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三日，我依旧向自己说：“我决不过旧历新年。”那天早晨，妻叫我更换内衣。我说：“为什么？”
“周妈今天要洗你的衬衣，她明天不洗衣服了，后天也不洗，大后天也不洗。”为了人情，我无法拒绝。
这就是我下水的开始，早餐后，全家要到河边去，因为那边举行着一个很舒适的，可是违反政府不准遵照过旧历新年命令的野宴。妻说：“我们叫了汽车先去。你理了发再来好了。”我不想理发，可是坐汽车倒是挺大的诱惑，我不喜欢在河边跑，我喜欢坐汽车。我很想到城隍庙去替孩子们买些东西。我知道这是春灯的时节了，我要我最小的孩子去看看走马灯是什么东西。
我原不该到城隍庙去的。在这个时期到那里去，你会知道结果是怎样的。在归途上我发现我不但带了走马灯、兔子灯和几包玩具，还带了几枝梅花回家以后，我看到有人从家乡送了一盆水仙花，我的家乡因出产这种美妙馥郁的水仙而闻名全国。我不觉回忆到我的童年。当我接触到水仙的香味，我的思想便回到那红对联，年夜饭，爆竹，红烛，福建蜜橘，早晨的道贺和我那件一年只许穿一次的黑缎大褂。
中饭时，水仙花的香味使我想起了一种福建的萝卜糕。
“今年没有人再送我们萝卜糕了。”我不快地说。
“这是因为厦门没有人来。不然，他们是会送来的。”妻说。
“我记得有一次在武昌路的一家广东店里买到完全一样的糕，我想我还能找到它。”
“不，你找不到了。”妻挑战地说。
“我当然能找到。”我心有所不甘。
下午三时，我买了二斤半一篮年糕从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车回家了。
五时，我们吃着油煎年糕，水仙花的馥郁香味充满着屋子，我惶恐地感觉到我已犯了戒条。“我不愿庆祝什么除夕，我今晚要去看电影。”我坚决地说。
“你怎么能够呢？我们不是已请了ＴＳ－－先生来吃晚饭了吗？”妻问道。事情似乎弄糟了。
五时半，最小的孩子穿了红的新衣跑了出来。
“谁替她穿新衣的？”我责问。显然有些激动，但还庄严。
“黄妈替她穿的。”
六时，我发觉壁炉架上光亮地点着红烛，它们一层层的火焰向我科学意识上投来了胜利讽刺。这时，我的科学意识已经显得模糊低落而不真实了。
“蜡烛谁点的？”我又诘问。
“周妈点的。”是回答。
“蜡烛又是谁买来的呢？”我再问。
“什么，不是早晨先生自己买来的吗？”
“哦，我买的？”这是不可能的。不是我的科学意识使唤，这一定是什么别的意识。
我想这有些可笑，回想我早晨所作的可笑是不及我那时头脑和心志的互相冲突的来得可笑。立刻我被邻居的爆竹声从心理冲突中惊醒了来。这些声音一个连一个的深入我的意识中。它们是有一种欧洲人所不能体会的撼动中国人心的力量。东邻的挑战接着引起了西邻，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是不甘被他们击倒的。我从袋里抽出一元钞票，对我孩子说：
“阿经，拿去给我买些高升鞭炮，捡最响最大的。记住，越大越好，越响越好。”
于是我便在爆竹的“蓬－－拍”声中坐下吃年夜饭了。而我却好像不自觉的感到非常的愉快。
十四、我的旅行
我照例地在汽艇刚要开走时，到达码头。我是去漳州的，那是我所想念的故乡。我多年没有回家，那个十二月的早晨重见故里田园，不觉喜出望外。厦门距漳州约三十五英里，沿新筑的汽车道坐汽车本来一时半可达。听说这就是自我离开大学以后国内交通的一种大改进。
我们本来是由厦门岛坐汽艇去漳州，舱内旅客共有二十余人，其中有两个女学生和一个南洋富商。那个商人年约四十，脸面显得油腻，辗转的显露着他的黄金手表与镶金烟斗，但他穿的是短袜子，使我想起厦门的天气是严冬。他说话时嗓音宏朗，似乎每个人都能够或应该听到。“沙利巴亚……暹逻……安南……沙里巴亚……”这些字好像圆滑的大理石珠子一颗一颗的从他的嘴里滚了出来。在他旁边坐的是一个女人，沉静温柔，相貌也不难看，但是手上带着金镯，脖上带着一条金链，链子前边挂着一个方盒，看去约有一斤多重。那两个女学生在羡慕着那个女人，不时吃吃而笑。她们肩上围着很厚的羊毛巾，好像西班牙女人一样。但是她们穿着短裙，因此人能看见的，只有羊毛巾和两条腿。她们与南洋商人的妻子，对比得很是十足。一个代表旧式中国，两个代表现代的中国。现代中国对着旧式中国窃笑。现代中国－－或者还是说那个现代中国吧－－留着剪短烫过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