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时期，四川广棚数量减少，但土棚和斗板凳脚却照样猖獗。
匪首们有的与地方官府、军警勾结；有的被收抚当上民团首领、谍查人员，却照样干土匪勾当。大竹县匪首蒋朝奎抢劫、，无恶不作，省府得到民间诉状太多，遂点名责令县府缉捕归案。但因蒋朝奎与地方官员有亲戚关系，在监狱中也享受特殊待遇，敲诈勒索其他犯人。匪首王子英自首后，被任命为大足县便衣队长，“以匪治匪”，其实他在暗中遥控一伙匪徒在外县拉大棚子，坐地分赃。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党政军机关都迁往四川，然川匪的嚣张气焰并未收敛多少。1941年的一天夜间，四川军阀潘文华的副官余蜀良在成都布后街的成都大戏院订了一排前排座位，招待一批妓女。妓女尚未到时，有一麻子男人却坐在空位上。余蜀良穿着军服、身披大衣，神气十足地走过去查票，发现此人购的是后排票，便要他让座。那人往里挪了一个座，余蜀良仍要他让，他又让了一座。余蜀良再要他让时，那人陡地站起，指着余的鼻子大骂：
“你以为老子是谁，这么好欺负？老子认得你，姓余的王八旦！”
余蜀良年轻得志，素来趾高气扬，今天在众多观众面前如此受辱，气得发抖，便掏出左轮手枪。不料那麻子竟也迅速地掏出一支20响连发手枪，对准余蜀良骂道：“你狗娘养的敢动，老子就先搁起你！”
这时，在场的一名土匪出身的谍查员大喊：“余蜀良，动不得，这是客！”
余蜀良一听，知道对方是土匪，便不敢再动。那人气冲冲地离开座位，跳上戏台，对台下众人说：“老子是袁子才袁麻子，今天是买了票来看戏的，我就不相信会在这里翻了船！”他指着余蜀良说，“老子今天受了气，二天来跟你这娃娃再斗斗！”
骂完之后，袁麻子手提短枪，扬长而去。在场军警商民鸦雀无声，更无人敢上前阻拦。
原来袁麻子与成都市疏散区谍查主任、原新繁县着匪何载之是兄弟伙，而成都大戏院又是袍哥大爷刘家兴开的，所以，袁麻子虽仍为土匪，却敢于深入成都市来看戏，并大耍威风。
29贵州的“关羊子”和“赶烟会”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千山万岭，俗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
许多地方可耕地少，日照又短，因而物产贫乏；加之交通不便，商业不够发达，百姓生活十分贫困。民国时期，贵州军阀自成体系，或相互征战，肆意杀戮，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或明里服从中央，暗里大搞独立，横征暴敛，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许多山区农村，农民鹑衣百结，常有女子无衣无裤，仅用破布前后围裹遮羞。十三四岁女孩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又须操持家务劳动，进进出出，竟习以为常。黔西威宁县（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的女子无论年龄几何，总得等到许了婆家，由婆家送布匹为聘礼后，才第一次做衣服穿。至于盖的被子，农民因无钱买布匹、棉花，只能用枯稻秧编成草垫盖在身上，更穷困的山区则用玉米叶铺地，人钻在里面睡觉。如此贫困的生活，自然迫使大批人铤而走险。所以，当时报纸称贵州土匪“千百成群，无处不是”。而老实、善良的农民头上，则又加了一层恶运。
贵州土匪为祸，除抢劫、“拉肥猪”与其他各地一样之外，还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一种是“关羊子”。贵州各县地域广大，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因此每逢一定日子，四乡农民均到一固定集市交易，以家中所产之物品出卖或换取所需的物品，当地称作“赶场”。每逢赶场之日，土匪大清早即携带大批绳索，埋伏在各山路要道处。待赶场农民、小商经过时，匪即冲出捆缚，置于山坳间，这就是“关羊子”。如此再三，估计赶场人不会再有了，匪徒便将“羊子”逐个搜剥，农民的几斤鸡蛋、若干包谷、身上破衣，都尽数掠去。这种打劫方式，只要“羊子”不进行反抗，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农民的些许生计往往也就因此而被断送。
另一种特色叫“赶烟会”。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曾装模作样地三令五申禁止鸦片烟。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有阿芙蓉之癖的人无处不在。因此，全国各地只要土壤适合种烟的地方，都在暗中种植。
其中官府、军队明里查禁，暗里保护并抽保护费者有之；土匪逼种并强行收采者有之；烟民武装保护种植以抗官兵者有之。而贵州省尤为奇特。该省土壤、气候极适宜于种植罂粟，“云烟贵土”在全国是极有名气的。贵州省议会因该省地穷民贫，又无大宗特产进入国内市场，所以特别做出决议，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官府合法征税，并将烟土运往各省销售。当时贵州烟土在市场上价格昂贵，有“一两烟土一两黄金”之说。故每逢割烟季节，土匪即组织武装抢烟，然后倒卖谋利，是为“赶烟会”。例如，1923年6月间，从贵阳城起运烟土千余担，用船载沿清水江（入湖南后称沅江）运往湖南。土匪闻讯，沿江布置了千余名匪徒，伺机而动。湖南黔阳县只得派出大批士兵进入贵州，迎船护航。
贵州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土匪对洋人并不买账，即使是小股土匪也照样敢绑架洋人。1923年下半年，有一名美国医生携眷属自湖南来贵州，抵达铜仁县时，当地团防局长即告知黔省土匪横行，劝其返回湘省，或稍缓行，待调派官军护送。该医生自信“我是外国人，若遇到土匪，向他们说明，定可放行”。一行人出城不远，果然遇上土匪。匪徒哪管洋人、土人，照样拉“洋肥猪”，不过将女眷释放而已。待家属急忙返城报告，官兵来寻，匪徒早已踪影全无。美国领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急忙打电报要求当地军阀唐继虞火速营救。唐继虞只得派人与土匪接洽，备款赎出这名美国医生，方才了事。
国民党统治时期，贵州匪患依旧。30年代，安顺地区有4名积年巨匪，人称“四大天王”，无恶不作。当地老百姓哄小伢儿时，说声“四大天王来了”，小孩即乖乖地不敢哭闹。1937年4月，当地驻军在一次剿匪中，将“四大天王”一网打尽，遂用站笼关押，置于县城卖票展览。城内和四乡居民皆大欢喜，纷纷扶老携幼前往参观，指匪痛骂。
30云南省长死于上匪乱枪之下
云南省各方面条件较贵州优越些，然匪祸同样不减贵州。仅1923年8月，就有法国传教士11人，先后在大理地区被土匪掳去，一名英国人则在昆明附近被架走。昆明市附近十里外的村镇，经常收到土匪勒索巨款的恐吓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