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着这个原则，他接着想了许多。
“有钱的人是要看不起穷人的。”
“做官的是要看不起小民的。”
“太太是要看不起我的了。”
“风停了，树叶就不落了。”
“我有了钱，太太就看得起我。”
“我有钱，父亲也是父亲了，孩子也是孩子了。”
“人活着就是这么的。…“活着就是活着。”
“死了就活不了。”
“自杀就非死不可。”
“若想逃就非逃不可。”
马伯乐一想到“逃”这个字，他想这回可别逃了。
于是马伯乐在家里住了一个很长时间，七八个月之内。他没有逃。
芦沟桥事件一发生，马伯乐就坐着一只大洋船从青岛的家里，往上海逃来了。
全船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到了上海，上海也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没有人从别的地方逃到上海来，也没有人从上海逃到别处去。一切都是安安详详的，法租界、英租界、外滩码头，都是和平常一样，一点也没有混乱，外滩的高壮的大楼，还是好好地很威严地在那久站着，电车和高楼汽车交交叉叉地仍旧是很安详地来往着。电车的铃子还叮叮地响着。行人道上女人们有的撑着洋伞，有的拿着闪光的皮夹子，悠悠然地走着，也都穿着很讲究的衣裳和很漂亮的鞋子，鞋子多半是通着孔的，而女人们又不喜欢穿袜子，所以一个一个地看上去都很凉爽的样子。尤其是高楼汽车上，所坐着的那些太太小姐们，都穿着透纱的衣裳，水黄的，淡青，米色的，都穿得那么薄，都是轻飘飘的，看去风凉极了，就是在七月里，怕是她们也要冷的样子。临街的店铺的饰窗，繁华得不得了。
小的店铺，门前还唱着话匣子。还有那些售卖航空奖券的小铺子，铺前站着满满的人，也唱着话匣子，那是唱着些刺激人、乱吼乱叫的调子，像哭不是哭，像笑不是笑。那些人徘徊在店铺前边想要买一张又怕得不到彩，白白地扔了一块钱。想要不买，又觉得说不定会得到头彩，二彩，三彩，……不仅仅这些，还有许多副彩，或是末尾的两个号码相符，也可得到三十五十、三元二元。限度还有一个一元的。一元的机会最多，买了还是买了吧，到头彩，得到一个一元的也还够本。假若是得到个二彩三彩，那还了得，富翁立刻就做上了，买上汽车，家里用上七八个仆
人，留声机，无线电……头彩虽然不容易得，但是回回头彩是必定出的，这头彩出在谁人头上，谁是把它定下了的？没有人定呀，谁买了彩票，谁就有机会，一块钱就存心当它是丢了，要买就决心买吧。所以娘姨们，拉车的车夫，小商人，白相人，游散杂人……不分等级地都站在彩票店的门前，在心里算来算去，往那挂得粉红红的一排一排的彩票上看来看去，看看哪一张能够得头彩。好像他们看得出来，哪一张要得头彩的样子。看准了他们就开口了，说：“我要这张。”指着那挂得成排的彩票，他们把手伸出去，卖彩票的人，拿过一联来，一联就是十张二十张，或者是三张二张联在一起的，好像在邮局里的邮票一样，是一排一排的，一大张一大张的。可是没有人看见过到邮局里去买邮票的人他指定要这张，或者是要那张，交过去五分钱，邮局的人就给一张五分的票子，交过一分就给一张一分的票子，假若有人要加以挑选，邮局的人岂不要把他大骂一顿。但是买航空奖券则不同，随便你挑来挑去，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买票子的人，在那一大张上看了半天，都不合意。于是说：“不要这排，要那排，卖票子的人就去换了一大排来，这一大排和那一大排也差不多，也完全一样，于是那买的人就眼花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没有了主意，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候，非下最后的决心不可。于是就下了最后的决心，随便在那看花眼了的一大排上，指定了一张，别人看了以为他是真正看出点道理来才选了这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