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充满硬毛的豪猪。但他的深度及卓识，却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他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作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了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那些外国的汉学家译得很糟，中国人自己却忽略了这件事。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难的。观念不同，思想的方式不同，而更糟的，是中文文法的关系只用句子的构造来表示，没有字尾变化，且没有常用的连接词及冠词，有时更没有主词。因此中国哲学的“源头”，直到今天，仍被覆盖在似雾的黄昏中。结果使剑桥大学前任中文教授赫伯特·吉利斯说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平凡、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在哲学观念上翻译的陷阱是很大的。仁的真意（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ｍｅｒｃ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ｍａｎｈｏｏｄ？）义的真意（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ｉｇｈｔ？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礼的真意（ｒｉｔｕａｌｉｓｍ？ｃｏｕｒｔｅｓｙ？ｇｏｏｄｆｏｒｍ？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ｄｅｒ？）甚至还不被人了解。
谈到这里请大家宽恕我介绍一段经过翻译的迂回累赘的话。它是采自詹姆士·来兹的儒家经典的译本，已被编入为麦克思·缪勒所编辑的《远东的圣书》中。来兹作了一次对文字的盲目崇拜，一种真正的外国远古气氛，比意义更是显明忠实的标志。孟子所说的在中文刚好是十二个字，当军队列阵拿着利矛坚盾攻袭敌人城堡的时候，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ｌｅｓ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ａｎ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ｌｅｓ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ａｎｔｈｅａｒｍｙ
ｍｏｒａｌｅ．）如果有人宁愿逐字直译，那就可把它译为“ｓｋｙ－ｔｉｍｅｓｎｏｔｓｏｇｏｏｄａｓｇｒｏｕｎ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ｎｏｔｓｏｇｏｏｄａｓｈｕｍａｎ
ｈａｒｍｏｎｙ．”对于任何中国孩子“ｓｋｙ－ｔｉｍｅｓ”是指天气而不能作别解；“ｇｒｏｕｎ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是指地势，而“ｈｕｍａｎｈａｒｍｏｎｙ”
是指士气。但按照来兹所译，则孟子是说：“
（ｖｏｕｃｈｓａｆｅｔｙＨｅａｖｅｎａｒｅｎｏｔｅｑｕａｌｔｏ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ｏｒｄｅｄｂｙ）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ｏｒ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ｒｅｎｏｔｅｑｕａｌｔｏ（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ａｒｉ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ｃｃｏｒｄｏｆ
ｍｅｎ．”（天所惠赐的时间上的机会不如地所提供的形势上的好处；而地所提供的形势上的好处不如人的团结一致。）辜鸿铭的翻译却永远站得住，因为它们来自对两种文字的精通，以及对于它们较深奥意义的了解，是意义与表达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受过马太·安诺德、喀莱尔、罗斯金、爱默生、歌德、及席勒等人的陶冶，辜鸿铭自信在他之前，没有人能像他这样了解儒家。他的中心观念是绕着雅与俗的问题转。雅是意指孔子对于君子的理想；而俗，用罗斯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身体与灵魂的死硬化”及缺乏感觉。使他的治与乱的辩论成为有效是由于白人帝国主义一方面用武力攫取中国的土地，另一方面它的使徒（当然包括某些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内）又武断地说“中国是信邪教的”，他们具有开化中国文化的使命，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拳匪之乱以后特别明显。用“门户开放”的名义，公然抢夺中国土地而伴以他所谓“英国的芜词滥调”来谈及文化，当白人在《北中国每日新闻》辱骂皇太后的时候，辜鸿铭大大地被激怒。他狂猛地抨击他所谓“伪善的英帝国主义”，攻击那些迎合伦敦人经商攫取钱财及“暴民崇拜”的天性，更抨击英皇帝“吃人的殖民政策”。他说他们集竖子、小人于一身，他们的灵魂十分需要拯救。这是充满了激动及报复心在内的国家主义，加上一种忠心拥护帝制反对民主的偏见（喀莱尔的影响）。
辜鸿铭认为，拳乱是人民之声。这些议论在他一九○一年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一书中表露出来。这时他正处在从迷惑中醒觉过来的心态。当然，拳乱是由传教士、鸦片、及战舰等三项因素所引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一个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白色帝国主义是无约束的。当中国的统一受威胁时，辜鸿铭只是用全力来批评及攻击英国暴民崇拜的宗教及该撤走的殖民政策。他着《近代传教与新近动乱之关系》一书，声音喊得天般高。《总督衙门来书》包含了一篇最长的文章－－《中国问题的新近纪录》（初在横滨《日本邮报》发表）。这篇文章已证明对英、法、德、美等国的文化及其衰颓作了一次历史性的考验。他的声音是尖锐的；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充满了烈酒般的讽刺。下面这一段话，是他对在中国的英国人轻微的嘲弄。
自贝康思菲尔特爵士死后，英国贵族阶级再度成为无望，他们的领袖索尔斯柏利爵士，遇见了一位有伦敦人才智的伯明罕青年。这个伯明罕的伦敦人曾企图以模仿贝康思菲尔特爵士的帝国主义旗号来谄媚英国贵族的优越感，并想在高处挥舞这个旗子以取悦安格鲁撒克逊族的自信心！真的，如果美好的英国老贵族的情景不是这般悲惨的急需金钱、理想、和主意，一个小伯明罕的伦敦人用他安格鲁撒克逊自信心的破布来领导，将会造成像苏格兰“一个兰恩血统的一文不名的少女”一样滑稽的情景①，他把自己人生。
①此文及下面一段引用文是采自１９０１年在上海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引者自注。
辜鸿铭用敏捷的，印象主义的笔触，探索德国及法国知识分子的没落。
腓特烈之后，普鲁士就是德国。德国是欧洲的苏格兰，普鲁士人是住在平原的低地苏格兰人，缺乏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