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经说过，中国二千五百年来的思想，无论如何变化，千锤百炼，不离其宗，总是实践第一，这才是东方思想的本来色彩。做人是第一，文章好不好在其次，读书不读书也是工具，并非目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明明是孔子之明训，人做好了，还有“余力”，才去读书。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不曾读书，我必说他已经读过书。”（子夏）孔门看来，读书不是那么要紧，为什么呢？孔门求可行之道而已，平易笃实，直截了当。孔子不曾讲本体，也不曾讲功夫，更不谈性与天道。后来佛学东渐，晋唐极盛，中国思想，已是禅家的天下，宋朝大儒，没有一个不是学过禅。虽然立意辟佛，然而既入其室而操其戈，实际上已是援佛入儒。禅家要清心寡欲，我们也来清心寡欲；他们明心见性，我们也来明心见性；（“见性”二字本是禅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之语。）他们内视看看自己肚脐眼想我们未出生以前气象，我们也来看看“喜怒未发时气象”。由是不禅定，也已半禅定了。颜习斋所谓“静坐内视论性谈天而国亡”。就使东晋之亡，亡于清谈，南宋之亡，理学独能辞其咎吗？“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心已明了，性已见了，于国家何补？
向来儒家，就是儒。至少我少时所看见的村学究，没有一个不是畏首畏尾，踧踖不安，嗫嚅耳语，正襟危坐之辈。那里知道他们是为要明心见性，“戒慎恐惧”、“常惺惺”，为程朱所教来的？若说这些踧踖不安，嗫嚅喔咿，说话吞吞吐吐，一生不曾看过张口大笑一回的老儒生是孔门的真弟子，我心里就不服。不必说不会踢足球，不会游泳，就是以六艺而论，射箭、骑马都不敢来。是孔子之所长，乃彼辈之所短，孔子之所短，乃彼辈之所长。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可见孔子有钓鱼射箭的相当本领。至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阳明山公园，风乎草上路上，唱歌归来，更是孔门中人所不敢为而不屑为的鄙事了。最近澳洲首相虽然浮海而亡，然而他是动的，非静的，这力量哪里来的？也不见得是他们得天独厚，还是教养的不同吧。
大概宋儒理障，曲解儒道有三：
一、格物致知，转入穷理读书。这本来不能完全怪他们。以今科学眼光，自然不能不说他们格物不得其门而入，是全盘失败的。《大学》格物致知第五章已亡，朱子窃程子之意以补之，补的不好。本来知至而后意诚，在我看接不起来，知是外物之知，意是内心修养，范畴不同，不易联系，（不能说地球绕日意就诚，日绕地球意就不诚）。那时大家都以“万物皆备于我”，万物之理相同，给他硬联起来。也不仅是程朱而已，陆象山也是这个想法。但是朱子解为穷理，而穷理只在读圣贤书，由是格物变为读圣贤书，物也可不格了。说格而未尝格，在当时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解释，由是朱子之学，重学问，重工夫，也算是很负责，比起空谈心性，当下承当一派，也很可取。李二曲说：“晦庵之后，堕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当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南行述）。
二、明心见性，这种禅宗的道理，是使儒道由动转入静的最大原因，《易经》言万物生生不息，本来是动的。生生不息，无一非动，无时不动。不在动字着想，只求致虚守寂，是背乎入世之常理，禅宗本来是极聪明人的道理，是中国人的智慧碰上印度佛学所引起的反应，不关达摩。达摩面壁，由他面壁，不言之教，无言之辩，庄子早已言之。但是禅宗乃出世之学，非入世之学，以出世之学行入世之道，自然要出毛病。我们知道阳阴变易，生生不息就是动，由动可以见性，喜怒哀乐，喜有喜容，怒有怒容，喜怒未发，有什么“气象”可言，观有何益？陆桴亭评程朱“静中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说得好：“尝于夜间闭目危坐，屏除万虑以求其所谓‘中’（即未发气象）……或一时强制得定，嗒然若忘，以为此似之矣。然此境有何佳处，而先儒教人为之。……故除却‘戒慎恐惧’，别寻‘未发’，不是槁木死灰，便是空虚寂灭”。
圣人何曾教人这个样子？
向来反对这种不务实地做事，谈空说理之人甚多，不必说颜习斋指出程朱教出“弱人、病人、无用人”如“妇人女子”之弱书生，费燕峰说得尤透彻：“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冲汉无朕至奥，心无时不在腔子里，性无不复，即物之理无不穷……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他们都是明末清初亲感到亡国之痛。所以顾亭林也深感末学之空疏以致亡国之祸，所以坚决排除明心见性之流弊。“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百人，……而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之高于孔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也。”“是故性也命也，孔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
三、理欲之辨，这更是学佛不成转而学儒者的话，也是宋儒戒慎恐惧由动转入静的大原因，释迦来心理学，所以他们也来心理学，而作为天理人欲之辨，一心求“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仿佛人欲就是人生苦海万劫不复的孽障，欲求天理流行，必先断去人欲，而后涅盘可得也。这话一点也不冤枉程朱。他们最怕心不见理不明，就是因为“物欲”所蔽，求其不蔽，只有静之一法，只有戒慎恐惧，一尘不染，然后能修到老寡妇死水不波的心境，一切无动于中。这岂是所以应世用世之方？人生岂能无欲，无欲又何必有作有为，生生不息？戴东原极辟理欲为二之谬，而谓圣人必顺人之情，遂人之欲。颜习斋明言，“欲之不存，性将安附？”所以那些去欲言性，或存天理、灭人欲的话，都是犯幼稚的毛病，未曾晓悟情性之为物。王夫之最好，他说：“天理即在人欲之中”。去人欲而言天理，都是寥阔迂谬之谈。依我看来，王夫之最合现代人的心理学。他论性之动最好：“与其专言静也，无宁言动，何也。动静无端者也。故专言静，未有能静者也。性效体静之而效动，苟不足以效动，则静无性矣。既无性，又奚所静耶？性效于才，才效于情，才情之效，皆以动也。……故天下之不能动者，未有能静者也。”所以如果说静胜于动“是圈豕贤于人，而顽石飞虫贤于圈豕也”。
总而言之，宋儒的理学在孔学演化中的过程，是一种差错的扭转，使孔门平易孝弟忠信重实行的教训，转为迂阔空疏之谈。朱子之平实笃学，自然可以敬佩，只可惜他不走明道存养的大道，而入伊川冷若冰霜的迂径。影响所及，支杂破碎，遂引起明代心学之反抗，卒使清儒并宋明之学而弃之，而思汉学之复兴。至少在今日“存天理，灭人欲”是万万讲不通的。人欲净尽，不是天理流行，而是寂灭虚空，有违上天好生之德。此话还是现在不要讲好。若张子西铭，民胞物与，却是有活生生的力量，宋儒也有伟大可喜可佩之处。伊川自言“千年来无真儒”，而他弟兄独得千载不传之秘。其实千年来不曾援佛入儒，援佛入儒自伊川始。岂援佛始可以称真儒？从此而使天理人欲分为二物，儒者一味戒慎恐惧，而戒慎恐惧遂为儒者之特征，所谓“常惺惺”者，结果不免为假惺惺。此儒家之所以不是出家人，而似出家人懦弱无能之真因。
今日的世界是动的世界，是各国称雄并驾，日日改进，时时改进的世界。我们再要半禅定，准禅定，即不足以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