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一批取得了合法的军政官员头衔的匪首，成为官匪，公开利用军政名义勒索钱财。如古丈县匪首张大治（又名张平），起初利用国民党围剿红军之机，当上了第七保联防队长，白天逼使壮丁充当联防，夜里则强迫他们到外保、外乡抢劫。后来他当上了县自卫队总队长，更是任意勒逼乡民，索取枪械、鸦片、大洋；不服从者，即被捕送自卫队或杀掉。1937年秋，该县农民自发抗捐，被张大治一次杀死八九百人。张大治因此受到赏识，当上了古丈县党部执行委员。他进一步勾结县警察局长，驱逐县长。张大治命令警察把县长夫妇二人押送至古丈、沅陵两县交界处，在树林中将二人衣物剥去，并且侮辱县长太太，以此使县长无颜重返古丈县。
他随即通告全县，声称县长如何恶劣，“已为民众驱逐出境，现公请本人署理县政府，……自即日起，即到县视事”，云云。被逐的县长到省哭诉之后，省府先后两次派军队前往剿匪，结果，一次被张大治消灭，一次被他收买，平叛毫无成效。张大治便公然以县太爷自居。他按保甲设置常备队，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私人武装，每户有丁出丁，无丁出谷，无谷罚烟，无烟罚钱。这种常备队还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张大治指使他们经常到附近的沅陵、吉首、沪溪、永顺等县抢劫，他本人则坐地分赃。亦官亦匪的张大治还公开以捐税形式搜刮百姓，仅巧立名目的捐，就有人头捐、火坑捐、月捐、生孩子捐、娶媳妇捐。他自己娶小老婆、生儿子、给儿子取名字，都要老百姓按户交钱“祝贺”。
湖南绥靖司令李默庵接到当地百姓雪片般的诉状，便派参谋主任前往调查。人刚到古丈地界，便有张大治手下人抬了乌油油的鸦片和白花花的光洋，送到面前，情来人务必在省里美言几句。来人收下礼品，返回长沙报告说，古丈县民风强悍，非张大治不能治理。省府闻报，竟正式下委任状，任命张大治为县长，使这个匪首得以合法地残害人民。类似张大治这样的官匪，几乎在湘西各县都有，有的县虽然官吏也是省里委派来的，但也完全受制于匪首，或相互勾结。官、匪合一，官、匪勾结，成为这里匪祸的重要特色。
湘西匪首为扩大自己的实力，一是相互火并，吃掉对手的队伍；二是逼良为匪。1926年以前，龙山县有两大股土匪——刘子良股占据15个乡的地盘，师兴五股则仅有一乡之地。师兴五极力扩大地盘，与刘子良明争暗斗，逐步从一个乡发展到5个乡，到最后竟将刘股全部吞并。而正当刘、师二股相斗之际，另一以瞿伯阶为首的股匪，乘机渔利，不断蚕食师兴五的势力。
等刘子良股被吞并后，瞿伯阶的势力又己形成，从此开始了师、瞿两股势力长达20年之久的争雄角逐。
师兴五死后，其弟师兴周继承了他的衣钵。1939年，国民党在龙山收编土匪时，师兴周被任命力保安团长，瞿伯阶还只是他部下的一名营长。到1943年，师兴周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翟伯阶乘机收编师股的人枪，同时招纳彭春荣、杨树成等股，互为奥援，短期内即发展到1万人枪。师兴周被放出后，所部只能控制龙山县南部的两个区；瞿伯阶则不仅控制了县北的三个区，而且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湖北、四川以及湘西重镇沅陵等地。因此，到1949年，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收编湘西土匪，以对抗解放军攻势的时候，瞿伯阶因实力强大，被任命为“湘鄂川边剿匪总司令”，而师兴周只能屈居其下，担任副司令了。
39不种鸦片，要交“懒税”
湘西地区素有种大烟的传统，吸食鸦片成为普及于各阶层的恶嗜。农家小孩患病，请不起医生，常用喷烟的方法治疗，使儿童自小即染上了阿芙蓉癖。因此，湘西土匪特别重视鸦片烟。这不仅是因为土匪中人人吸食，而且是因为土匪视大烟为财源，为收买官府和军队的重要手段。
在有的地方，土匪利用他们所控制或把持的地方政权，强令农民种烟，收取实物烟税，即交纳鸦片。龙山县匪首瞿伯阶利用他所控制的几个区政权，分配各保种烟的亩数，然后收取40—80％的实物烟税。不种烟者，由他们随意报数，派交“懒税”；交不出的，便吊打、烧屋。张大治担任古丈县长之后，也下令保保种大烟、户户交烟税，不种者加倍罚交“懒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认为少种烟不如多种，因此湘西地区鸦片越产越多，粮食越产越少。但大批土匪仍旧是要吃饭的，因此就再去抢劫百姓一年收获的可怜的口粮，使农民陷于饥荒之中。
至于那些未能控制地方政权的山林股匪，有的强行以贱价收购农民手中的鸦片；有的“吊羊”，勒索雅片充抵赎金；有的干脆于收烟季节“打签子”
抢烟，分文不付。更有一些股匪，竟将罂粟花种在瓦盆里，装入背篓中，用骡马驮着，或令农民背着，随匪队转移。
土匪得到的鸦片，除供他们自己吸食外，主要用途有二。一是高价出售。
匪徒们将烟土交给一批固定的烟贩子，运往长沙、汉口、上海、广州等地，通过经纪人和关系网，直接交换武器、大米和各种物品，再运返湘西。土匪还往往在县城、集镇开设有酒楼，烟铺、商店，出售货物和鸦片，用以敛财。
因此，大烟土是股匪重要的财源和武器弹药的来源。有一年，一批商人贩运烟土被沅陵县查禁烟土的警察拿获。商人们竟不做任何辩解，将烟土码在桌上，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是帮瞿伯阶贩卖的。”因当时瞿伯阶刚被收编，当上了什么司令，警察不敢没收，只是无可奈何地对那几名商人说：“你们也别太张狂了！”随后，便连人带物一并放行。
鸦片于土匪的第二个用途是，用来收买官府和军队。本章前面所述张大治篡夺县长大权之后，用鸦片对付军队和官员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40土匪送沈醉一副人皮马鞍
湘西因地处偏僻、交通闭塞，野蛮落后的风气较其他地区更严重，土匪也更加嗜杀，且手段极为残忍。张大治即为湘西地区一着名的杀人魔王。凡是他部下捉来的人，不论是农民，还是敌对股匪，他都喜欢亲自动手杀戮。
有时是一刀刺死，有时则是零刀慢剐。他一面杀人，一面笑着对部下说：“杀个人比杀猪还容易。杀猪还要用盐巴腌，杀人可要省事得多了。”一次，他带着匪徒到一个农民家中，逼交烟税。那农民因妻子生产不久，家中既无烟又无钱，实在交不出。张大治一把抓过几个月的婴儿，威胁要杀掉他。农民夫妻俩苦苦哀求宽限些日子。张大治见实在逼不出钱，竟用刺刀将婴儿钉在墙上，一边残忍地欣赏小儿手脚的颤动，一边哈哈大笑。他为匪10余年间，仅亲手杀死、勒毙、活埋的，就达3000多人。
匪首彭玉清枪法极准，素喜杀人为乐。有一次，他带匪徒洗劫一个村庄后，遥见田间有个农民正在锄地。他问手下人：“你们看那是个活人还是死人？”部下自然回答是活的。一语未了，彭玉清抬手一枪，那农民应声倒地。
彭玉清吹吹枪口，说：“我说是死的，不信，你们过去看看。”
还有一次，他的压寨夫人说：“你的眼睛有点发红。”他听了，立即跑出去，杀了个人回来，笑嘻嘻地问：“你再看看，眼还红吗？”从此以后，他自称眼一红，就非得杀人；杀了人，眼就不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