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者华》，君遣使臣，是聘问邻国也。若称王之后，与诸侯礼异，不得为邻国相聘之法，则亦未称王也。此三篇之事，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时节次弟不可得而知也，称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陈馈八簋”，为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尝，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礼，定是称王之后。无文王之谥，或当时即作，或崩后为之，未可定也。检文、武大雅经每言文、武之谥，多在武王、成王时作也。小雅唯有称王后事，曾无言其谥者，又所论多称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为小雅、后作为大雅者，以六诗之作，各有其体，咏由歌政而兴，体亦因政而异，王政有巨细，诗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后也。此篇尚不以作之先后为次，况小大反以作之先后为异乎？且就检其事亦不然矣。《绵》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绵》云“虞芮质厥成”，事在称王之初。《天保》云“禴祠烝尝”，事在称王之后。《天保》在小雅，《绵》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后分属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拟述，大政为大雅之体，述小政为小雅之体。体以政兴，名以体定。体既不同，雅有大小，大师审其所述，察其异体，然后分而别之。自王泽竭而诗息，暴秦起而乐亡，去圣久远，无所传授，虽仿佛其大校，不可以言宣也。《诗》次先小雅，此郑先论大雅者，诗见事渐，故先小后大。郑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
此二雅逆顺之次，要于极贤圣之情，着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正义曰：由祖考积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陈受命，后述祖考，从下而上，是逆也。为政之法，当以近及远，今小雅先内后外，是顺也。二雅逆顺虽异，其致一也，皆要在于极尽先祖贤圣之情，着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刘、大王、王季是贤也，即《绵》与《旱麓》等诗是也。文王、武王圣也，即述文、武诗是也。天道助者，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属是也。
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鱼》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时诗也。正义曰：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明是文、武，后人见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后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经》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知《生民》为周公、成王之诗。《生民》既然，至《卷阿》皆是可知。知小雅自《南有嘉鱼》者，以《六月序》广陈小雅之废，自《华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诗异主也。《鱼丽》之序云文、武，《华黍》言与上同，明以上武王诗，《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诗也。《南有嘉鱼》云“太平”，《蓼萧》云“泽及四海”，语其时事，为周公、成王明矣。序者盖亦以其事着明，故不言其号谥焉。《由庚》既为周公、成王之诗，则《南有嘉鱼》至《菁菁者莪》从可知也，故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时诗也”。以周公摄王事，政统于成王，故并举之也。《由庚》在《嘉鱼》前矣，不云自《由庚》者，据见在而言之。郑所以不数亡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则不包《南有嘉鱼》，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为成王诗首，则《华黍》不得为武王诗未，故上说文、武之诗，不言至《华黍》也。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后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所起，人本于祖，故《生民》为先，言尊祖也。既后稷有功，世笃忠厚，故次《行苇》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饱，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次《凫鹥》言能持盈守成也。《凫鹥》止言祭神，无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后，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则神祗祖考安乐之矣，是傅会其事以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馀皆有次比之义。既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乐》嘉成王也。既嘉之，又恐其怠慢，故《公刘》、《泂酌》、《卷阿》戒成王也。召公以成王初莅政，恐不留意于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刘》厚于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泂酌》也。既有忠信，须求贤自辅，故次《卷阿》也。诗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卒章曰“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后，继体之君，调阴阳，育万物。《由庚》，万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鱼》，乐与贤也。《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南山有台》，乐得贤者。《由仪》，万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篇乐与，万物得所，更相互见，明得贤所以养物也。既万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萧》也。
言万物得所，四海蒙泽，天下无事，可以饮燕诸侯，褒赐有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见因飨燕而赐之，故先燕后赐也。既有功蒙赏，唯才是用，为天下之所歌乐，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时节则难明也。《生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制礼之时，则摄政六年后作也。《行苇》云“曾孙维主”，周公摄政之时，成王为孺子，养老之事，周公所为。《行苇》言成王为主，则在即政之后也。《既醉》告太平，《凫鹥》守成。周公摄政三年则致太平，既已太平，则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摄政三年之后，不可定指其时也。《假乐》嘉成王有显显令德，官人安民，则亦即政之后矣。《公刘》、《泂酌》、《卷阿》，同是召公之戒。《公刘》云“成王将莅政”，则歌在《行苇》、《假乐》之前也。《既醉》、《凫鹥》指论太平、守成，亦不废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作既有先后，则小雅亦当然也。小雅之中，皆无成王之言，又无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摄政之时，不可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传》为吴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鸣》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乱，致太平，乐且有仪，是为正小雅。”皇甫谧亦云：“诗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鱼丽》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则服虔与皇甫谧以小雅无成王之诗也。《左传》又曰：“为之歌大雅。”服虔云：“陈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凫鹥》是为正大雅。”则服虔又以《生民》、《行苇》、《既醉》、《凫鹥》为武王诗也。案武王伐纣，未几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泽及四海之事。《蓼萧》、《既醉》之辈，皆言太平之事，安得为武王诗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诗，《六月》之序何当废缺异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苇》曾孙维主，《书传》配天皆谓周公之诗，曾孙皆斥成王，不得为武王诗矣。《华黍》、《由庚》本相连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华黍》就上，《由庚》退下，则毛意亦以《由庚》以下为成王之诗也。不然，亡诗六篇自可聚在一处，何须分之也？服虔之误，违诗之文，失毛之旨，故郑所以不然也。
传曰“文王基之，武王凿之，周公内之”，谓其道同，终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为正经。正义曰：此传以作室为喻也。言周国之兴，警如为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凿其榱栋，周公内而架之，乃成为室。犹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纣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发行诛，旦弘道。”是其终始相成，故比合其诗，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为正经。凡书非正经者，谓之传。未知此传在何书也。
其用于乐，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飨宾或上取，燕或下就。正义曰：以诗者乐章，既说二雅为之正经，因言用乐之事。变者虽亦播于乐，或无筭之节所用，或随事类而歌，又在制礼之后，乐不常用，故郑于变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乡饮酒》云“乃合乐《关雎》、《鹊巢》”，则不言乡乐。《燕礼》云：“遂歌乡乐《周南·关雎》、《召南·鹊巢》。”燕诸侯之礼，谓《周南》、《召南》为乡乐。乡饮酒，大夫之礼，直云“合乐”。大夫称乡，得不以用之乡饮酒？是乡可知，故不云乡也。由此言之，则知风为乡乐矣。《左传》晋为穆叔《文王》、《鹿鸣》别歌之，大雅为一等，小雅为一等。风既定为乡乐，差次之而上，明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为天子之乐矣。且乡饮酒，乡大夫宾贤能之礼也。言宾用敌礼，是平等之事合己乐，而上歌小雅，为用诸侯乐。然则诸侯以小雅为己乐，而穆叔云“《文王》，两君相见之乐”，歌则两君亦敌，明歌大雅为用天子乐。故知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乡射之礼云：乃合乐《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间，志在射，略于乐。不略合乐者，风，乡乐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诸侯之礼，所歌者，明亦诸侯之正乐也。其经曰“乃歌《鹿鸣》三终，乃下管《新宫》三终”，亦不笙、不间，又不言合，明亦略乐不略其正，是小雅为诸侯之乐，于是明矣。自然大雅为天子之乐可知。若然，小雅之为天子之政，所以诸侯得用之者，以诗本缘政而作，臣无庆赏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诗。而诗为乐章，善恶所以为劝戒，尤美者可以为典法，故虽无诗者，今得进而用之，所以风化天下，故曰“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因其节文，使之有等。风为夫妇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遍化之，故风为乡乐。风本诸侯之诗，乡人所用，故诸侯进用小雅。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乡饮酒》、《燕礼》注云“乡乐者，风也。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颂为天子之乐”，是也。彼注颂亦为天子之乐，此不言颂者，此因风与二雅为尊卑等级，以见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颂耳。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举其正所当用者。然而至于飨宾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纯以大雅，诸侯不纯以小雅，故下郑分别说之。
何者？天子飨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诸侯歌《文王》，合《鹿鸣》。诸侯于邻国之君，与天子于诸侯同。正义曰：郑既言有上取下就之义，因自问而释之，故云“何者”以发端也。知歌、合如此者，《左传》曰：“穆叔如晋，晋侯飨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对曰：‘《肆夏》，天子所以飨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鲁语》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贶，使臣敢不拜贶！”由此二传论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则非元侯者不得歌之。《肆夏》，颂之族类，颂下唯有大雅，故知于诸侯歌《文王》已。传文又言“《文王》，两君相见之乐”，是诸侯于邻国之君亦歌《文王》，与天子于诸侯同也。乡饮酒、燕礼合乐皆降于升歌，歌《鹿鸣》合乡乐，则知歌《文王》者当合《鹿鸣》，歌《肆夏》者当合《文王》也。故郑于此差约而知之。传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乐之初作，皆击金奏之。《春官·钟师》以钟鼓奏《九夏》，《论语》云：“始作翕如也。”郑云：“始作，谓金奏。”晋为穆叔发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乐必先击钟以奏之。《左传》曰：“歌钟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鸣》因上有金奏之文，不须复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实《文王》、《鹿鸣》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贵人声也。”其合乐则在堂下。故《仪礼》注云：“合乐，谓歌乐与众声俱作。”明在堂下众声也。由在堂下轻，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长也，谓诸侯之长。杜预云：“元侯，牧伯也。”牧伯与上公，则为大国，故《仪礼》注云：天子与大国之君燕，升歌颂，合大雅。以《肆夏》，颂之族类，故以颂言之。牧伯为元侯，则其馀侯伯为次国，子男为小国，非元侯也，故总谓之诸侯，故用乐与两君相见之乐同。《仪礼》注云：“两君相见，歌大雅，合小雅。天子与次国、小国之君燕亦如之。”于次国与小国，与此诸侯同也。此先陈天子于诸侯，以诸侯于邻国亦如之。彼据传之正文先言两君相见，以天子于次国、小国亦如之，故与此倒也。天子于诸侯，总次国、小国为一等。诸侯相于，与天子于诸侯文同，则亦总次国、小国为一等。则次国相于，小国于次国、于小国，皆是诸侯于邻国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鸣》也。《仲尼燕居》云：“大飨有四焉。两君相见，升歌《清庙》，下管《象》。”彼两君元侯相于法也。天子于元侯，与诸侯不同，则元侯相于，与诸侯亦异也。诸侯相于，与天子于诸侯同，则元侯相于，亦与天子于元侯同，不歌《肆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则言诸侯于邻国之君，无元侯，可知也。其元侯于次国、小国，亦当与诸侯于邻国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飨元侯歌《肆夏》；国君以小雅，于邻国歌《文王》，是飨宾或上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