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
［疏］正义曰：此又总言为《谱》之理也。着魏有俭啬之俗，唐有杀礼之风，齐有太公之化，卫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显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众源所出，识其清浊也。属其美剌之诗，各当其君君之化，傍观其诗，知其风化得失，识其芳臭，皆以喻善恶耳。哀十四年《公羊传》说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郑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谱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正义曰：《禹贡·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属雍州也。《绵》之篇说大王迁于周原，《閟宫》言大王居岐之阳，是周地在岐山之阳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则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内之别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于丰。《周书》称王季宅程，《皇矣》说文王既伐密须，“度其鲜原，居岐之阳”，不出百里。则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别也。今属右扶风美阳县，地形险阻而原田肥美。正义曰：《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有美阳县，《禹贡》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谧云：“今美阳西北有岐城旧趾是也。本或作杜阳。”案《志》扶风自别有杜阳县，而岐山在美阳，不在杜阳。郑于《禹贡》注云“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则作“杜”者误也。《皇矣》称“居岐之阳，在渭之将”，是其处险阻也。《绵》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是地肥美也。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难，自豳始迁焉，而修德建王业。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为西伯。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正义曰：以帝乙，纣之父，准其年世，与王季同时。《旱麓》说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瓒，黄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瓒之赐也。《尚书》谓文王为西伯，当是继父之业，故知王季亦为西伯。殷之州长曰伯，谓为雍州伯也。《周礼》“八命作牧”，殷之州伯盖亦八命也。如《旱麓》传云：“九命然后锡以秬鬯圭瓒。”《孔丛》云：“羊容问于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谓之二伯。周自后稷封为王者之后，大王、王季皆为诸侯，奚得为西伯乎？’子思曰：‘吾闻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瓒秬鬯之赐，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此诸侯为伯，犹周、召分陕。’”皇甫谧亦云：“王季于帝乙殷王之时赐九命为西长，始受圭瓒秬鬯。”皆以为王季受九命作东西大伯。郑不见《孔丛》之书，《旱麓》之笺不言九命，则以王季为州伯也。文王亦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优于王季，文王尚为州伯，明王季亦为州伯也。《楚辞·天问》曰：“伯昌号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谓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纣号令既衰，文王执鞭持政为雍州牧。”《天问》，屈原所作，去圣未远，谓文王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从毛说。言“至纣，又命文王”者，既已继父为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也。知者，以《汉广序》云“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汝坟序》云“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诗犹美江、汉、汝坟，明是江、汉之滨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纣之命，其化无由及之，明纣命之矣。江、汉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书》注云“南兼梁、荆”。其后化广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纣命也。于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正义曰：既引《论语》三分有二，故据《禹贡》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扬归文王，其馀冀、青、兖属纣，九州而有其六，是为三分有其二也。《禹贡》九州，夏时之制，于周则《夏官·职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校之于《禹贡》，无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监二代而损益之，改《禹贡》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是其事也。《尔雅·释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扬、兖、徐、幽、营。孙炎曰：“此盖殷制。《禹贡》有梁、青无幽、营，《周礼》有幽、并无徐、营。”然则此说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远指禹世者，孙炎以《尔雅》之文与《禹贡》不同，于《周礼》又异，故疑为殷制耳，亦无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于夏，无所变改”，班固不以《尔雅》为世法。又《周礼》冀、幽、并，于《禹贡》唯一州耳，相率三分无一，故从岐而横分之。据《禹贡》正经之文，取六州以为三分之二，准《禹贡》之境，论施化之处，不言当时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则于岐东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于土中近北故也。
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已所职之国。正义曰：“文王受命，作邑于丰”，《文王有声》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县，丰水出其东南。”皇甫谧云：“丰在京兆鄠县东，丰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须，徙于鲜原，从鲜原徙丰。而谧云自程，非也。丰在岐山东南三百馀里，文王既迁于丰，而岐邦地空，故分赐二公以为采邑也。言分采地，当是中半，不知孰为东西。或以为东谓之周，西谓之召，事无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丰之后赐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纣时事，已言周公曰。《乐记》说《大武》之乐，象伐纣之事，云“五成而分陕，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并在文王时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丰，则岐邦自为都邑，不得分以赐人，明知分赐二公在作丰之后。且二《南》，文王之诗，而分系二公，若文王不赐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诗系之？故知此时赐之采邑也。既以此诗系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贤人，文王承其业，文王自有圣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当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为辞耳。犹自兼行圣化，故有圣人之风。此独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后。于此言之者，明诗系二公之意也。言“己所职”者，指谓六州之人服从于己者。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之，属之大师，分而国之。正义曰：宣十二年《左传》引《时迈》之诗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时迈序》云“巡守”，则武王巡守矣。《王制》说巡守之礼，曰“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诗也。《谱》云“天子纳变雅，诸侯纳变风，其礼同”，则文王亦采诗。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诸侯之纳变风，直欲观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别贤圣之异风，立一代之大典也。
文王犹为诸侯，王业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据武王言之耳。武王遍陈诸国之诗，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风，独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最纯洁，故独取其诗，付属之于大师之官，使分而国之，为二国之风。以大师掌六诗之歌，达声乐之本，故知属之使分系也。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正义曰：文王将建王业，以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贤之行，己之圣化未可尽行，乃取先公之教宜于今者与己圣化，使二公杂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圣人之化，或得贤人之化，由受教有精粗，故歌咏有等级。大师晓达声乐，妙识本源，分别所感，以为二国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解大师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以圣人宜为天子，贤人宜作诸侯，言王者之风是得圣人之化也，言诸侯之风是得贤人之化也。以周公圣人，故以圣人之风系之，以召公贤人，故以贤人之风系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风义，一圣一贤，事尤相类，故系之二公。既分系二公，以优劣为次，先圣后贤，故先周后召也。不直称“周”、“召”，而连言“南”者，欲见行化之地。且作诗之处，若不言“南”，无以见斯义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实文王之诗而系之二公，故周、召二国并皆云“南”，见所化之处，明其与诸国有异故也。此诗既继二公，即二公为其诗主，若有美二公，则各从其国，《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无美周公，或时不作，或录不得也。乃弃其馀，谓此为风之正经。正义曰：武王遍陈诸国之诗，今唯二《南》在矣，明是弃其馀也。
初，古公亶父聿来胥宇，爰及姜女。其后，大任思媚周姜，大似嗣徽音，历世有贤妃之助，以致其治。正义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郑言此者，以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召南》夫人虽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诗文以历言。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义曰：此《思齐》文也。言文王先化于妻，卒治家国。此明二国之诗先以后妃夫人为首之意。是故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终以《麟趾》、《驺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兴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获嘉瑞。正义曰：此论二国之诗次比之意。“是故”者，缘上事生下势之称。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随其事立称。礼，天子之妃曰后，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称后妃；《召南》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为名，非为先后之别。有陈圣化，虽受命前事，犹称后妃。有说贤化，虽受命后事，尚称夫人。二国别称，而文王不异文者，《召南》夫人为首，后妃变称夫人，足知贤圣异化，于文王不假复异其辞，故《鹊巢》之序言国君以着义于后，皆以常称言之。圣王之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驺虞》于末，欲见致嘉瑞也。时实不致，设以为法，故言耳。以诗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关雎》、《驺虞》之与《鹊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驺虞》叹国君之仁心，自取兽名，别为兴喻，非叹瑞应，与前篇共相终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宪后昆，大师比之于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关雎》之应，《鹊巢》之应耳。其实作者本意不在于应，而使诗有龙凤之文，亦将以之为应，非独麒麟、白虎也。郑答张逸云：“文王承先公之业，积修其德，以致风化。述其美以为之法。能行其本，则致末应，既致其应，设以为法，是其不实致也。”此《谱》于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风大意，皆自近及远，《周南·关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苡》后妃化之所及，《汉广》、《汝坟》变言文王之化，见其化之又远也。《召南·鹊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虫》、《采苹》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与夫人同为阴类，故先于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国，江、沱之闲，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远也。篇之大率，自以远近为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汉广》、《汝坟》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摽有梅》、《江有泛》、《驺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论后妃夫人详于《周南》而略于《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则《周南》后妃，既于后妃事详，所以《召南》于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者有别，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南·羔羊》云“《鹊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文与后妃接连，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独夫人身事，文与夫人不相连接，故变言《鹊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致后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后无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详，于《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于己，自已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