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硕鼠”至“得我所”。正义曰：国人疾其君重敛畏人，比之硕鼠。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犹言国君国君，无重敛我财。君非直重敛于我，又不修其政。我三岁以来事汝矣，曾无于我之处肯以教令恩德眷顾我也。君既如是，与之诀别，言往矣将去汝之彼乐土有德之国。我所以之彼乐土者，以此乐土，若往则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将去汝者，谓我往之他国，将去汝国也。传“贯，事”。正义曰：《释诂》文。笺“硕大”至“是徙”。正义曰：“硕，大”，《释诂》文。《释兽》于鼠属有鼫鼠，孙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头似兔，尾有毛青黄色，好在田中食粟豆，关西呼鼩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诗，以硕鼠为彼五技之鼠也。许慎云：“硕鼠五技，能飞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绿不能穷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谓五技。”陆机《疏》云：“今河东有大鼠，能人立，交前两脚于颈上跳舞，善鸣，食人禾苗。人逐则走入树空中。亦有五技，或谓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国，今河北县是也。言其方物，宜谓此鼠非鼫鼠也。”按此经作“硕鼠”，训之为大，不作“鼫鼠”之字，其义或如陆言也。序云“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为斥君，亦是兴喻之义也。笺又以此民居魏，盖应久矣。正言“三岁贯汝”者，以古者三岁大比，民或于是迁徙，故以三岁言之。《地官·小司徒》及《乡大夫职》皆云三年则大比。言比者，谓大校，比其民之数而定其版籍，明于此时民或得徙。《地官·比长职》曰：“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注云：徙谓不便其居也。或国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国中，皆从而付所处之吏。是大比之际，民得徙矣。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笺云：不肯施德于我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直，得其直道。笺云：直犹正也。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苗，嘉谷也。
［疏］传“苗，嘉谷”。正义曰：黍麦指谷实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茎叶，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谷”，谓谷实也。谷生于苗，故言苗以韵句。三岁贯女，莫我肯劳。笺云：不肯劳来我。劳，如字，又力报反，注同。徕，本亦作“来”，同力代反。逝将去女，适彼乐郊。笺云：郭外曰郊。
乐郊乐郊，谁之永号！号，呼也。笺云：之，往也。永，歌也。乐郊之地，谁独当往而歌号者。言皆喜说无忧苦。咏，本亦作“永”，同音咏。号，户毛反，注同。呼，火故反。说音悦。
［疏］“谁之永号”。正义曰：言彼有德之乐郊，谁往而独长歌号呼？言往释皆歌号，喜乐得所，故我欲往也。笺“之，往。永，歌”。正义曰：“之，往”，《释诂》文。永是长之训也，以永号共文，传云“号，呼”，是歌之呼，《乐记》及《关雎》皆云“永歌之”，《舜典》云“声依永”，故以永为歌，歌必长言必故也。
《硕鼠》三章，章八句。
魏国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唐蟋蟀诂训传第十
陆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尧、夏禹所都之墟，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南有晋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为晋侯。至六世孙僖侯名司徒，习尧俭约遗化，而不能以礼节之，今诗本其风俗，故云唐也。
唐谱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正义曰：以序云“有尧之遗风”，则尧都之也。《汉书·地理志》云：“太原晋阳县，故诗唐国，晋水所出，东入汾。”是汉时为太原晋阳也。《史记·晋世家》云：“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言百里，则尧为诸侯所居，故云“尧始居此”。《地理志》河东郡平阳县，应劭云：“尧都也。”则是尧为天子，乃都平阳，故云“后迁河东平阳”也。皇甫谧云：“尧为天子，都平阳。禹受舜禅，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则夏都亦在晋境。故定四年《左传》云“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尧之遗风”，故指述尧事而已。《论语》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晋与？卫与？”则晋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国之大耳，非谓晋初唯方百里也。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正义曰：昭十五年《左传》称周景王谓晋籍谈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晋世家》云：“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言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于是封叔虞于唐。”是成王封母弟于尧之故墟也。地名晋阳，是地南有晋水。《地理志》云：“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盖时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谧云：“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后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则唐国为平阳也。《汉书音义》臣瓒案：“唐，今河东永安是也，去晋四百里。”又云：“尧居唐，东于彘十里。”应劭曰：“顺帝改彘曰永安。”则瓒以唐国为永安。此二说，诗之唐国不在晋阳，燮何须改为晋侯？明唐正晋阳是也。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正义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内山阳县西北。恒山在故郡上曲阳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属冀州。晋之东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贡》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阳。”郑注云：“岳阳县，太岳之南。于《地理志》太原，今以为郡名。太岳在河东故县彘东，名霍太山。”河东、太原皆晋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孙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阳焉。正义曰：案《晋世家》云：唐叔生晋侯燮，燮生武侯宁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东郡闻喜县，故曲沃也。晋成侯自晋阳徙此。”是郑所据之文也。
昔尧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万国不粒。于时杀礼以救艰厄，其流乃被于今。正义曰：《尧典》云：“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害，下民其咨。‘”又称使鲧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皋陶谟》云：“禹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既稷播，奏庶艰食鲜食，烝民乃粒。‘”以禹既治水，万国乃粒，是未治水之时，万国不粒也。礼称凶荒杀礼，明尧于九年之内，杀礼以救艰厄，故俭啬，其流乃被于今。谓作诗时也。当周公、召公共和之时，成侯曾孙僖侯甚啬爱物，俭不中礼，国人闵之，唐之变风始作。正义曰：案《晋世家》云：成侯生厉侯福，福生靖侯宜臼，臼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孙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则僖侯元年当共和二年也，故知当共和之时。其孙穆侯又徙于绛云。正义曰：案《晋世家》云：僖侯生献侯籍，籍生穆侯费王。是也。知徙于绛者，以成侯徙居曲沃，则曲沃为晋都矣。至昭公之时，分曲沃以封桓叔。则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绛矣。知穆侯徙者，盖相传为然。《地理志》云“河东绛县，晋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别封曲沃，武公既并晋国，徙就晋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谓武公始都绛也。然则穆侯以后，晋恒都绛，而隐五年《左传》云：“曲沃庄伯伐翼，翼侯奔随。”又谓之为翼者，杜预云：“翼，晋旧都在平阳绛邑县东，穆侯徙绛，昭侯以下又徙于翼。及武公并晋，又都绛也。”庄二十六年《左传》称晋献公命士蒍城绛，“以深其宫”，明是武公徙绛也。《晋世家》云：献公使士蒍“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案《左传》云：“晋士蒍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则城聚以处群公子，非晋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绛，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殇叔立。四年，为穆侯太子仇所杀，仇立，是为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
七年，为大臣潘父所杀，子孝侯立。十五年，为曲沃庄伯所杀，子鄂侯郤立。六年，当鲁隐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为曲沃武公所虏，子小子侯立。四年，为曲沃武公诱而杀之，哀侯弟缗立为晋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献公诡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隐五年《左传》：“曲沃庄伯伐翼，翼侯奔随。秋，王命虢父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传曰：“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则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其诗则《蟋蟀》刺僖公，为僖公诗也。《山有枢》、《扬之水》、《椒聊》、《鸨羽》序言昭公，则昭公诗也。《绸缪》、《杕杜》、《羔裘》在其间，从可知也。《无衣》《有杕之杜》则皆刺武公，则武公诗也。《葛生》、《采苓》刺献公，则献公诗也。郑于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案郑诗《出其东门序》云：“公子五争。”五公子争，突最处后，知《出其东门》为厉公之诗。《鸨羽序》云：“昭公之后，大乱五世。”小子侯处五世之末，《鸨羽》不为小子侯诗者，以昭公肇为乱阶，五世不息，君子从役，昭公所为，虽复后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后”，明其剌昭公也。《出其东门》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弃，民人思保其室家，乃是当时之事，故为厉公之诗。但序本为乱之由，故言“公子五争”耳。此实晋也，而题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晋。《鸨羽》、《杕杜》既言刺时，于文不可言晋，从上明之可知也。
《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忧深思远，谓宛其死矣，百岁之后之类也。蟋蟀，上音悉，下所律反。《说文》蟀作｛帅虫｝。僖公，许其反，《史记》作“厘侯”。中，丁仲反。乐音洛，下皆同。思，息嗣反，注同。
［疏］“《蟋蟀》三章，章八句”至“风焉”。正义曰：作《蟋蟀》诗者，刺晋僖公也。由僖公太俭逼下，不中礼度，故作是《蟋蟀》之诗以闵伤之，欲其及岁暮闲暇之时，以礼自娱乐也。以其太俭，故欲其自乐。乐失于盈，又恐过礼，欲令节之以礼，故云以礼自娱乐也。欲其及时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礼自娱乐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义，又序名晋为唐之意。此实晋也，而谓之唐者，太师察其诗之音旨，本其国之风俗，见其所忧之事，深所思之，事远俭约而能用礼，有唐尧之遗风，故名之曰“唐”也。故季札见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是忧思深远之事，情见于诗，诗为乐章，乐音之中有尧之风俗也。笺“忧深”至“之类”。正义曰：此二文计及死后之事，是其忧念深，思虑远也。言“之类”者，忧深思远之事，非独在此二文，以其二事显见，故引当之耳。其实诸篇皆有深远之志。《羔裘》笺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遗风。”亦以其事显见，故言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