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读礼记法，先王制，次礼器、郊特牲，次儒行，次
檀弓，次礼运、中庸，次以原序读诸篇。是当时康门学术，尚是廖季平范围，并不特提礼运为孔学最上宝典也。桂学答问在甲午，时长素尚不
言大同礼运。长素到处结会，如强学会、圣学会之类，亦无大同学会。知长素甚深妙义，其时尚未到手。谭复生仁学，言大同、小康，亦偶及
之，并不郑重而道也。仁学成于光绪丙申。然则康门稍稍言及大同，应在乙未时乎？
又按：长素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自序，成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六月，时长素在槟榔屿。文中有云：“天未丧斯文，牖予小明，得悟笔削微
言大义于二千载之下。既着伪经考别其真赝，又着改制考发明圣作，因推公、谷、董仲之口说，知微言大义之所在，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知
笔削改本之所托。先圣太平之大道，隐而复明，闇而复彰，撰始于广州之草堂，纂成于桂林之风洞。”全文只言春秋，不及礼运，述始在广州
草堂，不在七桧园澹如楼也。康氏着书七桧园澹如楼之真假若礼运大同早已发明在前，此乃孔学最上、最高、最后之极诣，春秋三世，乃其
到达之层累而已，不应于此仍不溯及七桧澹如一番大彻大悟境界。然则长素礼运注至此尚未有，又一证矣。其春先为中庸注，冬又为孟子微，
始尊及子游，谓其独传孔子之道，则已驾乎公羊、董、何之上矣。盖长素至是始另得一把柄，可以超出廖氏今古学之外也。然则梁氏谓康氏大
同书着成在辛丑、壬寅之间避地印度时，其说信而有征。长素必自谓在甲申居七桧园澹如楼者，与其礼运注之倒填年月，同一篝火狐鸣，所谓
国师公欲篡圣统而伪造经典，正不啻其自供状也。
今推长素大同礼运之说，则长素所谓中国之国魂，所谓中国之人心、风俗、礼义、法度，所谓无量敷圣哲之心肝，豪杰之骨血，其实皆小
康也。凡癸丑以来不忍诸论，不过曰复君主之名位，保中国之疆土，存黄种之文明，亦不过欲力背大同趋小康耳。然则长素之尊孔子，虽先后
未变，而所以尊孔子者已变，仍自见其为矛盾相冲突矣。不忍附页康南海先生所撰孔子新教礼运注广告，谓：“徧考遗经，大书特书发明大同
之道者，惟礼运一篇。若此篇不存，孔道仅有小康，则君臣之义被攻，而孔教几倒。中国礼文，皆与孔为缘，随之同尽，则中国为墨西哥矣。”此文不知出何人笔，然殊可窥当时长素讲大同、尊礼运之一种背景也。长素以西洋有耶稣，而中国无之，遂尊孔子为教主；以西洋有美、法
共和无君臣等级，而中国无之，遂以中国为小康而别创大同一境，以礼运为之证。此等思想自震惊西化而来，与以后不忍时期所深讥于一辈维
新分子者，其实无大差异也。不忍十期参政院提议立国之精神议书后一文，谓：“孔子为道，有据乱，有升平，有太平。君臣为据乱之制，孔
子尊尧、舜之共和，倡汤、武之革命，万法俱备，众方并陈，何尝有所偏倚？且孔子言君臣，如主伯亚旅云耳。秦、汉人相称皆曰君臣，汉人
于郡将无不待以君礼，以臣道事之，此犹店肆有股东、伙计。古者君见卿降阶，有舆为下，拜必答拜，酒则亲献；后世专制太甚，与孔子无关。”则依然骑墙之见，谓尊君不足为孔病而已。彼所以自掩其矛盾冲突之点者，则谓孔子本有三世之义。方其主必变、速变、全变，则曰今
者中国已小康矣，当以大同之道进；及其主复君主，保国粹，则曰中国今方据乱世，何得遽企大同？此彼所以自处于矛盾之两极，而仍以尊孔一念为之贯也。
三世之义，本之春秋，长素曰：
春秋之作，何为也？郑玄谓大经春秋，大经，犹大宪章也。纬称孔子制法，所谓宪法也。孔子，圣之时者也，知世运之变而与时推迁，以
周世用，故为当时据乱世而作宪法。既备矣，更预制将来，为修正宪法之用，则通三统焉。孔子又为进化之道，而与时升进，以应时宜，故又
备升平、太平之宪，以待将来大同之世修正宪法之时有所推行。各国之为宪法，限于一国及一时，春秋之为宪法，则及于天下与后世。刊布春
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题词尊孔与尊西洋西洋有教主，长素则以孔子为教主；西洋有宪法，长素乃以春秋为宪法。然长素既主国魂之论，谓立国各有本末，独谓春
秋之为宪法，不限于一国一时，此则中国有国魂，而西洋可以无国魂，又推孔子太过，仍陷于矛盾冲突之例也。长素又谓：
春秋为文数万，其指数千，今所存大义微言，皆宪法原理之落落者。惜以口说不成文，而致郁而不发，闇而不明。同上／汉世廷臣引春秋
之义，奉为宪法实行之，此皆成文宪法也，公、谷写传之，在孔门名为大义，皆治据乱世之宪法也。但孔子以匹夫制宪法，贬天子，刺诸侯，
不能着之书，而口授弟子，师师相传，以待后世，故借口说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