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略当长兴讲学时境界。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凡齐
、鲁、韩之诗，欧阳、大、小夏侯之书，孟、焦、京之易，大、小戴之礼，公羊、谷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曰：“孔
子之道大，虽不可尽见，而庶几窥其藩矣。”按：此略当桂林风洞着答问时境界。惜其弥深太漫，不得数言而赅大道之要也，乃尽舍传说而求
之经文。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
，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利，在是矣。是书也，孔子之微言真传，万国之无上宝典，而天下羣生之起死神方哉！按
：此略当槟榔屿、大吉岭成四书新注时境界。
其推尊礼运者如此。何以独尊礼运？则为其言大同。长素又言之，曰：
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不别其真伪、
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羣经诸传所发明，皆三代之道，亦不离乎小康。按：宋儒自荆公、明道以至考亭，皆鄙薄汉、唐为小康，而
盛尊三代，于是有王霸之辨。今长素则并薄三代而言大同，亦扬高凿深之一例矣。……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
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羣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礼运注序今试进而一究长素提倡礼运之年月，则其事又有可
异者。礼运注之倒填年月据礼运注序，其文成于光绪十年甲申冬至，时长素年二十七。又据长素自编年谱，此据赵氏谱引是岁秋、冬始演大
同义，翌年着人类公理，后乃扩充为大同书。窃疑长素大同书思想，其来甚早，有梁氏语为证，无可疑矣。至长素以礼运为孔门教典，其事似
不应在早年。诚如礼运注序云云，长兴学记已无是处。学记以董仲舒、刘向、朱子并尊，以春秋公羊传、论语并提；而礼运注序乃以荀卿、刘
歆、朱子之说为小康，明以董仲舒言公羊三世义为大同，故贬辞不及。学记与礼运注序见解绝不同，岂有积年艰劬，得此绝大发明，而越后六
、七年，正式开始讲学，以复兴孔道自任，转于孔门最大宝典、最上妙义独秘不宣之理！若谓其时尚不合宣扬大同，则礼运注序何以云今者中
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乎？今再退一步，谓此是长素二十七岁时思想，越后六、七年，讲学万木草
堂，始悟尚非宣扬大同教义之时；则学记所重应在小康义，应先讲荀卿、刘歆、朱子一套，不应故作鹘突，以董仲舒、刘向、朱子并提，且亦
不应着新学伪经考，力诋小康学说之大本营一切刘歆古文经也。今于小康既力诋，大同又不能宣述，而孔门教义，依长素说惟分小康、大同，
试问此外尚讲何事？今与其信礼运注之年月，不如信长兴学记之年月。
两书相较，礼运注定在后，且应在新学伪经考后，更应在桂学答问后。殆长素欲自掩其伪经考剽窃之迹，故为此序倒填年月以欺人耳。长素尝谓刘歆伪造
经典，本属无据，不谓长素乃躬自蹈之。然此等伪迹，破绽昭然，明眼人自能见也。然则礼运注应在何时？曰：会长素前后诸书观之，必与其
为四书新注相先后，决不在伪经考、改制考以前，殆戊戌逃亡海外，行踪稍定，在辛丑、壬寅间，而大同书亦于是时成书也。窃观序文谓子
弟成人，尚必服以襁褓；寒邪尽去，尚必补以参苓；泥守旧方而不知变，非徒不适于时用，其害且足以死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云云，小康
隐指专制政体等而言，大同隐指立宪政体等而言。是长素其时尚主追步西化，而不过以复昌孔教为之门面，故为此大同小康、三世之说相附会。大抵言公羊改制在前，言礼运大同在后。言公羊改制，终不脱廖季平牢笼；言礼运大同，乃始见为自辟之天地，宜乎长素之必篝火狐鸣为神
怪也。实则季平亦言礼运大同，康、廖仍在同一圈套中；正如长素力唱大同而仍为四子书作新注，则仍不免与宋儒同一圈套，抑且不免与荀卿、刘歆仍落同一圈套中也。
又按：大同书初名人类公理，始着于光绪十一年乙酉。时长素年二十八。及光绪十三年丁亥，仍编人类公理，复推孔子据乱、升平、太平
之理以论地球，是长素至是始用公羊三世义，而尚未援用大同、小康之别，故书名亦不为大同。辛卯成新学伪经考，丙申成孔子改制考，此数
年皆讲今古文分别，亦未言大同、小康。康氏大同思想之来历长素大同书成题词云：“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法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
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感国难，哀民生，着大同书。”梁氏按按云：“彼时尚未成书也。至辛丑、壬寅之间，先生避地印度时，始着
成之。”其言较师为信矣。今按：长兴学记只言论语及仁，又言春秋与改制，独不言礼运及大同。朱鼎甫与长素往复四书，亦不及礼运大同一
语。桂学答问专主公羊言改制，以白虎通与春秋繁露为孔门真传秘本，赖此以见孔学，并不及礼运。梁氏本长素意为读书分月课程，经学首春
秋，先读刘申受公羊释例，次读公羊传及何君注，次春秋繁露，次礼记王制，次谷梁传。