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既忧百姓，天下复平，五岳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贤哲，王能任用，又锡命之，故次《烝民》、《韩弈》也。既能锡命，贤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讨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汉》、《常武》也。此则先忧百姓，次用臣以征伐为后。而小雅与之反，以蛮荆玁狁南北交侵，急须出兵，以匡中国，故先《六月》、《采芑》也。虽俱征伐，以《六月》见侵之急又先。《采芑》以夷狄既平，当修车甲，大会诸侯，因搜狩，故次。《车攻》、《吉日》以田猎征伐之类，故使次焉。以田猎选车徒会诸侯，又盛于从禽接下，故又使《车攻》先《吉日》也。是以《车攻序》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复会诸侯于东都，是序此篇之意也。既言征伐事终，外无兵寇，可以安集万民，故次《鸿雁》也。然宣王承衰乱之后，民先逃散，岂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猎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诗不以事之先后为次也。宣王，中兴贤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渐，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则规正之，规而不变则教诲之，诲而不从则刺责之，故次《沔水》、《鹤鸣》、《祈父》也。以为王恶渐大，故责正稍深，此《沔水》、《鹤鸣》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见其渐耳。王既废其官，则贤人逃去，故次《白驹》也。贤人既去，则知礼教不行，则室家相弃，故次《黄鸟》、《我行其野》也。宣王，中兴之君，不能终始皆善，录者虽兼恶以示戒劝，亦贵成人之美，故终以《斯干》考室，《无羊》考牧。若言终始之善，见仁者之过亦不甚也。《斯干》说造立宫室寝庙，生男女，明其始时之事。《无羊》类之，当为同时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见宣王终始之善明矣。《本纪》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废后及子，而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国人皆怨。故申侯与缯、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杀王丽山之下。”迁止言竟废后，去太子，不言废去之年月。皇甫谧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赎时，即与虢石父比而谮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导王为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谮废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废高明而近谗慝，使虢公专任于外，褒姒固宠于内，王室始骚。”谧言与迁事相终始，则幽王之恶，自三年之后为渐，八年、九年则其极，故《郑语》云：“九年，王室始骚。十一年而被杀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妇倾城”，褒姒乱政之事也。《召旻》云“蹙国百里”，王道衰弱之极也。序皆云“大坏”，当在八年之后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车辖序》云“褒姒嫉妒”；《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华》言申后之废黜；《鱼藻》笺云“幽王惑于褒姒，万物失其性”，此五篇经、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则多在八年之后也。其馀则无文可明，大局是恶盛之时，八年之后者，盖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卬》，后《召旻》者，武王数纣之罪云：“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卬》疾“妇有长舌，维厉之阶”，故处先也。王妇言是用，政事荒乱，致朝无贤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
其小雅《节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黄》，其次篇之义，盖以类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陈古以刺今。其馀次义，既无明文，不可臆说。此三王变雅，善者不纯为大雅，恶者不纯为小雅，则雅诗自有体之大小，不在于善恶多少也。《关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为随政善恶，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小大，所以为二雅矣。故上以盛隆为大雅，政治为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区域，而善者之体，大略既殊，恶者之中，非无别矣。详观其叹美，审察其讥刺，大雅则宏远而疏朗，弘大体以明责；小雅则躁急而局促，多忧伤而怨诽。司马迁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坟典，辞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难矣哉！”又《淮南子》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是古之道又以二雅为异区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体者少也。厉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体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论，则二雅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体，作既有体，唯达者识之，则容得有小雅无大雅，有大雅无小雅者矣。诸儒以厉王无小雅，准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经也；厉、宣、幽王，变雅也，小大之体，时俱有作，故采者并存，以示二体本自小大异区，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说变雅，美诗则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诗则恶大入小雅，恶小入大雅。考之经文，殊无其验。何则？《小旻》、《小宛》，正责厉王，谋犹回遹，不用善道，其恶固小。于《板》云“下民卒瘅，善人载尸”；《荡》云“敛怨以为德”，纲纪之大坏也；《瞻卬》云乱生妇人，“罪罟不收”；《召旻》云“实靖夷我邦，日蹙国百里”，其恶固当大于鼓钟作乐，不与德比。《采绿》，妇人思夫，“怨旷”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御四夷之寇，其功岂徒比于封一元舅之申伯，赐一朝觐之韩侯哉！此类多矣，略举一二，足明不以善恶之大小矣。
问者曰：“《常棣》闵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诗？”曰：“闵之闵之者，闵其失兄弟相承顺之道，至于被诛。若在成王、周公之诗，则是彰其罪，非闵之，故为隐。推而上之，因文王有亲兄弟之义。”正义曰：此郑自问而释之也。周公虽内伤管、蔡之不睦，而作亲兄弟之诗，外若自然须亲，不欲显管、蔡之有罪。缘周公此志，有隐忍之情，若在成王诗中，则学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为闵之。由此故为隐，推进而上之文王之诗，因以见文王有亲兄弟之义也。若云文王能亲兄弟，与之燕饮，而作此诗，似本不由于管、蔡然也。周公圣人，大义灭亲，言为隐者，亦因此以示圣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诛，逼于大义而诛之耳。以同气之亲，实怀闵伤，由此而为之隐也。而序云“闵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为之隐，故编次者进而上之，是以隐其事。序者叙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诗，又无论燕之事，若《常棣》间之，则上下非类。而文王之诗，上有《鹿鸣》燕群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旧厕于其间，与之为类，因以为文王燕兄弟之诗。言文王有亲兄弟之义，以为乐歌，非谓文王独能亲兄弟，其馀圣人不能也。如此《谱》说，则郑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为周公、成王时作。王肃亦以为然。故《鱼丽序》下王传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诛管、蔡之后，而在文、武治内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行也。闵管、蔡之失道，陈兄弟之恩义，故内之于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群臣、燕兄弟、燕朋友之乐歌焉，是与郑同也。《郑志》之说则异于此者，答赵商云：“于文、武时，兄弟失道，有不和协之意，故作诗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时，二叔流言作乱，罪乃当诛，悔将何及，未可定此篇为成王时作。”赵商据《鱼丽》之序而发问，则于时郑未为《谱》，故说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为成王时，则意欲从之而未决。后为此《谱》，则决定其说为成王时也。
又问曰：“小雅之臣何以独无刺厉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之诗是也。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正义曰：诗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汉兴始移者，若孔子所移，当显而示义，不应改厉为幽。此既厉王之诗，录而序焉，而处不依次，明为序之后乃移之，故云”汉兴之初“也。《十月之交》笺云：”《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则所云师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汉兴，传《诗》者众矣。独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诂训，无缘辄得移改也。毛既作《诂训》，刊定先后，事必由之，故独云毛公也。师所以然者，《六月》之诗自说多陈小雅正经废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则谓《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诗，当承《菁菁者莪》后，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诗也。乱甚焉。既移文，改其目，义顺上下，刺幽王亦过矣。”正义曰：言乱甚者，谓《正月》幽王之时，祸乱甚极，其四篇诗亦厉王乱恶，故次《正月》之下，以恶相从也。言刺幽王亦过矣者，谓寄四篇于幽王诗中，又改厉为幽，有言幽王亦有厉王过恶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陈正经废缺者，以圣贤垂法，因事寄意，厉王暴虐，倾覆宗周，废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宣王起衰乱，讨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详其事。若云厉王废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修小雅之道，以兴中国，见用舍存于政，兴废存于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兴复小雅，而不继小雅正经之后，颇为不次，故移之，见小雅废而更兴，中国衰而复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据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无厉王四篇之诗，则《六月》自承正经之美，无为陈其废缺矣。明于其中蹑衰乱之王故也，是以郑于《十月之交》笺检而属焉。
《鹿鸣之什》。正义曰：《周礼·小司徒职》云：“五人为伍。”五人谓之伍，则十人谓之什也，故《左传》曰：“以什共车必克。”然则什五者，部别聚居之名。风及商、鲁颂以当国为别，诗少可以同卷。而雅、颂篇数既多，不可混并，故分其积篇，每十为卷，即以卷首之篇为什长，卷中之篇皆统焉。言《鹿鸣》至《鱼丽》凡十篇，其总名之，是《鹿鸣之什》者，宛辞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鸣之什》中也，故《乐师》注云：“彻者歌《雍》，《雍》在《周颂·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为什长，以统馀篇之目也。《南陔》下笺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旧。”则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明于时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郑云“以下非孔子之旧”，则以上是孔子旧矣。知以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为序，当孔子之时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诗之下，乃云“有其义而亡其辞，置之什外，不在数中”，明非孔子之旧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则孔子什首《南陔》，复为第二，《彤弓》为第三，《鸿雁》为第四，《节南山》为第五，《北山》为第六，《桑扈》为第七，《都人士》为第八，以下适十篇，通及大雅与颂，皆其旧也。《荡》及《闵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为卷，一篇不足为别首，故附于下卷之末，亦归馀于终之义。毛公推改什首，《鱼藻》十四篇亦同为卷，取法于大雅与颂也。若然，则《鸿雁之什》乃仍孔子之旧。言非者，以毛公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志在推改。而《鸿雁》偶与旧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诂训》，篇端之序，毛所分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旧，则似之什始自孔子所为，然孔子以前，诗篇之数更多于今，古者无纸，皆用简札，必不可数十之篇共为一卷，明亦分别可知。既分为卷，固当以十为别巳有之什也。但孔子论诗，省去烦重，更以在者为什，故云“孔子之旧”，不必孔子以前无之什也。为此之什者，以其篇数积多，故分每十为卷，则不满十者，无之什矣。今鲁颂四篇，商颂五篇，皆不满十，无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颂之什之后而误耳。何者？商、鲁非周，诗犹国风之类，以国为别，假令过十以上，亦不合分，况不满十篇，明无所用于之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