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曾穿西装革履到提倡国货大会演说，也不曾坐别克汽车，到运动会鼓励赛跑，并且也不曾看得起做这类事的人。
我极恶户外运动及不文雅的姿势，不曾骑墙，也不会翻筋斗，不论身体上、魂灵上、或政治上。我连观察风势都不会。
我不曾写过一篇当局嘉奖的文章，或是选过一句士大夫看得起的名句，也不曾起草一张首末得体同事认为满意的宣言。
也不曾发，也不曾想发八而玲珑的谈话。
我有好的记忆力，所以不曾今天说月亮是圆的，过一星期说月亮是方的。
我不曾发誓抵抗到底背城借一的通电，也不曾作爱国之心不敢后人的宣言。也不曾驱车至大学作劝他人淬励奋勉作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训辞。
我不曾诱奸幼女，所以不曾视女学生为“危险品”。也不曾跟张宗昌维持风化，禁止女子游公园。
我不曾捐一分钱帮助航空救国，也不曾出一铜子交赈灾委员赈灾，虽然也常掏出几毛钱给须发斑白的老难民或是美丽可爱的小女丐。
我不曾崇孔卫道、征仁捐、义捐、抗日救国捐、公安善后捐、天良救国捐。我不曾白拿百姓一个钱。
我不好看政治学书，不曾念完三民主义，也不曾于静默三分时，完全办到叫思想听我指挥。
我不曾离婚，而取得学界领袖资格。
我喜欢革命，但永不喜欢革命家。
我不曾有面团团一副福相，欣欣自得，照镜子时，面上未尝不红泛而有愧色。
我不曾吆喝佣人，叫他们认我是能赚钱的老爷。我家老妈不曾窃窃私语，赞叹他们老爷不知钱从哪里来的。
我不曾容许仆役买东西时义形于色克扣油水，不曾让他们感觉给我买物取回扣，是将中华民国百姓的钱还给百姓。
我不曾自述丰功伟绩，送各报登载，或是叫秘书代我撰述送登。
也不曾订购自己的放大照相，分发儿子，叫他们挂在厅堂纪念。
我不曾喜欢不喜欢我的人，向他们做笑脸。我不曾练习涵养虚伪。
我极恶小人，无论在任何机关，不曾同他们钩心斗角，表示我的手腕能干。我总是溜之大吉，因为我极恶他们的脸相。
我不曾平心静气冷静头脑的讨论国事，不曾做正人君子学士大夫道学的骗子。
我不曾拍朋友的肩膀，作慈善大家，被选为扶轮会员。我对于扶轮会同对于青年会态度一样。
我不曾禁女子烫头发，禁男子穿长衫，禁百姓赛龙舟，禁人家烧纸钱，不曾卫道崇孔，维持风化，提倡读经，封闭医院，整顿学风，射杀民众，捕舞女，捧戏子，唱京调，打麻将，禁杀生，供大王，挂花车，营生圹，筑洋楼，发宣言，娶副室，打通电，盗古墓，保国粹，卖古董，救国魂，偷古物，印佛经，禁迷信，捧班禅，贴标语，喊口号，主抵抗，举香槟，做证券，谈理学……
九、我的书架①
①原题为《我的书室》，有删节。
且说Ｍ姚英写了一篇说她处理书室中书籍的方法的美妙的文章，那方法，同我的竟那么的巧合，要是我在这以前曾发表过只字关于我处理的方法，或以前曾同她见过面的话，我真要说她偷窃了我的文思。因此我在她这篇文章后面写了一篇很长的编者按语－－我是希望编者们能在人家的文章后面写点长的按语。－－说明她的理论与我的完全不谋而合。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只是一种共同的理论而已，这大致如下：
（转译她的文章）
当然，公共图书馆或学校图书馆择用一种编目的方法，把书籍按照规定一一标签分类，当是很好的，不论是依照杜威分类法或王云五分类法。但这办法对于一个穷书生是办不到的，他没有一部全套的图书馆版本来陈列起来，他往往在上海或南京住着一幢幢的弄堂房子。这种弄堂房子通常有一间会客室，二间客堂，二间卧室，二间浴室，如果他（或她）可以有一间书房，那已算是幸运的了。此外，他（或她）所收藏的有限的书籍通常都是按着个性的，大概是偏多于他（或她）所喜欢的作者的书，而其他的作者的书则较少。那么，他对于这些书又怎样来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