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玉接到报告喜出望外，请示北京后，便将军装和5万大洋运往山中，由陈调元和二十旅旅长吴长植入山点名、发饷。陈调元本是帮会中人，又在徐州地区长期剿匪，对下层社会的规矩、手段十分清楚；又善于打哈哈、笼络人。进山后，他与孙美瑶谈得十分投机。当时上流社会以戴眼镜为时髦，许多人都戴副平光镜以为眩耀。陈调元便问孙美瑶：“老弟何下弄副眼镜戴戴？”孙美瑶说：“还未找到合适的。”陈调元当即取出自己的金丝眼镜，赠与孙美瑶。孙连连谦让，陈调元哈哈一笑道：“老弟，咱们谁跟谁？何必客气！”因此，山中土匪自孙美瑶以下，个个认为陈镇守使够朋友、讲义气。
但另一方面，陈调元又善于软硬兼施来控制土匪。一直未露面的抱犊崮寨主孙桂枝和另一匪首周天松，曾通过孙美瑶，向陈调元表示，由于山中徒手匪徒很多，不加收编日后无以为生，希望能扩编至3000人。陈调元当即翻脸，指责匪首们不讲信义。他一面要派人下山阻止官方代表进山签字，一面表示自己也要告辞，中止谈判。这一招使得众匪首连说好话，请他息怒。陈则转怒为喜，表示可以再收编500名徒手匪徒。匪首们始终担心洋票放出后，官军会来进剿，提出在全部改编成军队之前，请美国人安特生留住山中。陈调元一口回绝，但转过脸来，他又表示：“我和吴（长植）旅长留在山里，等你们改编完毕一道下山。”至此，匪首们不再顾虑、犹疑，6月12日正午，官方代表陈调元、温世珍和匪方代表孙美瑶、郭其才、周天松，在士绅、商会和外国代表的见证下，签订协议。美国人安特生和土匪大管家孙佳枝各出具一文，担保双方不悔约，并由在场士绅、商会代表签字。当晚，洋票全部获释下山。除陈调元、吴长植外，在枣庄的各方人士也开始打道回府。孙美瑶、郭其才等股改编的第二团，很快编制完毕，穿上了军装。陈调元帮那些军官们拉拉衣襟、扣好风纪扣，端详一番，突然问：“为什么不配武装带？”
回答说：“没发武装带。”“这不成，不像军官的样子！”陈调元连连摇头，说，“我去给你们办。”
他随即下山，通知派人送武装带，自己则以母病为由返回徐州，不再重蹈险地，只将吴长植一人留在匪巢中。
这时，山中还有临城劫车案的中国肉票问题没有解决。陈调元和全国商会代表当初曾许诺，给土匪们一些赎金。现在洋票放出后，陈调元一走了之，无人再问此事，匪徒们很不满意。吴长植只得反复周旋，总算6月24日郭其才团开出山区时，将吴长植和华票全部带出。该团驻扎枣庄以东的郭里集。
周天松为团长的第一团，因内部诸匪首争当营、连长，迟至27日才编制妥当出山，驻枣庄以西的齐村。
但抱犊崮上还有一批以往被绑来的肉票40余名，滞留山中已有1—3年。
其中有20多名5—12岁的儿童，被关在山上绝顶之处，骨瘦如柴，满身疮癣，污垢不可言，目光痴呆，畏葱瑟缩，惨状不可睹。临案发生不久，在山东的德国天主教士波特曾设法上山，与洋票鲍惠尔一道摸清这些情况，向社会报告，引起舆论大哗，要求当局一并解决。待洋票释出，官方竟不再过问；馍馍刘一股又拒绝收编，故这批旧票迟迟不得解放。后经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一再呼吁、催促，7月8日，孙美瑶通电就任山东新编旅旅长之职时，同时声明山中新旧肉票已悉数放出。至此，临案的解决告一段落。
孙美瑶鹌鹑未斗成
新编旅属郑士琦的第五师编制，旅部驻枣庄，负责附近地面剿匪。从此，枣庄地区、临（城）枣（庄）铁路上，士兵牵牛架人的事件不断发生，弄得老百姓连告状的地方都没有了。地方士绅多次向山东当局请求把该旅调往别处，然而，不是外地拒绝，就是该旅反对，新编旅始终也未开拔。
中兴煤矿公司内，常有该旅士兵持枪闯入，小则随意取食洋人的冷饮，大至搬走矿山机械配件。公司及警卫人员不敢出面干涉。
一天，正在公司安装新式机器的两名德国工程师，找到公司董事长朱启铃（曾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愤怒地表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总是受到这些人的干扰，如果公司再不采取措施，我们将无法继续安装机器，只好回国了。”
朱启铃连连致歉，表示安慰，并说：“我们马上采取措施。”
送走两位工程师后，朱启铃便动起脑筋来，随后，他命人发了一封请柬和一封信。
请柬是邀孙美瑶来公司赴宴的。席上，朱启铃陪着笑脸，请孙旅长适当地约束一下部下，以使公司能正常工作。孙美瑶见当年政府总长如此尊重自己，自然满口允诺，并同意与二十旅每天各派3名士兵守卫公司大门。后来，有几个新编旅士兵依然骚扰公司，被孙美瑶查获，下令枪毙示众，匪兵才有所收敛。
朱启铃的信是发往北京的，邀请前任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枣庄屈就中兴公司总经理。吴炳湘对下层社会极为了解，与江湖中人又常打交道，来枣庄后自然与孙美瑶也过从甚密。孙美瑶见吴来头大、朋友多，深感日后不论在朝在野，都有用得着吴经理的地方。因年龄悬殊，孙美瑶便主动提出拜吴炳湘为干爹。从此以后，新编旅士兵就再也不敢去骚扰“旅长干爹的公司”了。
然而，这批土匪出身的士兵既未经过正式军事训练，更不理会什么军容军纪，因此，在其他地方肇事惹祸仍是层出不穷。1923年底，该旅士兵在枣庄街上游荡，与驻枣庄的第五师第十八团吴可璋的部下发生冲突。孙部因人少被殴，逃回旅部报告，孙美瑶闻讯大怒，亲自率领手枪队六七十人，一路破口大骂，直冲吴可漳团部。吴可漳也早闻冲突一事，知道对方决不肯善罢甘休，严令士兵不得出门。孙美瑶一伙站在大街上，磨拳擦掌，骂声不绝，犹如流氓无赖。沿街商店、住户吓得关门闭户，不敢出头。最后，由当地士绅出面劝解，孙美瑶才恨恨地返回住处。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原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成为替罪羊，被免除职务，由张培荣继任。此时，张培荣匆匆赶来枣庄，召见孙美瑶。因孙已向张递过门生帖子，张便以尊长的身份批评说：“美瑶，你是个旅长、将官，与小小团长闹成这种样子，不是笑话吗？”他连连摇头，“胡闹胡闹，太年轻，太年轻！”
他见孙美瑶仍有不平之色，又说：“最近苏鲁边界不靖，我正忙于派兵剿匪。等这阵忙过，我备桌酒席为你们和解，请各位绅商到场作陪。”说罢，他拉着孙美瑶上了烟榻，边吸鸦片边闲扯。孙美瑶说自己最近得了一只鹌鹑，能斗能咬。张培荣笑道：“我也爱斗鹌鹑，现在没功夫自己饲养，叫下人们养了几只，有空拿到一块来咬咬。”当下两人谈得融洽了，张培荣便返回兖州。
不久，张培荣将枣庄附近正规军都派往苏鲁边界，只身又来到枣庄。他广发请柬，借中兴公司俱乐部摆宴，为孙美瑶、吴可璋和解。第二天上午9时，客人们陆续到厅。孙旅的校级军官均由吴可璋在另一院内置酒欢叙。张培荣还特地打电话提醒孙美瑶，把那只鹌鹑带来。不一会儿，孙美瑶兴冲冲地赶来，到二门处，便由张的副官将他的随从邀入小客厅就座。孙美瑶大大咧咧地跨入正厅，刚进门，就有一个便衣上前摸他的腰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