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地产土匪，自樊钟秀之后，在宝丰县又有老戴正（戴民权）、秦椒红、姜不辣等杆。老戴正拉到一个肉票，叫他家第10天送1000大洋来，事主决不敢拖到第11天，否则立即把肉票铡了。当地百姓哄孩子时都说：“快不要哭了，老戴正来了！”
在鲁山县则有连四麻子、姚老五、赵振刚、刘时一、蒋百泉、印老四、张老末、老母鸡、孙兆林、杨名鉴等杆，大杆数百人，小杆数十人，总数达数千人之多。各杆横行乡间，每天都有几十处遭祸。1923年6月间，鲁山玉皇庙店附近被烧毁20多个村庄，死10余人，被架百余人；七里头闸走村串户的小商贩被掳百余人……肉票被匪徒用牛筋、细麻绳缚住大拇指，悬挂梁间，鞭打至昏死而后止，然后置于地窖中，两三天给食一次。各地农不敢耘、商不敢贩，一片萧条、凄凉景象。
46土匪要绑架吴佩孚。
20年代前半期，河南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根据地。他的第三师师部和直鲁豫巡阅副使署所在地洛阳，就属于豫西。吴佩孚曾是北洋军阀中很有实力的人物，但会集中州的八方土匪却照样不把他放在眼里。1922年8月，杆匪掳走洛阳中学校长及学生共41人，后来虽被军队追回，但土匪公然在洛阳城里张贴帖子，指名下次绑票的对象就是吴佩孚。此事传开，吴佩孚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因此凡有匪祸，他都下令只许剿、不许抚。
不料这年11月间，靳云鹗追剿老洋人，屡战不捷，只得收抚。第二年5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吴佩孚起初也是主剿，到最后还是招安了事。这真使他深感脸上无光。然而使他难堪的事，此后竟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他的据点周围。
1923年7月下旬，洛阳以西的观音堂发现土匪贴出的告示，勒令当地商家、富户，限期将银钱、米面和各项用品，送往20里内的某山中，“否则弟兄们一到，鸡犬不留”。土匪还以信件通知陇海铁路上的洋人职员、技师，令他们供应金钱、军械，否则将要掳架洋票。经侦察，该股土匪约在2000人左右，准备沿途劫掠观音堂，渑池、新安等地，并有进攻洛阳的企图。观音堂距洛阳仅200余里，当地驻军仅两个连，显然不敌。吴佩孚急忙下令各地驻军协同地方军警、民团兜剿。各家报纸纷纷表示，以吴佩孚之威势，其卧榻之旁竟有匪类骚扰，至不能安枕，匪势之盛之狂，实在可惊可叹。其后，该股匪徒虽被击退，但7月30日，洛阳军警竟又在城内查抄出两处匪巢，内中不仅有土匪，还有人票。经审讯后得知，还有数十名匪徒分散在城内各处，赁屋居住。匪巢营筑到吴大帅的鼻子底下，居民日夜与土匪比邻，这一事实令全城大起恐慌。
8月24日上午，洛阳东北的孟县县城内，正在露天公演大戏，居民围观如堵。忽闻四处枪声骤起，市民正惊慌逃避时，数百名土匪已持械攻入城内。数十名巡警情知不敌，干脆退避三舍。匪徒遂放胆抢掠。稍有资财的住家及商店，十室九空；居民又被打死打伤多人，商人、学生被架走100余人。直至晚间8时左右，匪徒才满载赃物出城，向黄河南岸窜去。
1924年，老洋人被杀后，他的部下张得胜、姜明玉以及王振（王老五）
都分散在豫西各县，到处烧杀抢掠。1926年，刘镇华出任“豫陕甘剿匪总司令”，把这几股巨匪都收编成军队。王振、张得胜当上军长，姜明玉为师长，加上刘镇华原来手下的柴云陞、张治公的山大王出身的部队，组成了一个惯匪集团军。这支队伍参与军阀混战失败后，返回豫西，成为挂着大大小小官衔的杆匪，一方面公开地向地方勒捐派饷，另方面暗地里派人到四乡八镇抢掠。老百姓称之为“官匪”。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的主战场就在河南。战前和战争中间，冯玉祥、蒋介石都竟相在豫西招抚官匪、土匪。这边大杆匪纷纷收编而去，那边各县小杆匪依然故我，而且还在不断产生出新的杆匪来。1933—1934年，豫西又出现了萧六少、古大身、马西有、王有等大杆土匪。1934年春，王有曾与山东窜来的巨匪刘黑七合杆为祸。至于1936年6月至1937年5月，豫西整整一年未曾下雨，麦田、棉田不仅全无收成，亦且无法播种，20多个县800万百姓陷于空前浩劫之中；登封、伊川、嵩县、伊阳、巩县、洛阳等县，饿殍遍野，草根树皮食尽后，以石粉、麦草磨粉充饥。匪首乘此灾难，裹挟部分灾民为匪。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豫西从民初开始，杆匪一批批地出现，一批批地收编、击溃，但总有新的出来代替，恰如春后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只要根还在，总会不断地发出来。而民国时期匪祸的总根子，显然就是当时那黑暗的社会。
外籍女教师向土匪抗议。
下面再看看豫东的情况。
豫东大部为平原地区，没有可供大股土匪隐匿藏身的地方。因此，民初这里的土匪活动相对要少而弱。但由于军阀混战迭起，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土匪之患一开始未受到严厉打击，以致日益严重起来。
清末至民国五年（1916年）前后，袁世凯统治时期，豫东新郑县的土匪人数较少，昼聚夜散，手段多以贴帖子勒索为主，虽有发展到抢劫的，但也只是小规模、小范围。
1917年至1921年间，北洋军阀集团开始分化，对南方的战事又连续不断，新郑一带兵车往来，溃兵、伤兵增多，流散在民间的枪支也增多，社会治安日见混乱，匪患严重起来。新郑土匪为祸手段发展为“起票”（即绑票）。匪徒编了个顺口溜说：“五洋钢、六轮子，打着舅子要票子，舅子没有咱不要，拉住舅子叫快炮。”土匪一般都是晚间活动，摸进村庄，围住一家，架走户主或独子；竟有一夜连续绑架17人的。每票都得用三五百大洋才能赎回。由于苦主家往往为讲赎金价钱花费很多时间，土匪不耐其烦，又改为“起快票”。所谓“快票”，即“花票”，就是绑架妇女。因一般人家总担心妇女被匪徒糟蹋，所以赎票都很快。这就迫使许多大户人家纷纷走避县城；中等人家则联合营建城寨，白天外出劳作，入夜即相率进入躲避；而那些穷苦人家则只得自认倒霉。但穷人骨头里榨不出多少油水，故土匪起快票改在白天，使许多中等人家也难逃劫数。这一变化也反映了土匪人数和胆量的增加。当时新郑县城与洧川镇之间有一股200多人的土匪，凭着100多支枪，横行无忌，官府、民团均奈何不得。一次，该股匪首马老大结婚，发帖子广招宾客，还请了两台大戏。他竟派人给区公署和民团送请帖，写道“来了是君子，不来是小人”，公开蔑视和挑衅。民团一怒之下，伪装贺客前往赴宴，将马老大和部分匪徒击毙。1922—1927年间，河南境内军阀混战一直未停，土匪得到的武器更多、更好，参与其中的溃兵也大大增加，匪势更为猖獗，已发展到敢于攻城夺寨。匪首马文德曾多次攻打、劫掠新郑、密县的大集镇。各县当局无力对付，从郑州请来陆军第八旅围剿，也未能收效。官兵只得将马文德老父抓走，交县府看押。官兵退去后，马文德即写信给新郑县知事，要他速将自己父亲释放，否则兵临城下，玉石俱焚。县知事深知官兵远水不救近火，只得将马父放出。各村寨见官方如此无用，只得依靠自己，乃加固寨墙、挖深寨河、组织红枪会，来对付土匪。但匪徒一旦攻入村寨，为报复，其烧杀更为凶狠。到后来，匪势之盛，已到了不惧官兵的程度。1926年3月，奉军南下，在武胜关一带与直军靳云鹗作战，其后方就屡遭新郑、长葛一带地区的土匪骚扰，痛苦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