交代。”
那伙人你看我，我看你，支支吾吾，拿不出公文，正要变脸发作，忽听屋外保卫团队员大声议论，说是驻高资镇的警备队往这里来了。那伙人听得心慌意乱，忍不住探头往外看，只见远处隐隐绰绰果然来了一队荷枪的人，便急忙招呼着离开。临行时，那为首的恶狠狠地对乡长说：“给我准备好一笔钱，我随时来取，否则我将扫荡你这个乡，杀个鸡犬不留！”
大约也是这段时间，丹阳县练团乡一带出现以蒋四泰为首的股匪，人数竟达四五百人，焚屋劫物，掳人勒赎。西乡六村被焚房屋数百间，杀伤40余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五十八团团长桂永清派兵兜剿，虽小获战果，但大股土匪退往与丹徒县交界的浦村集中，准备伺机报复。丹阳城内绅民一片惊慌，县府宣布入夜11时即关闭城门，城内戒严，军警巡逻，夜间无口令不得通行；甚至禁止燃放爆竹，以免引起无谓慌乱。为防绑票，四乡农民夜间被迫携家带口到野外露宿，有钱人则纷纷迁家移居。
顾二老爷泰县城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